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总第225期于2012年11月15日晚7时在清华经管学院开讲,论坛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发表主题为：“中国必须通过的减速关"的精彩演讲。本期讲坛由清华经管学院副教授马宏主持。

中国必须通过的减速关

蔡 昉

中国要经过一个减速关，似乎看上去不那么乐观。因此，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减速，以及为什么说减速是个重要的关口。我们究竟是不想让它减，人为的把经济增长速度刺激起来，还是正视减速的趋势，坦然接受它，同时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这是本讲座意图回答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决策者和社会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所以，当前的确是一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时刻。答案应该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拍脑袋、想当然。

一、“狼来了”并不可怕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而党的十七大时提出的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前十年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目标。现在还剩下十年时间，如果再强调人均GDP翻番，就意味着要求更高的发展速度。因此，这次提出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再翻一番。在2010的基础上，我们去年增长了9.2%，今年应该在7.5%，甚至可能还会更高。再往后看，其实不需要7%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就可以翻番。这个目标是很宏伟的，但是并不要求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我们可能留出余地来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三十余年，我们一直是以接近10%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更是高达11.2%的速度。所以大家感觉如果降到10%以下，甚至到8%以下，显然是减速了。

今年上半年一直到现在，大家听到的都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历来国际上总有人在唱衰中国，讲中国崩溃论。国内也有很多人经常在担心。以前喊了很多次狼来了，狼都没有来，但是截止到今年九月份，狼好像终于来了。

图1是1—9月份的GDP增长速度数据。从2006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1—9月份的增长速度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低。今年我们是7.7%。看上去终于被说中了，中国经济要减速了，那些喊“狼来了”的孩子们顿时欢欣鼓舞。但是狼来了以后好像也没那么可怕。我们一直害怕经济增长速度跌到8%以下。

图1 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率比较

温总理多次讲，我们不能跌到8%以下，遭受金融危机也要保8%，因为担心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就会产生社会问题，居民的收入就会下降。今年1—9月份的增长是7.7%，真是到了8%以下了，然而到9月份，新增就业完成全年计划新增就业数的114%，不仅完成了全年计划，还超额了14%。通常我们是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来描述就业情况，1—9月份登记失业率是4.1%，和去年、前年都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连0.1的提升都没有。同时我们也看到，到9月份，有18个省市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接近20%。提工资意味着劳动力还是不足的，招工难胜过就业难。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形势并没有像以前认为的，降到8%以下我们就承受不起了。

图2显示的是，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开办的劳务市场上，要招工的和要找工作的数据。即用岗位数做分子，用找工作的人数做分母，很显然比值大于1的话，就是岗位多，求职人数少。如果小于1，很多人就找不到工作。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是1.05，岗位还是比想要找工作的人多，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当然其中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大学生想找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

图2 2001年以来的求人倍率变化

为什么我们一直怕狼来了,但狼真的来了以后,却没有显示出它的凶恶的本性？我们的就业并没有受冲击，并不是说以前我们错了，而是说今天的劳动力市场格局跟过去不一样了。基本的原因就是，如果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就不会产生对就业的冲击。潜在增长率，就是根据现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决定的正常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有一个前提，即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如果实际增长速度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充分就业，甚至还可能出现招工难。2012年年初召开“两会”的时候，温总理宣布预计GDP增长是7.5%，到9月份为止，实际增长率是7.7%，仍然高于我们估算的2012年的潜在增长率7.5%。很显然就不会造成对劳动力市场上大的冲击。

再从更长期的因素来看。人们都在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没有人说越慢越好。其实，快当然好，但是不应该说越快越好。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说谁越发达，谁的增长速度越快。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赶超现象，你落在别人后头，只有快于别人的增长速度才可能赶超别人。

图3最左边是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随后是几个代表性的穷国，它们的增长速度都很快，大概都在6%-8%的水平上。再以后是所谓的金砖国家,总体上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其中有的更快一些，有的稍慢一些。再往后是发达国家中经济比较正常健康的，像德国、美国。发达国家里头比较差的日本、希腊，都是负增长。正常健康的国家也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我选了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它们是正的增长速度，但是慢于赶超国家。赶超国家处在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可能缺资本，技术差别大，如果条件具备了，能够有投资增长，再多借鉴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赶超速度就会快一些。实际上，越是发达的经济体越不可能实现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

