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上说，最近中国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这将对中国的农村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还要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农村人口，形成新的二元结构的互动机制。

　但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说，尽管中国的城镇化存在种种的挑战，我们认为这在今后20年仍然是大方向，如果每年城市化比率提高1%，我们可以预见到在未来20年中国可能会有3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中国的整个经济、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四大问题突出

　他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农业转移劳动力基本工资的标准还比较低，基本权益的保护还存在问题。在一些行业一度存在着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现象，另外交纳社保基金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

　这个问题不仅对务工人员的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对中国的总需求结构，包括出口、投资和消费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第二、人力资本不足的制约。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总的来看，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结构性短缺这个历史阶段转变，相当多的行业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结构性的不足，虽然很多行业需要劳动力，但是由于受到人力资本的约束，这些行业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劳动人数。所以最近的研究反复证明，中国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受教育的程度是正相关的。一般初中以下转移的速度比较低，如果上过初中，或上过高中的劳动力可能转移的速度比较高。

　第三、不同类型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在吸纳新增就业能力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区别。流动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杭州等沿海的发达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另外一些中、小城市和内地的城市就业的吸收能力明显不足。由于就业的吸收能力相对集中，沿海地区普遍感受到了来自资源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的压力。

　刘鹤以无锡为例分析，该地区人口600万，其中150万是外来人口，测算该地区的人口环境承载的极限是800万，而目前，每年外来劳动力新增10—15万人，经过10多年的时间，这个地区将面临着来自环境、资源，特别是水的压力。

　另外上亿人跨区域流动，对中国的交通系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他们和自己的家人分离，也在忍受种种痛苦。

　第四、城市土地扩张的速度高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2000年中国城市土地面积是2.24万平方公里，到2003年达到2.83万平方公里，即城市的面积扩张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长8.08%，但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仅为4%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扩张，有强烈的土地融资和商业动机，当然这个问题和现行的财政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他指出，由于流动人口进城以后，对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存在着不乐观的判断的估计，所以这样人口也不太可能长期地留在城市，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大量流动人口造成社会管理的困难等等都需要研究。

    中国政府的基本对策

    刘鹤说，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政府正在作出积极的反映。

　第一、关于劳动力的权益保护。

　目前中央政府对劳动力的权益保护提出的明确的要求，正在制订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强制性社保》等政策的文件，许多地方也在采取一些符合实际的做法。江苏昆山注意发挥工会的作用来保障务工者的权益。他们规定，凡是出现三种情况：第一、不及时支付工资，第二、不及时交纳社会保障，第三、工作的状况可能有损于职工身体健康的，工会就需要出来维权。现在看来，在昆山的做法效果很好，昆山有60万当地人口，75万外地劳动力，整个社会处于比较和谐的状态。

　第二、对务工劳动力的培训和教育。去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安排了70亿元，用于对592个贫困县和贫困学生进行义务教育补贴；另外，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很多农村还配备了远程的教育设施，今年可能要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力度。中国最贫困的甘肃省政府意识到使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他们省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举措，开始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去年一年甘肃省转移劳动力410万人，在甘肃最贫困的地区，定西地区，也通过培训，输出了55万的劳动力，获得了11亿元劳务收入。这相当于当地财政收入的4倍。

　第三、关于廉租房和子女教育问题。

　新的劳动力进城以后，首先要住房，而且住房要比较廉价。所以沿海政府正在做这项工作。江苏正力争使廉租房每月的租金能够在100―150元之内，另外为了进行社会管理，在建设廉租房的过程中，不要使廉租房过于集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女教育，这是各级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面临两点，一点就是怎样真正为新来的劳动力提供比较好的子女教育，又不至于使当地政府承担过多的“搭便车”的风险，因为一旦政府提出我们这义务教育免费，不但劳动力本身，而且劳动力的亲戚朋友很多人都会来，往往一个劳动力可能带来十个或者几十个人，当地政府可能承受不了。

　另外一个就是建立比较好的外地务工农民子弟学校，因为有些工种的季节变化很大，怎样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要防止工作地转移造成生源的大起大落，一旦工作地转移，学生马上没有了。

　第四、关于提高流动人口定居的比重。刘鹤说，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规划要求，对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要创造条件使之成为城市的居民，对因土地被承包或土地被征用要转为城市居民，目前各地都在积极的做这个工作，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在江苏，当地政府要求为失地的农民提供三项收入，第一项是低保收入；第二项培训以后找到工作后的工资收入；第三项就是每个农民失去土地以后，要补偿两套到三套住房，他本人住一套，另外两套可以出租，获得资金。这样的话，失去土地的农民就可以获得比过去在农村高的多的收入。当然这种做法只适用于当地的农民，对于外来的人口究竟该怎么办，现在沿海地区开始实验实行“绿卡制度”。效果怎么样，尚在观察之中。

　第五、要提高不同城市的吸纳能力。他说，大量的劳动力进入沿海地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政府正在加强对城市群的规划，希望能够使城市均衡的分布。另外沿海地区明显感到人口过多的压力，力争努力提高产业层次，不光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且发展一些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这样可以使不同层次的劳动力获得不同的就业机会。

　另外，有关学术机构和研究单位在怎样通过税制改革保护耕地，以使城市摆脱单纯靠土地融资的扩张模式。

　刘鹤强调，尽管中国的城镇化存在种种的挑战，城市化在今后20年仍然是大方向，如果每年城市化比率提高1%，我们可以预见到，在未来20年中国可能会有3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中国的整个经济、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