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老师主讲，时间：2012年10月11日（周四）晚7点；地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一层国际报告厅。


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主持。


报告厅座无虚席。


吴老师准时开始演讲。

怎样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长安讲坛总第221期）

吴敬琏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年前我曾在长安讲坛有过一次演讲。这段时间对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出路，也有一些新的思考，今天想和诸位交流一下。中国经济现在处在很重要的历史关头，如何面对面临的问题，找到一个最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的出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天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分析我国“两头冒尖”的情况为什么愈演愈烈；第二是分析应对这个问题截然不同的两种思路；第三就是寄望于改革再出发。

在199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面借用了《双城记》开篇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情景。这段话描绘了英国18世纪末期的状况，“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却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十多年过去了，在我国，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看来却愈演愈烈，社会矛盾也几乎到了临界点。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的分析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找到一条好的出路。

一、“两头冒尖”的情况为什么愈演愈烈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制度体制下开辟出市场经济的新天地；与此同时，命令经济的遗产依然大量存在，使得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导致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存在。由于这种双重性的存在，这种转型时期的双重体制就带有过渡性特点。这样一种体制的作用也是双重的，好的和坏的都同时存在，所以才会出现“两头冒尖”的状况。问题在于，这种过渡性质的双重体制究竟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是旧体制逐渐消退，新体制逐渐成长完善，还是反过来，改革停顿甚至倒退了，重新回归旧体制。

从新体制的出现和逐步扩大作用方面来看，它造成的结果是正面和积极的。最重要的是解放了中国民众长期受压抑的创造和创业精神。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常常和海外人士讨论问题，他们都说全世界的华人都是天生的企业家，不过大陆例外。改革开放证明了我们并不是例外，只不过因为旧体制压抑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发挥出来，成千上万的民间创业企业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这是中国在过去30年能高速增长的最根本的推动力。

第二个方面是在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模式被打破以后，原先在农业以及传统产业中低效使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转移到效率相对更高的城市工商业，提高了效率。

在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下，由于城乡分割格局长期存在，大量资源被低效利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的贡献微不足道。因为实行了改革，各种生产要素的利用得到了结构性的改善，使得生产效率有了相当的提高。

第三个方面，对外开放也使我们在原创性创新还没有大量出现的情况下，通过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使中国生产技术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迅速缩小，也使得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升。

此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加快，最近20年国家GDP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10%，到2010年，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够保持这样的势头，甚至有人预测中国将在本世纪的20年代或30年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这就是旧体制的遗产还在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今年有一本被热烈讨论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该书作者认为，一个国家取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且为分析制度提供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分析框架。作者把制度分成两种，一种是汲取型的（也有人称之为榨取型），就是汲取大多数人创造的财富以利于少数人；另一种是包容型的，就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能够吸引更多人参与增长，并且共享发展的成果。

旧的命令经济体制就是一种汲取型的体制。在中国，这种体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就是使我们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得以长期延续。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改变增长模式的是前苏联。前苏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发现，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增长模式存在问题。苏联学者用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说法，把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叫做外延型（现在翻译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把主要靠效率提高实现的经济增长叫做内涵型的增长模式，或者叫做集约型增长模式。虽然前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提出要实现从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方式。但是，粗放增长模式却很难转变。根本原因就在于旧体制。日本以及东亚的经济学家经常提到威权发展模式，即在强势政府主导下依靠资源的投入推动增长的模式。由于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所以粗放增长模式就会延续下去。此外，行政权力大量介入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这就形成了普遍的寻租环境，不管用思想动员还是严刑的厉法，都无法制止腐败的蔓延。

什么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如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索洛改写的生产函数来分析这个问题，事情就很清楚。