图3 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

为什么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在赶超的过程中，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多的解释。一般来说，解释经济增长重要的一条是制度。但是，如果战乱、政治腐败或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等这些因素都解决了，或者假如大家都在相同的背景下，条件不变，技术差距反而是一个后发优势。有没有人口红利也很重要。罗伯特·索罗是所谓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他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不断投入其它要素比如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快。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生产率的进步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表现超乎于其它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就更快一些。

在这个假设之下，克鲁格曼在上世纪90年代就批评亚洲四小龙，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就是说只投入劳动和资本，但是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好。因此他预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和苏联模式一样，最终都要停滞下来。虽然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金融的冲击并没有伤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增长，亚洲四小龙无一例外进入高收入的行列。克鲁格曼预测不准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没有看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人口红利，存在着二元经济，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到高生产率的部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些经济体可以不断地靠投入得以增长。可见，有没有人口红利决定了有没有赶超的机会。中国增长过程就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之下，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所实现的。

二、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较快，比重比较高，绝对数量比较大。因此，不用担心劳动力会短缺，永远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当作分母，把其它的依赖性人口比如年幼、年老者的当作分子，会得到不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这可以帮助实现高储蓄率。因此简单的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就可以带来人口红利的窗口。迄今为止，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被抚养的少年儿童数量在减少，老年人口虽然也增长，相比于劳动年龄人口相比较慢一些，绝对数量没有那么高，抚养比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一段时期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

一般讲人口红利是劳动力多、储蓄率高，其实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看。过去的30余年，几乎在所有的增长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的因素。对此我们做了一些分解，但是把它们合并在图4中。过去30多年，我们是每年平均接近于10%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大的71%的贡献是资本投入，就是这个资本投入也是充满了人口红利。有两点大家需要理解，第一点是我刚才说的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生产出来的剩余可以储蓄起来，可以实现高储蓄率从而资本积累，就有资本可以投入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持续不断投入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意味着打破了新古典假设的约束，因此不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靠投资取得经济增长也就是可行的。

图4 过往高速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

说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一般人们可以无限地列举，比如推进改革、改善管理、技术进步、资源重新配置等等。其实它主要是来自两个部分，一个是技术进步，还有一个资源重新配置。你把劳动力、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配置到生产率高的部门，生产率自然就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部分与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分解，也反映在图4里面。跟前面不是一个模型，但是意思差不多。专门看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块，这里全要素生产率是17%，其中8个百分点是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更高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创造，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接近一半。由此看来，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上来自于人口红利。

当然，这并不是说体制因素不重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国人口红利就开始下降。只有改革开放以后，以及中国加入WTO，融入了全球化经济，我们才开始大幅度获得了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渗透于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是在制度条件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实现高于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

不过，符合逻辑的结论是，如果人口因素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没有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所有源泉都会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增长减速是什么样的关系，迄今为止还没有讨论清楚，原因是过多的肤浅研究在干扰人们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当人们还在争论人口红利是什么东西，或者争论人口红利什么时候消失时，我们发现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已经没有必要争了。

最近的人口普查是2010年。根据这次普查的数据，可以清楚的看到，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2010年之后是绝对的减少。不是说在减速，而是绝对的减少，劳动力供给是负增长。以15到59岁人口做分母，15岁以前的人口和60岁以后的人口做分子，就是人口抚养比，2010年之后开始提高，而不再是下降了。按照我们前面说的，看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一个是从正到负，一个是从负到正。根本性转折很自然的意味着，从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当然说它还会有一些潜力可以挖掘，但总的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人口这一个因素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

图5中劳动力的增长率，2010年以后是负的，即今后它是负贡献。投资的增长率过去非常高，今后我们假设它一定会下降，因为将来储蓄率也不会有那么高了。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们没有说它一定会大幅度的下降，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大幅度的提高，按照趋势描画了一下，假设趋势不变。

图5 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变化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两个问题。一是人们通常是把15岁到64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我们为什么提出15岁到59岁？按照我以前的研究，我曾经预计到2013年人口红利消失，也是依据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做出的判断。为什么突然转换了概念？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退休制度，男60岁退休，女55岁退休，有一些工种女职工50岁就退休了。退休了以后，通常人们就离开了工作岗位。第二个原因是和受教育程度有关。

