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收入差距的拉大已开始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健康和速度。国家发改委的报告说，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到合理值的上限，达0．4左右；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收入的4.6％。

    “在处理收入差距拉大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少说多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说，他见过的不少国外经济学家，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是多少，但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却大炒基尼系数，结果却是民众对不平等的抱怨和仇富心理。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们该反思如何引导舆论。”易刚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城里的平等待遇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慈善事业的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法。

    “提出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是很有必要的。”吴敬琏说，但是问题是要理性地思考，光提出问题却拿不出解决方法，只能使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

    吴敬琏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曾发表过关于基尼系数的抽样调查，当时就提出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但没有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收入差距拉大到这么大的程度，原因是什么，学界有一点讨论，但是没有很认真地深入地去讨论它。”吴敬琏说，直到最近两年才出了个解释：因为市场化改革过分重视效率，所以造成了平等受损。

    “我没看到过相关数据，对这样的解释，我是很怀疑的。”吴敬琏说，复旦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一位大学校长告诉他，这两年他们那个地方最容易发财的是开采小煤矿，基层官员、乡镇官员入干股，一个小煤窑就能赚几千万元。吴敬琏认为，据此判断，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应是机会不平等，而腐败则是导致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吴敬琏说，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能促进劳动积极性，但是腐败造成的不平等，只有负作用，没有正相关。消除解决腐败的惟一途径，是实现市场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权力寻租现象。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刚也说，需要明确的是，腐败并不是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因为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现在市场经济货币化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而解决的办法只有进一步体制改革。

    樊刚说，腐败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计划经济时代，连售货员卖猪肉都有公权，都可能出现腐败现象——他可以决定卖给谁瘦肉、给谁肥肉。而市场经济的改革，就是把大量的公权取消，变成私权。公权越少，监督、惩处腐败的成本相对越低，越有可能惩治腐败。樊刚说，垄断造成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收入不均的问题，也是因为体制不到位，因为有些领域还没实行市场经济的制度。

    “我们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缺陷，也导致了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樊刚说，过去二三十年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如何保护低收入阶层利益、如何扩大扶贫范围、如何保障低收入者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公共政策，确实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全民医保、老职工的社会补偿等问题，都是国家财政完全能够做得到的。”吴敬琏今天也呼吁，社会保障系统一定要尽快建立起来。

    “分析原因，收入差距拉大现象不是一两个政策能解决好的。”樊刚说，解决问题基本的手段、基本的方法，既包含着深化改革，积极把改革推向前进，又包含着我们要持续、长久地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然后还要调整我们短期各方面的公共政策。也许调整公共政策相对时间要短一点，但是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问题的。“中国也许刚刚进入收入分配扩大比较明显的阶段，也许在今后几十年，这个问题会伴随着我们。”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