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日前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表示,我国农业以小农经济的基础去照搬欧美模式,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已经导致2.4亿农户利益受损。他说,上世纪90年代农业产业化方案提出后,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抢先低成本上市,而今却风光不再。蓝田、德隆一个个都倒了下去,它们从股市上套了很多钱,却没有多少真正用于农业。数据显示,主营业务为农业类的上市公司在深沪两市已近200家,其平均业绩几乎年年低于上市公司的整体平均业绩水平,但农副产品近几年的价格却在不断攀升。
温铁军把世界农业经营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公司化农业体系,其特征是大农场、规模化经营;另一类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小农国家的综合农协体系。他认为欧美模式国家每个劳动力对应的土地规模是我国的800多倍,而中国小农经济几千年亘古未变,土地严重短缺,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应该借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但必须找到规避这种模式的高成本问题的途径。
温铁军教授在把日韩等东亚模式当作小农经济灵丹妙药的时候,难道忘记了WTO香港部长峰会上东南亚农民的表现吗?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多国多种族的农民,在香港扛着“人肉汉堡”,质问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你们能快意地享用吗?表现殊为激烈的韩国农民,则以跳海、抢盾牌的抗议方式发泄不满。他们高呼反对世贸的口号,说进口粮食过于便宜,他们没有竞争力,他们要争取人权。
韩国的农产品价格素以高价闻名,比国际农产品价格平均高2.85倍,其牛肉价格高达43.67美元/公斤,以至于有个夸张的说法,说韩国人开得起车,却吃不起肉!但即便这样又如何?据《新民周刊》报道,虽然韩国已成为世界第十经济大国,但在农业方面,韩国确实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三农”问题——即农民老龄化、农业空洞化、农村破产化。很多农民收入不抵债务,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源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耕种方式。韩国农民户均耕地为1.36公顷(1公顷等于15亩),由于土地经营面积小,农业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再加上随着工业化进程,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都大幅上升,农产品价格必然水涨船高。韩国农民的香港陈情,实际上是小农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曲挽歌!只占全国总人口7%的韩国农民,受到政府全球独有的优待和保护,仍有朝不保夕的破产之虞,正说明传统小农经济已经日落黄昏!中国农民人口更多(占总人口70%),土地更分散(人均不足1亩),政府的农业补贴能力极其有限,小农经济的前景无疑更加黯淡。笔者春节老家农村,发现农忙季节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达40元/每人每天,在小农经济的大背景下,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规避这种模式的高成本问题的途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某一种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不论是欧美模式,还是日韩模式,都是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根本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模式选择,到底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还是人为强加的结果;是农民自发、自觉、自主的选择,还是一些学者和官员想当然的“理想实践”,让农民的利益在官员的“政绩工程”和学者的“理论假想”上“不断试错”?一个个假农业之名的骗子公司之所以风生水起如鱼得水,钻的是官员政绩需要的空子,而学者和官员凭着他们的想像对农业、农民、农村居高临下的指手画脚,却未必是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真需要。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极不均衡,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并没有放之全国而皆准的某种统一模式。因此,不管是在“三农”问题上,还是在其他领域其他问题上,我们都不应该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人为地制造假想敌。
我们不要假想敌,但我们应该清除现实社会的真正敌人,这就是“代人做主”的路径依赖传统!岂止是“三农”,在任何领域,发展的道路都只能由利益相关人自己做主,任何人无权越俎代庖!作为社会和国家,在相关方面惟一要做的事,就是把应有的权利和自由还给利益相关者,他们自己会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会创造自己的灿烂明天。2006年2月5日 《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杨集镇李桥村虽然只有700多人,然而除夕之夜,该村村口竟然停放了40多辆豪华轿车,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全是富起来的外出务工村民。今年春节,仅杨集镇外出参与文化用品营销的人员就开着200多辆轿车回乡过节。我相信这样的报道,因为我每年回乡,也都是儿时的伙伴、如今在外地办厂、打工的“当代农民”开着他们自己的车,载着我们四处兜风。恰恰是在没有人替他们指引的道路上,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披荆斩棘,他们自己,才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他们把学者和官员都甩在了身后!
因此,学者和官员要做的,不是想着如何去替别人选择道路,而是始终应该思考,用思想和理论之光、法律和政策之剑,确保人——这些最具活力、最微小的经济体更自由、更有权利(比如农民的土地权利、自由迁徙和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升权利等),更能无障碍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自己、为社会、创造着并享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