如图6所示，横坐标是讲15岁到64岁的人口，纵坐标是受教育的年限，不管受哪一级的教育都加在一起。其中美国不仅受教育程度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比我们高，他们在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挑一个24岁的美国人，问他受了几年的教育，他会告诉你14年。如果再挑一个64岁的美国人，他也说是十四年，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在美国，假如劳动力短缺，找不到24岁、34岁、44岁的人，甚至连54岁的人找不到了，那你仍可以雇一个64岁的人，除非要求重体力要求，他的技能可以是一样的。日本情况也差不多。但是，中国不仅在每一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低，更重要的是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到了50或60岁的人，基本没办法掌握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技能。从这两个理由看，年过60岁的中国普通劳动者很难成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把他列入劳动力供给指标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采用了15岁到59岁做劳动年龄人口。

图6 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比较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假设投资增长速度不能像过去那么快。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至少已经离它稍微远一点了，离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更近一点了，这意味着新古典理论所提醒的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开始发生了。我借鉴了不同的学者的估算，自己也做一些。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一直在下降，过去几年的下降幅度格外快（图7）。如果没有政府给你补贴“打鸡血”，你会愿意在报酬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再继续投资吗？换句话说就算你愿意，你能够保证能得到盈利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正常情况下，投资增长的速度一定会放慢。我并没有假设它放慢太多，只是从高峰降下来，与前些年比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我认为这样的假设还是合理的。在这个假设之下，我们可以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怎样的趋势。

图7 不同研究显示的资本边际报酬下降

三、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政策含义

按照上述假设进行估计，1978年至199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3%。1995年至2009年期间，估算的潜在增长率是9.8%，跟现实也差不了太多。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至2015年期间潜在增长率降到了只有7.2%。到了“十三五”期间，2016年至2020年，我们平均GDP的潜在增长率每年只有6.1%。无论是7.2%还是6.1%，拿到世界上大家也会说是很好的速度。印度实现了6%、7%的增长，被称为“印度奇迹”。但是如果说这是中国，人们还觉得不够快，都认为中国应该更快些。我们“十一五”期间大概是10.5%的潜在增长率，到“十二五”期间一下子降到7.2%，这个起伏似乎很大。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划分“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就是2010年，正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正到负，人口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的关键点，因此它就是一个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了，潜在增长率出现比较剧烈的下跌也是必然的。我们面临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要看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它，能不能在心理上和政策上做好足够的准备。

图8 估计的各个时期GDP潜在增长率

我个人认为，我们目前的潜在增长率是一个更平衡、更协调和更可持续的增长率。我的研究是在十八大之前做的。十八大没有要求我们在7%以上，但是，今后如果每年能达到7.2%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也可以翻番。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显得很慢，最后结果显示出7.7%，我们会听到企业的哭声，听到投资者的抱怨、投行经济学家的呼声，听到外国人希望你能刺激经济增长的劝告声。都说如果能像2009年实施几个万亿的投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马上会起来，企业会高兴，解决了外需不足的问题；外国人更高兴，因为你对他的需求更大了。

潜在增长率7.2%是我们的能力，是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因此我们不用刺激出额外的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们可以知道一段时间中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中有多大的部分或多少个百分点来自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的需求。近十年平均消费需求对GDP的拉动作用是4.5个百分点。内需中的投资需求拉动的是5.4百分点，外需即出口需求是0.56个百分之点。未来我们指望不上出口，姑且假设它的贡献将来为零。以往我们对国内投资的依赖程度也太过分了，希望将来能够缓下来，姑且也把它减掉一半，只剩2.7个百分点。这2.7个百分点加消费需求的4.5个，正好是7.2个百分点。就是说合理的需求拉动作用和潜在增长率是完全可以匹配的，我们不需要人为地加大投资以增加需求。人为刺激出的需求也许能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但是超越了潜在增长率则产生不好的结果。