Y=A·K^α·^1-α

在这个公式中，Y是总产出，是由资本K、劳动L和A共同决定的。如果按照人均产出来说，那么决定产出数量的因素就是两个，一个就是资本K；另外一个是A。这里需要对A做一点说明。在早期的发展中，人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增量（投资）决定的。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这样说的，因为斯大林认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投资是增长的唯一源泉。在20世纪的50年代，索洛对这一点提出了置疑：如果是投资决定了产出，投资增长的速度决定了产出增长的速度，那么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即因为投资的增加会造成投资回报递减。于是要维持原有的增长率就要不断的提高投资率，否则增长率就会下降。索洛对美国20世纪前49年的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美国的投资率没有提高，增长率也没有下降。于是就导出了索洛的假说：除了投资之外，还有一个决定增长的因素A，这个A被称为索洛余量，索洛把A定义为技术进步。从实际的经济计算里，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其实，斯大林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教条和马克思没有什么关系。这种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正是19世纪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也是马克思做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的结论的依据。读过《资本论》的人都会记得，马克思是这样分析的：增长靠投资驱动的结果，必然是资本（马克思把它叫做“不变资本”）对劳动（马克思以“可变资本”来代表）的比例（马克思把它叫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也就是投资率不断的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从经济方面看，一方面是产能不断扩张导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消费率降低、最终需求不足，于是就会出现19世纪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从政治上来说，由于分配格局是由生产格局决定，资本对劳动的比例的日益提高，反映在收入分配中，是资本家的收入占比对劳动者收入占比的不断提高，于是就造成所谓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马克思看来，这样就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的动荡和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粗放增长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国政府就提出要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从过去的数量扩张，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率的轨道上去。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正式提出要实现从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后来的“十五”（2001-2005）计划、“十一五”（2006-2010）规划和“十二五”（2011-2015）规划等一再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但是成效不大，进展不快，根本原因也在于存在所谓体制性障碍。甚至对于到底要转什么，要从哪里转到哪里等问题，现在越来越变得模糊了。

“体制性障碍”的提法，源于2006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在不同时期，我们还做过一些细致的分析。比如说在“十五”末期曾经有一场讨论，就是想估算一下“十五”期间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效率提高状况。结果发现很不如人意，于是就分析原因在哪儿。最终的结论是体制难以转变的根源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

当时提出的体制性障碍大致讲了几点：

一是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了主导角色。中国共产党在1992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指出，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我们在总结“十五”计划，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发现市场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还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十五”计划期间，由于城市化加速，按照现行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于是政府手中就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土地。按照当时的规定，政府征收农村土地，是按照农用创造价值作价，所以政府拿到土地的成本非常低，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把大量的农用土地转向城市用地。土地是人类生存非常重要的基础，掌握住大量的土地就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就是银行体系。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国有的银行，虽然信贷银行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但是各级政府在信贷的发放上有很大的权力。于是，土地和信贷资源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所谓GDP崇拜。GDP崇拜不仅是组织部门的偏好，而是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由于各级政府变成了经济主宰，政府官员的政绩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率，所以各级政府就要动用配制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绩，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遍地开花。此外还有一些因素，比如财政体制，无论收入还是支出都和GDP挂钩，因而政府愿不愿意，都要去营造GDP的高速增长。

    三是资源价格扭曲。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各种资源和上游产品的价格定价偏低，价格的这种扭曲鼓励了资源和能源的浪费，形成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畸形发展。

 “十一五”强调要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提出要发展一些新兴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创新能力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创新转化为商品和实现产业化步履维艰。经济学家做了很多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问题仍然出在体制上。要使创新、创业更加活跃，就需要进一步提升市场制度，建立起一个鼓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在国家起步追赶先进国家时，由于前人的发展经验已经存在，所以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确定产业发展重点的有效性比较高。但当需要原创性技术推动产业发展时，面对创新的极大不确定性，政府掌握信息的能力很差，继续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制定计划、确定技术方向、决定重点项目，成功的概率就很低。如果有一个好的体制平台，让企业和创业者千军万马的去冲击，总体来说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尽管目前市场机制初步发挥作用，但还停留在很低的发展阶段，即所谓原始的市场经济阶段，缺乏规则，缺乏完善的产权保护，而政府还在扮演主导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之下，创新往往会夭折，即使勉强的成长起来的企业也会出现所谓“小老头树”现象——企业的年龄已经不小了，但是始终无法做大做强。政府用指定产业发展重点、指定技术路线等办法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生失误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二、面对问题的两种分析思路和应对策略

