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青岛）研讨会

会议纪要（九）

对话交流

    沈鹤庭 ：西海岸新区发展的大态势已经形成，张书记带人到外面招商。在招商过程当中，企业首先想到的是经济政策，经济政策里首先想到的是税务政策，因为税务减免以后，可以直接增加企业的收入。前几年国务院给了深圳特殊的政策，现在西海岸经济新区搞中日韩的经济合作，可以利用深圳的案例向国家争取一些税务优惠政策，来促使企业更好地进驻西海岸经济新区，这是我想提的第一点。 

    第二点，企业进来想什么？想要一个好的环境。青岛的自然环境，大家都想进来，目前想的是几个服务，一个是子女的教育服务，一个是医疗服务，一个是快速的金融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里面要做到与世界上的各大著名银行的合作和融资。再一个就是当前讲到的两个安全，一个是社会治安全，一个是食品的安全。如果这几个条件全具备了以后，企业是非常愿意进入西海岸的。

    下面提三个建议：一个城市要体现现代化，关键要体现的是信息管理，城市的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建立得越早对城市越有利。第二个建议，与其普遍的开发，不如抽出一个核心区开发。比如说建一个西海岸经济开发区的标志性工程，300米、400米，或者更高一点450米，建设一个标志性的综合工程。第三个建议，刚才听到张书记介绍了，我们这里有29家星级宾馆，我认为应该引进一家更高端的以文化创意为主的一家世界级的管理公司，比如凯撒宫已经投入到了珠海，凯撒宫答应他每年世界循环演唱的中国站就建立在珠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文化创业、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台。

    王帆（青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我作为本地企业的一个代表，今天来是带着开拓视野、领悟智慧、把脉企业的需求来的。刚才听到了各位专家和企业界同仁的一些发言，确实是深受启示，受益匪浅。

    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作为一个实体经济来讲，城市的转型中，企业的转型是基础，从这个方面来讲我想谈三点。

    第一点，在当前蓝色经济的建设当中，特别是青岛企业，在这个时期要抓住机遇，这是很关键的。就是企业要把握好蓝色经济所带来的转型的机遇，乘势而上。从青岛啤酒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就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青岛啤酒是一个百年的企业，在这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起伏、锤炼、上下波动。但是近十年来，我们紧紧抓住了企业转型这样一个主题。十年来，从做大做强到做强做大，最近我们又要提出来做高做强。通过这样一种转型的战略的部署，我们在产品的品质、品牌的提升，中高端市场的占比以及技术创新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转型工作，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最近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一个教授，筛选了全球2400多家上市企业，市值在10亿美金的上市企业十年的增长分析。增长在5%以上的企业全球只有10家上市10亿美金，而中国唯一入围的是青岛啤酒，也是10家企业里面年龄最长的企业。青岛啤酒现在的销量处在全国第二位，尽管销量和第一位相差30%，但是销售收入与行业第一相比，我们超过它30%。第三点，效益情况，因为青啤是一个上市公司， 2010年的效益是中国啤酒行业其它前三位利润的总和。所以我们的品牌力，我们国际市场的认知程度，在行业上都是领先的。在蓝色经济建设中，抓机遇突出在一个特殊的经济时期，要抓政策、抓资金、抓技术、抓信息、抓人才，抓这些要素的集聚，以此来促进企业的发展。

    第二点，作为一个本地企业，希望在城市经济转型中能够为企业转型创造更加高效、务实、健康有序、法制健全、人才集聚的市场环境和发展的氛围。企业要不断进行调整壮大，这就离不开持续的深化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所催生的商业环境。我们在国内的销量是排第二位，在国际市场上，前四大公司的啤酒行业都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青啤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完全融入一种国际化竞争的环境中来。所以，在转型发展中，特别希望能创造更加公平竞争的秩序和健康有序的环境，特别需要政府创造良好严格的法制环境，能够公正消除地方保护，打击假冒伪劣，规范竞争行为，健全社会体系。在市场竞争中，我们恰恰不惧怕国际品牌公司，大公司往往是特别注重自己的公司信誉，而真正在竞争中，特别是在国内环境的竞争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在一些不规范的小企业竞争中，由于地方保护，由于假冒伪劣产品，由于一些不合法的现象，使得在竞争当中出现一些特别不正常的现象，而这是在我们蓝色经济区发展过程当中希望特别注重的。

    第三点，在一个企业转型的新的阶段中，企业自身应该更加担当应尽的社会责任。企业要特别注重绿色环保、节能减排、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守法经营，以及注重社会公德。我们不仅要求我们政府做这些，同时也要求企业更好地进行自律，真正在一种蓝色经济绿色环境中健康的发展。