第一个结论，潜在增长率不应该被超越。当我们说中国经济要减速，或者更学术化一些讲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学者跟政府官员往往在一点上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学者提出很多点子，如加快城市化速度可以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搞很多的建设，中西部发展仍然需要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中西部“铁公机”的建设是有需求的。政府也觉得，就学者们提的这些新增长点而言，我都有手段、有抓手，而且过去干得也很成功。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点，过去搞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是为了达到区域间均衡发展。而现在在学者的鼓动下，这个政策一旦变成意图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手段，味道就变了。过去我们尝试着去占领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摸索动态比较优势，出台了很多产业政策。对这些新兴产业给补贴，给更多优惠政策，刺激这些产业的投资，政府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但是现在也变成了超越潜在生产率的手段。遭遇金融危机，政府出台4万亿的刺激计划，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政策也能刺激经济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率。政府熟知这些政策，跟学者提出来的经济增长点建议也正好合拍。 在市场显示出资本报酬已经下降的情况下，过度的产业政策，给钱给补贴给土地，给其它的优惠政策，最后的结果是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一系列扭曲。

在图9中，这条横线是中国工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图中显示出，有一些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要低于平均值，产能严重过剩。而这些恰恰是过去受到产业政策鼓励，给予优先发展的产业，比如钢铁、汽车、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等。我们的产业政策过度使用倾向显然需要进行调整。

图9 受到鼓励的产业产能过剩更加严重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过度实施的区域政策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用政府引导的方式，把大量的资本投到中西部地区建设重化工业，必然造成了产业的过度资本密集。我们用一个资本劳动比指标，即资本作为分子，劳动作为分母。这个比率的提高，就意味着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提高。我们比较了一下，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目前中部和西部地区已经大大高于东部地区。这些地区资本密集度高于沿海地区，说明其已经偏离自身比较优势。本来，区域发展战略应该着眼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减贫。过度使用这种战略，就会造成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的不良结果。

图10 三类地区制造业资本密集度

上述这些都是已经出现的苗头。假如学者告诉政府决策者，“十二五”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是7.2%，“十三五”期间只有6.1%。政府不喜欢这样，就会用原来熟知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率，眼前的这些端倪就会变成未来现实中的错误。在出现减速趋势的情况下，我们距离犯错误的目标就越来越近了，不正确的认识和政策倾向伤害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也就加大，离我们想纠正的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意愿也就越来越远了。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员。图11中的这条曲线是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它在下降的过程中，意味着有充足的人口红利可以获得。在它下降的20多年间，日本实现了9.2%的高速经济增长。最后降到最低点，又持续了20年左右是持平在那里。它的潜在增长率就大幅度跌下来。对此日本民间不甘心，政府也不甘心，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方案，货币政策始终松弛，财政政策保持扩张性。日本跟我们很像，不遗余力地实施过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刺激方案。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它刺激房地产发展，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泡沫终于破灭了，然后，随着人口抚养比上升即人口红利消失，日本经济就陷入到长达20年的零增长。

图11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日本经济的衰落

图中显示出日本在1990年以后每年的增长率是0.85%，是加上了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因为它的通货膨胀率这20年是负的。如果不用调整，它只有0.24%的增长率，基本上就是零增长。所以我说日本在两个意义上是完美的例子，第一个是说它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是说它尝试努力去超越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不仅没有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反而陷入到了长达20年的停滞，或者叫“失去的20年”。

刚才是一个结论，结论就是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超越的。人们都说经济学是一个抑郁的科学，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学关心的这些事都比较枯燥，还表现在总是告诉我们一些坏消息。不管怎么样，人们还是喜欢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再来十年，最多二十年的9%或者10%的增长速度，就理直气壮地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了。潜在增长率的估算结果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现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7.2%，几年以后又会变成6.1%，我们对这个趋势有没有办法呢？因此我要讲第二个结论：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

四、如何提高潜在增长率

当人们在说，未来二十年中国还可以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所指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指多少？在世界范围内说7%甚至6%也可以是高速增长，不一定是指8%、9%或者10%。第二个问题，你想要达到的高速增长是用什么办法？用前面刺激需求的办法达到更高的增长速度的办法，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是必然伤害中国经济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也包括潜在增长率还可能因为错误的政策伤害了生产要素的供给或者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如果像日本一样失去20年，我们就成了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如果政策得力，提高了潜在增长率会怎样？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这是正确的选项，但是我们怎么提高它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模拟。我们先从潜在增长率究竟是什么讲起。形象地说，潜在增长率就是运动员的体能和人类的极限，是科学所定义的运动员应该跑的速度。运动员的速度受到他（她）的身体能力和人类身体极限制约。而他（她）想超越潜在速度的压力是巨大的，来自于广告商、主管部门、外行的社会大众。结果如何呢？也许可以超越一时，但是受伤的概率一定会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受伤的频率到底有多高了。这就是潜在增长率。