在20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半统制、半市场”经济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就是前面讲的新、旧体制是此长彼消，还是此消彼长；是旧体制消失，新体制成长，还是新体制逐渐淡化而旧体制复归。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领导就已提出过，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双重体制的胶着对峙”，要突破这种状况，就得推进全面配套的改革，建立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这种探索被1988年的严重通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打断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改革停滞了几年，所以整个经济处在非常困难的状态。1990年12月邓小平和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的谈话，提出要搞市场经济，不然的话连信息都没有，那是自甘落后。1991年2月在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又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讲了这个意见，由当时上海的一些新闻工作者以“皇甫平”的笔名报道，但是受到了支持旧体制、旧路线的人的强烈反对，爆发了一场争论。主流媒体出来批判皇甫平所转达的小平的意见，但是在党政机关里，还是有一部分人认为小平同志的这些意见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是唯一的能够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道路。大致从1991年春天开始，党和政府中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和学者在一起，探索如何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到了这一年的10-12月，江泽民总书记先后召集了十一次座谈会来讨论国际和国内的问题。在这些座谈会上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灭亡。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说了很多年，为什么会“垂而不死”。第二个问题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说苏东剧变，原因是修正主义，或者是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另外一种意见说苏联的失败是因为它本身制度上严重的缺陷。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个问题是座谈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十一次讨论会中有五次是讨论这个问题。与会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国应当建立市场经济。这个讨论还有一个特点，不是就口号论口号，而是立足于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来讨论。比如我自己提给会议的书面材料有两篇。一篇是一个背景材料，叫做“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另一篇是我的发言要点。背景材料的标题完全是我们经济学的一个学术性文章，就是讨论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效果。在这次会上也把政治上的口号选择和经济学分析结合在一起讨论。

1992年6月9日，党的领导人按照惯例就党代表大会的基调做了一次讲演。在这次讲话里，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社会上对于我国改革的目标和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几种不同的想法，他个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的讲话不是简单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而是给市场经济做了一个经济学的界定。他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前些时凤凰台播出了上海的周瑞金和记者的对话，他说邓小平原来很犹豫，担心提出市场经济的口号会引起党内大的争论。出乎意料的是，讲话传达以后，并没有出现激烈的反对意见。所以在1992年的10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确定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到今年已经是20年过去了，当时明确的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在顶层设计确定以后，大概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经济学界介入的比较多，设计了各个方面的改革方案，并且大致确定了它的时间顺序和配套关系。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一共是50条，对经济体制的各个主要的方面，也就是市场经济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改革的目标、顺序、进程和配套政策做出了规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出了改革的总体规划。从1994年开始，按照这样的总体规划，全面的推进了中国的改革。这次改革对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里可以举其中一项外汇改革的例子。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规定外汇并轨，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这个改革方案从1994年1月1日开始执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在此之前，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和逆差是交替进行的，大多年份还是逆差。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保持顺差，而且顺差越来越大，完全改变了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外汇紧缺，甚至有一些年份国家外汇储备支撑不了贸易正常结算需要的情况。

在那以后，比较重要的就是1997年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次代表大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以前党和政府决定里没有涉及到所有制等问题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提出了要进行以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为核心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

把所有这些改革加在一起，我们就能够在20世纪末期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不过，初步框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了，它还存在很多命令经济的遗产，特别是政府职能、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是不是中国政府的领导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呢？我想是看到了。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出台，说明领导意识到当时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远不完善，改革的任务仍然很重。

