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国企改革的争论开始，对已经历时27年的改革的反思和争论，成为最近一段时间引人关注的话题，这说明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反思和讨论将对中国的改革和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吴敬琏指出，在这个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专业性的思考。

　这里将争论中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加以梳理，以明确不同主张及其分歧所在。

　为改革辩护和积极主张深化改革的首推高尚全和皇甫平，其观点可以概括为：排除干扰，坚持改革。高尚全作为改革的最积极倡导者，并不讳言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他在很多会议上都曾经对弱势群体、分配不公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发表过重要见解，其中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对政府决策产生过影响。他是这样来解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过去的改革，大家基本上普遍受益。现在，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形成了庞大的困难群体。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多样化，改革触动到利益主体，于是反对改革者有之，“假改革”的也不少。他的思路很明确，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高尚全对否定改革的思潮抨击也最为激烈。他说，我们在思想上长期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影响，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一遇到问题，往往作出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判断，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改革所致。有人说现在不是要提高执政党的能力的问题，而是要纠正路线问题，认为中国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高尚全提出我们不能借此否定中国的改革实践，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不能因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皇甫平的《坚持改革不动摇》一文在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再次使用这个1990年代初配合邓小平南巡发表评论所使用的笔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其主要观点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把这些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是片面的、错误的。

　吴敬琏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明确：明确要坚持改革的方向，明确要对改革进行认真地反思。就后一点而言，吴敬琏与高尚全和皇甫平有所不同。在最近的一次论坛上，他明确指出，在我国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却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他把这些缺陷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从经济领域说，一些关键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也难于向集约式转变。这种情况下，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不满。因此，吴敬琏认为需要对改革进行认真的反思。但他同时也认为，除了关系改革整体路线的争议需要进行政治层面大是大非的辩论外，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如改革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某些口号是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色彩等，应当就事论事地讨论，虽然一些问题很尖锐，和整体上否定改革的争论还是有区别的，不要混为一谈。

　孙立平的取向与吴敬琏较为类似，但对反思更为强调。他指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反思改革的：改革是中国必然要走的道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然的归宿。在具体问题上，包括市场化、民营化、民间力量的发育等，都是必须坚持的方向。这是我们与借反思改革来反对改革、力图复活旧体制的人的区别，也是我们反思的前提。他认为，这次关于改革的争论和分歧比1980年代改革开始时的争论和分歧要大，改革的共识基本破裂，改革的动力基本丧失。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一次的分歧和争论的基础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这次争论更具有实质性。孙立平认为，19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之所以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根本在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他甚至认为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其作用发生在两个层次上：一个是决策或改革方案的制定层次，一个是决策的执行或改革方案的实施层次。在反思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新改革观的设想。这个新改革观的具体含义，经济上，市场经济的体制相对完善；法治上，法治基本健全；从社会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得以建立。同时他呼吁，要重新形成改革的新共识，重建改革的新动力，形成改革的新机制，包括反扭曲机制和参与机制等。

　杨帆是对改革批评较多的一位学者，人们往往将他归于“新左派”。但在这次讨论中，他极力与“极左”划清界限。他澄清了这样几点：第一，反思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不是完全否定这一时期的工作，而是集中于内部社会公平和外部国家安全两个方面的问题。不是把30年改革一并否定。第二，作到历史地、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第三，尊重历史，遏止目前过于嚣张的精英思潮。第四，重视工农利益，也要重视中产阶级企业界的利益，要引导他们摆脱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纳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轨道。不可简单地把“精英”与大众对立。第五，不可把中国的理论争论简单地进行两极化的归类，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是国有就是私有，不是改革就是反改革，还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等等。强调要就事论事反思改革，不能追求意识形态化。

　老经济学家刘国光是这场争论中引人注目的一位，也是持否定性意见分量最重的一位。他强调，对改革的反思不等同于反对改革。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中国较早支持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因此，他对过度市场化趋势的批评与具体的情境有关：这些年社会主义不是没讲，但是相对少了一点，因此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总体改善的同时，社会矛盾加深，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腐败和权力资本化迅速滋生并蔓延扩大。这种趋势是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不相符的。因此，现在要多讲社会主义，这符合我国的改革方向和老百姓的心理。当然，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也要多讲。只要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讲得越多越好，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改革的方向。针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他认为，用市场发展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来解释是可以的，但是有点勉强，用市场缺陷和市场扭曲来解释则更为合理。我们要尽量减少引进市场的代价，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采取措施纠正市场扭曲，弥补市场缺陷。刘国光激烈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说，西方新自由主义有很多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东西，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我们需要借鉴。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与核心，不适合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导。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经济决策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引起相当广泛的质疑和担忧。

　面对上述分歧，笔者认同孙立平的主张：为了重建改革的共识与动力，应当对改革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进程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但这种反思不应当在过强的思想对立氛围中进行，而应当将这种反思建立在建设性、负责任和理性的基础上。因为思想意识的僵硬对立，会妨碍我们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并缩小选择的弹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