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报业网讯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第100期庆典活动"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说，他见过的不少国外经济学家，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是多少，但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却大炒基尼系数，结果却是民众对不平等的抱怨和仇富心理。（见《中国青年报》6月26日）

　　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的话语，我们发现，对不平等的抱怨和仇富心理竟然是炒作基尼系数的结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笔者对此深感困惑。简单地说，笔者以为，这是预设仇富前提的思维逻辑。众所周知，对不平等的抱怨，并不是我们社会特有的现象，即是在发达国家，也会看到部分公众对不平等的抱怨，只不过在我国转型期，这个现象表现的相对突出罢了。事实上，有没有对基尼系数进行炒作，是一个大可存疑的问题，反过来说，即使炒作了，就能引起公众的仇富情结吗？如此结论，如此逻辑，从本质上看，是对贫富差距过大这个真问题的无视。

　　反过来说，我国公众为什么对基尼系数敏感？笔者以为，这与我国基尼系数本身的迷雾有关，当然也与基尼系数代表贫富差距有关。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和学者告诉公众的基尼系数并不统一，再加上有关部门对基尼系数的遮掩和模糊态度更加重了公众的敏感度。国家权威部门的说法认为，其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标准0.4，而学者们一般认为已经超过0.5。据世界银行估算，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22，1995年为0.38，2000年达0.458。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迷雾般的基尼系数恐怕才是导致公众对其敏感的原因所在。

　　笔者以为，仇富和基尼系数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二者的指向是鲜明的：贫富差距过大。只有正视贫富差距过大的事实，而不是用预设的仇富逻辑来堵塞公众对贫富差距过大的担心，才是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关键所在。从一些调查数据来看，公众对贫富差距的心态和心理预期已经影响到对社会公平、公正的信念。而必须明确的是，公众对于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可以接受的，但对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是无法接受的，而正是后者才有可能导致公众产生仇富心理。

　　因此，笔者赞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的观点，他认为"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这种认识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而不是隔靴搔痒，更不是混淆视听。一个简单事实是，在改革中收益最大的是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及与其相联系的人群，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却最小。收益最小的普通老百姓却不得不付出最大的代价、承担最大的风险。一个只是由少数人受益的社会不是一个公正的、健康的社会，一个贫富分化过于悬殊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病态的、畸形化的社会。

　　国家发改委的报告说，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收入的4.6％。由于我国在过渡期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收入，实际的贫富差距情况可能比调查数据所反映的还要严重得多。我们应明白控制贫富差距的着力点不在于消除不平等，也不在于消除收入水平在两极间差距的拉大，而是避免整个社会分裂成为有钱人和穷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因此，应消除基尼系数的迷雾，更不能用预设仇富前提来回避公众对贫富差距过大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