要消除经济发展存在的体制性的障碍，使市场经济逐渐完善，不但需要经济方面的改革，还需要政治方面的改革。因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立法治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提出提升政治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来一些党和政府决议中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有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实现，比如说社会保障机制。总之是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的体制，到2003年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聚在一起回忆，一个很切合实际的决议为什么没有执行呢？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改革总会使得一部分人放弃原来已有的权力和利益，特别是在经济状况很好的情况下，要想使多数人放弃已有的利益去谋取更长远的、更根本性的利益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就会发生改革的停顿。

拿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来说，到了2002年，主要领域的改革方案都得到了批准，但是进度就差别很大了。比如电力部门，原来认为是一个垄断性的部门，但是根据十五次代表大会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决定，研究了世界各国的经验，发现这并不是清一色的垄断部门，而是四个环节的情况各有不同。于是大致上借鉴了电力改革比较成功国家的经验，制定了一个方案，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方案。

电力改革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厂网分开”，发电部门不是自然垄断的部门，所以要把发电厂放开；普遍认为电网建设是自然垄断的部门，在中国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保持国家的垄断地位。第二个部分是“竞价上网”。第三个部分是“输配分开”。输电网就是变电站前面的那一段，配电是变电站以下到每一个用电户这一段，把这两个部门分开。第四个部分是“放开售电市场”。这样一来输电和配电就变成像高速公路一样，上面跑的车辆可以是竞争的。但是改革的第一步迈开以后，后面的三步就停顿下来了，以致到现在中国的电力市场还是电网一家垄断的市场。

国家已经批准的改革却进展缓慢的还有铁路。铁道部是超级的政企不分的国企。一般的国企还没有自己的警察、检察院和法院，它却全有。

改革的停顿使旧体制遗产继续在发挥作用，许多党政领导把旧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看成一个最好的发展模式，用强势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来支撑高速度增长，甚至将其视为发展经济、创造政绩的不二法门。这样就使粗放的增长模式不但没有转型，而且得到了增强，同时使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旧体制造成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得以持续，另外就是寻租制度基础的扩大。

在原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旧体制遗留行政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的环境，使腐败蔓延，但是旧的意识形态解释说，腐败的蔓延是市场或者资本主义影响造成的，所以政府应当加强控制；而政府管制的加强又使得寻租的基础进一步扩大，使腐败更加蔓延，深入党政组织的机体。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政府的管制权利愈来愈大，政府掌握的资源愈来愈多，腐败猖獗，达到了惊人的规模。

把这种思潮归拢起来，在本世纪的初期就出现了另外一种顶层设计，或者说另外一种发展方向，这就是要从改革的道路上开倒车，退回去。这是一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依靠强势政府，强化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用海量国家投资来推动增长。东亚国家在讨论中把它叫做“威权发展模式”。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各国政府采取某些短期政策比如说救助一些私营企业，甚至收购一些私营企业，这样一些短期政策似乎证明了西方国家也在学社会主义国家的样子，也在实行国有化。此外，因此这种主张也得到了某些短期效果的支持，比如他们举出一个证据，就是所谓“高铁奇迹”。铁路和高速铁路在中国还需要发展。在一些人口密集、经济活动密度大的地区建设高速铁路因为有外部正效应，哪怕不赚钱也应当做。问题是我们用了一个超级国企来做这个事，结果造成了资源大量浪费和严重腐败。另外一种论据就是有的地方靠强势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实现了GDP连续14%-15%的持续增长，实现了超高速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最大的危险性于，在中国的条件下，它很容易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所说“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现在，这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不同的发展道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进入21世纪以后，后一种思想取得了相当大的优势，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国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从微观经济来说，是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效率降低、产能过剩和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从宏观经济来说是消费需求不足、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和通胀压力增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两难困境，社会矛盾加剧。由于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官民关系紧张，一些矛盾都激化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之下。

不过我们应当看到，矛盾的激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唤醒人们对于自己所处状态的认知和需要推进改革的觉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推进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实现持续稳定地发展；只有推进改革才能遏制腐败，清明政治，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三、寄望于改革再出发

