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全国政协邀请吴敬琏、林毅夫、邱晓华、赵忠贤、鲁志强5位委员就制定和实施好“十一五”规划纲要等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主要有4个方面：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政绩，GDP的增长率变成首要的考虑；财政收入；要素价格、资源价格扭曲。

　政府资源配置权力过大

　吴敬琏说，在2004年7月份政协常委会的专题讨论会上，来自各方面的委员们热烈讨论了体制性障碍的问题。来自理论界、企业界的委员对照我们的现实，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吴敬琏说，它的表现是政府、官员仍然掌握着很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力。比如土地配置权力基本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不是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另一方面，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最重要的工具、最重要的手段，又是因为行政定价扭曲了，比如各种要素的价格、资源的价格都定得过低，使得企业在选择生产决策时也发生了扭曲。

　体制转变受制政绩压力

　吴敬琏举例说，有很多委员过去在政府里担任领导工作，讲了他们的切身体会，从道理上应该转变，但是他们受到两个压力：第一个压力是政绩的压力，有的委员说得很生动，增长率不到80%、90%，人代会作报告下不了台。另一个是财政收入的压力。现在的财政税收主要是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生产型增值税和产值之间是直接联系的。所以，不管道理上认识需要怎么转变，但是在两个压力下还是向着速度走，不惜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资源去支持高速度，所以增长方式就难以转变过来。

　吴敬琏说，经过上述调研我们发现，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所需要在体制上作出改革、改进就非常明确了，也具有非常好的针对性。

　京津协调不够妨碍发展

　就政府在环渤海发展应起的作用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鲁志强表示，政府的作用可能有四方面。第一就是规划，确定滨海地区和环渤海将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它们的作用，这一点现在已经做到了，而且已经发生了作用。第二就是要提供一些方便、提供一些政策，打破环渤海地区发展中间的障碍。比如大家都知道，在环渤海地区，天津和北京这两个城市的经济总量超过了上海，但是它们对周围地区的带动作用，以及这两个大城市互相促进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很多专家认为，环渤海地区没有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京津这两个城市没有很好地协调起来。第三就是要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比如环渤海地区实际由三大块组成：大连、山东、京津冀。最后一项就是要给予政策上的特殊优惠，如成立渤海银行，再比如天津周围有大量的荒地和盐碱地，在土地政策上能不能适当给予一些关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