    任志强：我就想讲一个问题，青岛市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化率比较低，而且城乡差别巨大，因此青岛市在新的规划中提出，要强调城乡统筹一体化。市长今天特别强调了城乡统筹一体化和蓝海战略是今年市政府提出的重点战略之一。这里有几个问题，因为要城乡一体化，要发展一些非城区的建设问题，包括我们的西海岸，包括我们的高新区等等这些都是建设为主，重点要解决城市人和农村人实物上的差别。

   目前，政府把解决贫富差别的重点放在了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问题上，我认为，政府更重要的是要把它放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的功能上来。中国虽然城乡之间有巨大的贫富差别，但造成贫富差别和造成贫富差别扩大化的，不是现有的收入水平问题，而是公共服务造成的巨大差别。举个例子，我们都反对政府“三公”问题，但政府“三公”问题会让城市的居民享受到“三公”带来的经济收益。但“三公”问题绝不会让农村的人民去享受其中的收益，它不但体现在公务人员和一般老百姓的贫富差距，而且扩大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比如说教育的问题，治安的问题，校车问题，医疗问题，养老保护问题，政府在城市这些问题上都有一个法定的投入。比如说教育，我们规定每年必须拿出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多少，而重点的部分是分布在城市，而农村恰恰因为教育的问题导致今天的贫富差别。其他还有煤、水、电、热、汽、公共流通和商品流通，从青岛来讲，800多万人口，而农村人口现在已经500多万，如果在公共服务的匹配上不能解决，而仅仅加大公共建设，或者说投资，或者工业，光靠这个是拉动不起来的，而如果政府把重点放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可能更能最现实的改变它的贫富差别问题。当这个改变之后，他就有能力改变仅仅在收入问题上产生的贫富差距。

    如果在长远的规划中仅仅说到城乡一体化而没有把公共服务和功能产品列入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可能就会造成长远的没办法取消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和收入的差距问题。

    郭庆存（海信集团公司副总裁）：坚持创新的道路不动摇，努力实现企业的转型与升级。创新对于企业来说，三个层面的创新都非常重要。

    第一，制度层面，企业改革层面，竞争性领域企业的改革其实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竞争者所面临的海外的竞争也好，国内的竞争也好，各种各样的都有，其运作的灵活程度是不一样的。创新是企业可持续成长，并且真正实现有效率转型的必经之路，而技术创新的风险和投入，以及它当期的产出是很难直接去用财务的数据来评价的。如果仅仅用财务数据来评价，重大的前瞻性技术研发的投入，它的回报是在未来的。只有一个坚持做久远的企业，才有可能在这方面投入。而中国的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如果不在这方面投入的话，未来没有前景。我们今天的竞争态势是，专利和相关知识产权在国际市场上对中国竞争性领域的包抄，已经是很难化解，我们只有被别人交付更多的学费和买路钱才能进入市场，这种局面不仅在国外体现，在国内也所态势。所以从制度层面进行创新对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保证技术创新机制上能够落地的重要一环。

    第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相比它的难点不一样。技术创新在于当期的风险投入与未来收益关系的衡量。在今天知识创新充分法制化的条件下，它已经不仅仅是竞争的武器，而且是防守的盾牌。今天在竞争性领域的所有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如果手中没有这张王牌的话，参与竞争没有底气。海信通过自主研发来构筑自己知识产权的保障体系，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不要说走出去，在市场上能够坚持多久都很难说。

    第三，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今天必须明确地面对这样一个任务。例如电视今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电视了，已经成为一个多媒体终端，这个终端真正能够给消费者带来良好的体验，不仅仅是漂亮的外衣，非常漂亮的显示画面还在于它背后业务的支持，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电视。这时候企业的商业模式在将来可能也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卖完电视就完了，卖完电视很可能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服务业务的展开，这种商业模式值得研究。

    创新面临的三个问题。一是传统的习惯和管理方法以及考评的方式使得企业的经营者更多选择短期内见效益的投入，而不会轻易选择长期在未来可能见到效益的技术研发的投入。跟国际大公司相比，我们在前瞻性技术领域拥有的知识产权少之又少，不够用。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和考核模式。二是原始创新能力目前显然不足。有人才的问题，有机制的问题，还有高水平研发的问题。前瞻性技术的创新，并占领制高点，虽然不像建一条大的平板生产线要200多个亿，但是它对支撑百年海信的健康成长是尤为重要的。三是集成创新是当前企业创新的方式。但是有不少的集成创新打着集成创新的幌子，实际上是在伪创新，这对于创新环境是一个破坏。真正的集成创新是要有灵魂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是可积累的，是可长期坚持的。海信的集成创新正在这方面去努力，我们希望能够做得好。