因此，就潜在增长率的含义来说，我们关心的就是劳动力供给如何，资本供给如何，生产率能有多快的提高。如果你改变了这些东西，还有可能让它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从某某临近的国家，引进一个亿跟中国农民工一样素质，一样工资水平的劳动力，我们就重新又回到人口红利了，那么回到10%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因此，我们做了一点假设和模拟。

图12显示的是不同劳动参与率下的潜在增长率，实线表示的是在前边做的那些假设下，所具有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是负增长，即前面说的15到59岁能够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下降，但是，如果提高劳动参与率，则可以抵消这个下降的效果。因此我们模拟了一下，假设从2011年开始到2020年期间，我们的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GDP的潜在增长率就变成实线所表示的那样了，也就是说可以提高大约0.88百分点的。只是这一个因素即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

图12 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增长效应

劳动参与率怎么提高？最经常提到而且有关部门也在酝酿的办法是延长退休年龄。比如本来应该60岁退休，打算延迟到65岁退休，当然就会增加劳动参与率。但是我前面说了，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到60岁上下的时候，受教育程度大幅度下降。这代表人力资本也好，学习新技术、新技能的能力也好，在这个年龄上都大幅度下降，实际上他是不能适应继续工作的，因为没有人愿意雇他。强行从法律上把退休年龄向后延，意味着这部分人失业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劳动参与率实际上并没有提高。目前这条路对中国来说走不通。有人问美国为什么能走通，那是因为美国人在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理论上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好办法，即降低失业率。不过，我们现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1%，已经很低了。根据我的同事估算，这4.1%是其实就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是很难再下降的，因为在结构上和摩擦系数上总要有一些失业，所以也没有特别大的降低余地。真正提高劳动参与率的空间在于户籍制度改革，即推进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稳定化和充分化。目前，官方用常住人口定义的城市化率是51%。而用非农业户口人口比例定义的中国特色的一种城市化率，则只有35%，中间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意味着有1.6亿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是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

由于这些人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因此他们就不可能一直干到六十岁或者五十几岁。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照顾，可能他们四十岁上下就退休回家了。他们也不享受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2009年春节期间，中国经济遭遇到金融危机外来的冲击，许多农民工就返乡了，因为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是最早承受冲击的群体。因此，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这些劳动力的供给是不稳定的，他们的劳动参与率是比较低的。虽然他们回去还要劳动，但是对于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是很低的。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到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农民工变市民了，很自然他就可以成为稳定的劳动力，该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时候退休。因此就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的这条线，进而改变了所有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潜在增长率直接就可以得到提高。这也就意味着，公共政策可以起到替企业家来加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力度的作用，而不是完全靠工资上涨。目前大家为了争取雇到农民工就只好涨工资，每年农民工工资以15%的速度增长，2011年则高达21%，再涨下去企业家也受不了。农民工转移得到了户口，意味着政府在制度上给它更好的激励，市民化还会加大转移力度，带来的是资源重新配置，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改进以后，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此外，农民工得到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们就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来消费。过去他们一个是消费的例外群体，人在城市生活，工资也在不断涨，甚至跟很多市民挣的差不多，但他们绝不会像市民那样消费，而是把钱攒起来带回老家。如果他们能像市民一样消费，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会有大幅度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变得更平衡、更协调、更可持续了。

    很多人说刘易斯转折点已经过去了，人口红利也消失了，还有多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呢？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潜力了，其实不是。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就是指你用不变的工资雇不到人了。2004年以前，所有的老板都是用几十年不变的工资招农民工，都有人来干。但是从2004年以后，你再拿六百块钱、八百块钱招工就没有人干了。但是它绝不意味着说没有劳动力了。我们做了一个比较，从今天开始到2020年，中国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门槛跨越的阶段上，人均GDP应该落在6000美元到12000美元。我们把处在这个阶段上的国家挑出来，他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比我们要低很多，平均要低十到二十个百分点。即按照官方统计，我们现在还有35%的劳动力在务农。我们的研究发现官方是高估了，我们给它降了十个百分点。即使按照我们的估算值，我们也仍然比这些处在6000-12000美元人均GDP的国家高十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后十年每年降一个百分点，差不多就有800万的农业劳动力还要转出来。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延长过去的人口红利，提高劳动参与水平。

