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吴敬琏所言，从2004年至今，中国改革进入第三轮大讨论阶段。1981年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大讨论为第一次；1989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前后为第二次。

“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确面临着崭新的阶段，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在这个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专业性的思考。”作为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者，吴敬琏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

为什么在2004年和2005年会出现反思改革的热潮？吴敬琏认为，经过过去1／4世纪的改革和发展，虽然我国的经济整体实力有了明显增强，但改革也存在着四大缺陷。

吴敬琏说，从经济领域来看，这些缺陷首先表现为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

缺陷二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

缺陷三是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

缺陷四是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

吴敬琏认为，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

早在2005年年初，这一年就被定调为“改革攻坚年”，但事实上，一些专家学者更愿意称之为改革反思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最近撰文指出，先是2004年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而后是2005年由“医改报告”引起的争议，使对改革的反思浮出了水面。

孙立平说，这次对改革的反思和论争，无疑将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单纯强调深化改革，不仅可能动摇共识，而且会导致改革的推动者所难以预料的后果；而如果向后倒退，退向旧体制，更是没有出路的，甚至是一场灾难。

在吴敬琏看来，2004年和2005年，社会上的反思也好，争论也好，实际上集中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这两大主题上。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有关“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实际上正在逐渐取得共识。而对于“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的讨论，吴敬琏认为，大众对种种消极的现象广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强烈不满，而学界人士对这些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很不相同的解读。

对于学界存在的一些解读，吴敬琏评价说，一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近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重新提出十几年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他们指称过去20多年的中国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执行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吴敬琏说，这些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吴敬琏仔细看过一些关于医疗改革争论的文章，得到的印象是，无论是认为医改因为以市场化为方向而失败，还是认为医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文章，似乎都存在过分笼统，或者全盘否定地判定市场化是错误的，或者全盘肯定地判定市场是正确的，而没有对问题作具体分析。他说，如果能够针对具体门类进行具体分析，即使不能形成共识，也能明确分歧的症结所在，从而为辨明是非创造前提。

吴敬琏回忆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曾经介绍过他们的经验，“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他认为，经济学家作为知识人，应该按照“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对这些见解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独立地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