    我认为中国的创新在创新上不缺概念，不缺主意，甚至也有一些不错的创意，但是贵在坚持。希望通过我们的坚持能够实现我们的转型发展目标。

    哈继铭（高盛集团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我讲的主题是改革货币制度，推动三驾马车。如果仅从人口结构来看，今天的中国相当于日本的90年代，人口进入老龄化，接下来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下降。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更加努力研究探索在老龄化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潜力没有挖掘出来，是不是有制度上的障碍？如果大家看官方数据的话，全国范围内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1%，城市化率超过一半。但实际上，真正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只有30%多，差不多15%—20%的农村人口居住在城市，实际上是农村户口。这个现象不利于我们做实城市化的，对经济会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比如说，如果你是居住在城市的而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村人，很有可能就不敢消费，打工的每一个钱都会寄回家盖房子，而不会像城里人那样因为享受了相应的社会福利而增大消费。如果能够改革这个群体的户籍制度，让他们真正转变成城里人，学校、医疗、交通运输、水电气等领域都是需要追加投资的，而这种投资是有利于做实城市化的，并且也有利于消化现有一些比较过剩的产能。另外对于制造业，甚至对于出口都有一定的推动力。

    我接触到很多民营企业家，有的是海外在国内办企业的老板，经常和我提及现在需要把工厂搬到越南或其它地方去。为什么？中国的基础设施还是很好的，最让人头疼的是劳动力供应的不稳定，每年过完春节后，有一大批农民工不返回工厂，留在当地务工、务农或者从商，而企业的定单都接了，而且每年都要折腾一次。我想这些人之所以不回来，可能他在城市没有什么牵挂，他本来在城市也是被当成二等公民，孩子也不能上学，所以他离开城市的机会成本基本等于零。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是可以同时推动三驾马车的。

    另外，我想讲一些国际宏观经济的情况。因为青岛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并且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当大，有必要在现阶段了解一下欧美的经济发展形势。明天希腊大选就要产生结果，到底是什么结果？希腊会不会退出欧元区？对欧元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我觉得无非就是三种结果，一是希腊暂时不退出欧元区，但是也不会无条件承诺之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财政计划，所以接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可能不会很顺利的给希腊提供之前所达成协议的那种贷款支持，但希腊依然可以从央行获得贷款支持，所以他依然可以留在欧元区里面，而不至于马上就退出去，这是最有可能的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是希腊被赶出欧元区，从法律上来说欧元区不可以把希腊赶出去，但技术上可以做到，比如说欧洲央行都不给希腊钱，最后就会逼出去。这比第一种情形要坏，但不管怎么说，欧元区可能会建一些防火墙，把剩下的国家保护好，以免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三种结果是希腊在欧元区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退出去，欧元经济增速会再下降两个百分点，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将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我再简单说一下美国，下个星期二美联储将召开会议决议美国会不会再推一次货币宽松政策QE3，我觉得也有三种情形，但是第一种情形概率是最大的，就是推名符其实的QE3。所谓“名符其实QE3”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会进一步增大，美联储会进一步购买美国国债以增大其资产负债，这是第一种情形，这种情形我想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情形就是扭曲操作。美联储不改变资产负债额总量，但是到市场上买长期债券，同时抛售同样数量的短期债券，这种情形是相对比较弱的数量放松。第三种情形是没有实质性数量上的操作，就是把未来可能加息的时点进一步往后推迟。无论是哪种情形，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向更宽松的方向推进，这对中国是有影响的，就是说在美国货币宽松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包括欧央行）也会执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也考虑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总体来说，我觉得今年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是在二季度，三、四季度也许会好一些，至少这是我的希望。

    雷仲敏（青岛科技大学教授）：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全面推进战略转型，率先推进科技发展。

     一，青岛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后劲乏力、增长失衡、动力不足等困惑，在我们国家沿海地区同类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破解这一类城市的发展难题，重新思考在新的发展环境和新的历史条件需要引进大智慧。这种大智慧从哪里找，我觉得还是要从上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制定三步走的战略上找。