今年以来，似乎从领导部门到基层广大民众，许多人都看到了这样下去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变成一种积极的力量推动。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制止开倒车的行为，希望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增大了。

从实际状况来看，确实出现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而且今年以来看来这种可能性在增大。一个就是前几年被短期效益所掩盖的问题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用威权发展模式管理社会和发展经济的样板，比如说高铁，比如说像重庆，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也正在逐渐的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改革创新，赢得愈来愈多的人的支持。

目前很多改革开始从地方和部门推进。上海市的国有资本正在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上海还开始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试点。“营改增”本来从上到下都有很多人有顾虑，但是上海开始试点以后，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瑕疵，但是很多地方都明显的看到了它对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所以从国家的税务总局到地方财政部门，有更多的地方要求参加试点。

去年广东实行了民间组织无挂靠设立，这也是社会长期呼吁事情。民间组织是部分的民众处理自己范围内的社会事务的组织，它并不需要在行政单位挂靠就应该可以建立。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全靠政府管理根本做不到也做不好。此外广东今年的工商登记改革也是很重要的，它实现了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和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所谓“非禁即入，非禁即行”。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活动，本来是每一个公民的天然的权利，不需要行政长官的批准。当然，为了社会利益做出某些行政上的规定是可以的，而且有的时候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只要没有法律明文禁止，公民应该有权自由选择。据我所知除了中关村基本法，没有一个法律明确了这个原则。广东省的领导同志在前几年已经提出过应该实行“非禁即入，非禁即行”的原则，在工商登记问题上开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按照过去的想法，这好像是大逆不道，没有经过政府的批准，你怎么能够随便去从事什么活动呢？但是这一步迈出以后，现在看来包括中央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也认可，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还有广东最近的审批制改革，这件事情在本世纪初期曾经做过。当时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尉健行书记提出过一个命题，说我们不能光靠党纪国法，要从源头上反腐败。源头在哪里？源头就是行政审批，所以曾经有两年推进过这项工作，清理审批。后来又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就是把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利限制在有限的机构，比如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不能再随便设立行政许可制度，这都是符合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但是不管是中纪委做的从源头上反腐败清理审批制，还是后来的行政许可法，都是虎头蛇尾。特别是在经济出现了萧条，或者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情况之下，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给人找到借口重新强调了审批或者是变相的审批，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备案制，审核制等等。今年广东省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也得到了国务院的肯定。

近半年来，各界人士对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有很多讨论，可以做不同的归纳。比如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私用品领域来说，加快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核心。对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农地改革等等都有很多讨论，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二是公共品领域，财税改革讨论的是最多的，对市场监管和反垄断执法讨论的也很多。三是第三领域，即公民社会的建设。

从最近20年的情况看，我们改革的难点和弱点都跟政治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牵扯到政府在市场交易中是起裁判员的作用还是它自己下场踢球，牵扯到怎么看待和对待行政性垄断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改革，都涉及到政治的改革的问题。所以为了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有三个最主要的内容，即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施宪政。这三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我考虑，实施宪政固然是政治改革的终极目标，但是从建立法治入手，不但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可能更容易处理各种各样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问题。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建立法治。在早期市场经济中，可以把市场规则的执行和合同的执行建立在人对人的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之上。而对于进行非人格化交换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就必须依靠规则，也就是说要靠法治。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很多人都期望即将召开的十八大能把我们对于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得出的结论都写到十八大文件里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对照1992、1993年我们上一次大转折、大进步的起点情况来看，它是经过长期准备，在1992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顶层设计，然后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三中全会定出了50条。前面是一个总体规划，后面是按照这个总体规划的具体推进。如果说这经验是带有某种普遍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期望在十八大形成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共识的基础上，再进行扎实的工作。期望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制定出一个新一轮改革的总体规划，踏上全面推进改革的征途。

            （论坛秘书处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