    我们还做了一个模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假设，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比以前高一个百分点（图13）。即到2020年之前，我们原来的趋势是全要素增长率每年增长5%，如果把它变成6%，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明显上升，潜在增长率会增加接近1个百分点，会在在7.2%的水平或者6.1%的水平上再加一个百分点。这是非常现实的假设，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一条重要途径，非常值得我们去做努力。理论和其他国家经验显示，有一些我们过去认识到的或者没有认识到的途径，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图13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

我们看到的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条提高途径，一条是技术进步，对中国来说也有很多捷径可走。我们在技术上是和发达国家有差距的，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后发优势，我们不用在所有的领域都去自主创新，这不代表我们不可以独立搞发明，而是说我们可以借鉴很多技术。如图14所示，瑞士代表的是科技最高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和国际上的科学技术前沿有多大的差距。我用的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发表论文被引用的数量做分子，分母是这个国家发表的全部论文数，反映发表的论文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高水平的。如果你发表的不是在技术前沿上就没有人引用，这个比值就是零。世界上最高水平依次是瑞士、美国、英国等等，中国是在较低低的水平，相当于瑞士水平的1/5。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发表科学论文的总量上来了，但是它的质量并不高，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到创新的前沿上。这个差距我们当然要赶上，目前存在的这个差距也可以说是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在每一个点上都得自主创新，而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研究出来的成果，掌握起来就要简单的多，成本低得多。这种赶超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可以算是一条捷径。

图14 中国科技与世界前沿的差距

还有一条途径就是资源的配置效应。从图15中，大家可以看有三种方式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我们知道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从农业把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转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就提高了。但是，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从这个过程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会越来越少。接下来你会发现在二产内部，每个行业之间还是有生产率差别的。如果你能把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行业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还能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更进一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的效率也是存在差异的，有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持续进步，有些企业则是靠政府补贴才能苟延残喘，近似僵尸。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僵尸死掉，让有生产率进步的企业去得到更多的资源，甚至兼并其它的企业扩大自身规模，最后的结果则是整体经济的效率就会更高。

图15 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途径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潜力我们远远没有开发殆尽。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的差距非常大。比如，我们行业内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用不同的指标表达都比美国高。如果同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非常大，这就意味着你没有把生产率低的企业淘汰掉，也没有让生产率高的部门把其它的企业资源拿来扩大它的自身规模。因此就很自然的说，如果我们达到更好的配置，比如说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还有一项研究，是以美国为代表进行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之间进入和退出、成长和死亡，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所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占到全部生产率进步的1/3到一半。

上述两个不相关的研究，得出的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数量级却是一样的，结果这么巧合与一致。说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途径的机会加以利用。最乐观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看到我们哪个地方差，就说明那个地方我们有巨大的潜力。因此未来让企业生生死死成长消亡，可以期待获得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为此我们需要改革。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企业该死的不死，该壮大的不能壮大，因为是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和准入壁垒。我并不只是说歧视非公有经济，更多的是歧视小企业，歧视新成长企业，甚至地方政府会人为的挑选赢家，官员们总是觉得政府能判断谁有发展潜力。但是市场怎么会由你来决定呢？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各种各样的歧视仍然存在，企业不能自由进入，甚至有的时候也不能自由退出，有能力企业的不一定有机会壮大自己，濒临死亡的企业还在打着吊针维持。这种状态就会使我们损失30%-50%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清除制度障碍，必然会带来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

    结论是我们要创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制度环境。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但是我不倾向于一定要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有该退出的地方，也有该进入的地方。你把呼吁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其实效果并不一定好。现存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可能仍然有话语权，甚至可能有强大的既得利益在支撑，因此有些改革很难推进。我们是说所有形式的不平等的竞争环境都要把它改掉，这种改革不仅仅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它是更有一般意义的改革，是更长期的制度性建设。总之一句话，我们的改革推进的动力，就是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