     三，改革开放30年来，在实现我国经济发展从贫困到温饱到小康，我们东部沿海城市形成了战略阵地，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投入体制改革创新、要素资源等大进大出，迅速融入了全球市场体系，为实现我国前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由小康向全面富裕阶段迈进的历史阶段，国内外发展的基础和发展的环境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变化。30年发展所形成的以市场换技术，以土地换投资，以要素驱动为特征的资源环境消耗型增长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经济发展亟待完成新的战略转型。因此，需要重新确立沿海中心城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定位，在实现我们国家由小康向全民富裕阶段迈步的过程中，沿海开放城市应该充分发挥体制机制灵活、基础设施完备等优势。继续承载起两大功能，提升和再造两大机制，避免五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碎片化。

     五，应当继续加强并有效发挥这一类城市计划单列的优势。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在呼吁，对特区城市，对计划单列城市的体制要采取改革，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强化这种计划单列的优势，进一步赋予制度创新的功能，提升国家新一轮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转型需求功能定位，引领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创新要素培育，构建改革开放平台，整合国内外合作资源等战略任务。从某种意义上看，沿海地区哪一个城市率先启动并完成了这一进程，便掌握了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到三十年发展的先导权和主动权。对青岛而言，我们建议应当率先把推动城市发展和战略转型作为“十二五”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基调，着力完成四大战略。一，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全面实施以高端产业为主导的战略。二，实现创新驱动引领的目标。三，加大区域合作、协调力度的推进。四，构建改革开放的新战略平台。

      六，完成上述战略转型，需要我们的中央政府制定相应的措施。我们提四条建议：一，加快推进这类城市的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在创新驱动方面开展先行先试，加大金融改革和支持的力度。二，加大这类城市对外发展的步伐。三，对这类城市在创新方面提出新的更加明确的导向性的指标要求。四，优化调整国家创新资源在全国的空间布局，推动和鼓励内地的创新资源，以这类城市建立起新的战略合作联盟。

    段永基：第一个体会，投资创新要重视选项目。从我们来看，除了研究市场规模之外，还要研究市场的成熟，市场不成熟，规模再大，潜力再好也不能投。英国人讲了一个故事，鸦片战争以后，厦门开放了，当时英国人一看，中国人这么多，所以一定钢琴好卖，就运了一船钢琴在厦门卸货卖给中国，结果市场不成熟，没有人买。运不回去，就把钢琴全部给当地老百姓了。我们自己在1999年和香港电信一起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中国的数据中心，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电脑使用不普及，所以我们一单生意没做成，白白花了那么多钱。所以创新投资要讲究超前，超前半步就行，你要超前一步，多半就是“先烈”。

    第二个体会，选项目固然重要，但是项目执行和团队更重要。日本松下公司的老板，当时我们和他们谈一个合资企业，谈完了以后，我说这个科研报告不错，他说那个东西不是你和我来看，那是下面人来看的。我和你来决定投资不投资。任何事都是人干出来的，项目再好，执行团队不行一样失败，投资就是投人。

    第三个体会，投资真正的创新企业要能承受挫折，要容忍失败，要耐得住寂寞。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也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一个人三灾八难都是与生俱来，任何事情都有坎坷，都会有失败，自己如何对待，政府如何对待，也是投资环境、氛围很重要的因素。当年深圳市的副市长和我在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辩论，举全国之力办一两个高新技术区，我说不行，他说行。后来证明深圳的高新技术发展确实比北京快。什么原因呢？我举一个例子，深圳创维的黄宏生，在香港因为犯罪被判刑了。统战部的领导交代我，说你去跟香港政府谈，让他回国参加“两会”。我到那去看他的时候，当时深圳市委秘书长坐在我旁边，手里拿的是深圳市委书记的信，那个信说，黄宏生你现在要被判刑，但是这是个小小的挫折，希望你不要气馁，不要灰心，我们深圳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你。我们很快会召集银行的会议，要求银行不要到企业逼债，我们相信你一定会经受住考验，度过难关。这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这就说明深圳的投资环境好，就这一件事。

    第四个体会，在投资创新企业的时候，如何把握阶段性的成功，获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做到基业长青。这个问题提出来和各位共同交流。我们93年投资了新浪网，到03年发展得很高，当时在30亿美金的市值，现在也就是四五十亿。我内心中想，中国能不能有超过100亿的互联网企业？做了很多，到现在也上不去。我们1998年投资了保健品公司黄金搭档，我们想作为一个保健品产业能不能做大，但是做了十几年仍然做不上去。这个问题提出来，和各位企业家和政府领导共享。如何把握一个企业阶段性的成功，获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做到基业长青。

    我的体会，成功容易使人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创业难，守业更难，愿意和各位企业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