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涌起的“还要不要改革”之大争论，沸沸扬扬了近两年，尽管今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胡锦涛、温家宝出面表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锤定音，然而争论并未完全停息。“要改革”与“不要改革”两个阵营，自然不会轻易偃旗息鼓，何况中国“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仍在激烈碰撞。为此，“不动摇”之后的改革将怎样进行下去，仍是人们目前十分关注的问题。 

    此番官、商、学、民达千百万人参与的大争论，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定义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九十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大讨论。 

    上两次大讨论，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这次大讨论，在胡温体制的主导下，又将会呈现怎样切实而长远的影响？在此不妨让我们一起探讨。 

    这场争论，缘起2004年8月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出现的“郎顾之争”。郎咸平出生于台湾，留学于美国，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和长江商学院教授。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之演讲，被称作“讨顾檄文”。其极富煽动性和渲染力的演讲，揭示出格林柯尔系的老板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仅用数亿元人民币，即换回资产总值达136亿元的科龙、美菱、亚星、襄轴等众多响当当的国有企业。郎咸平以《封神演义》的手法，指责顾雏军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其技法为：顾雏军在签订转让协议前半年时间进驻目标公司，担任董事长并炮制巨额亏损，然后以亏损为由与地方国资管理部门谈判压低收购价格，最终达至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此文一经网上刊出，即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无计其数的网民在网上就此现象大发议论，并且骂声一片。人们质问：为何顾雏军运用简单手法，居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地方政府和国资委而得逞，难道地方政府和国资委竟连如此简单的伎俩也看不破吗？顾雏军又是如何在收购之前就堂而皇之担任目标企业董事长？地方政府又是如何事前把企业交给谈判对手的？顾雏军怎可能有如此神奇，想收购哪个企业就能事先成为那个企业的董事长？ 

    郎咸平砍向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的“七板斧”，确实砸到了要害，这些年来，不法官商结合玩弄的这套收购学，让许多投机者先后暴富。网民们就此或骂政府监管不力，或骂经济学家助纣为虐。 

    争论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厉以宁、张维迎以及经济学家郭小年等人，有的为国企业改革呼吁并力挺“国退民进”的代表顾雏军，有的出面批判郎咸平之说。顾雏军当然也不堪其辱，以涉嫌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郎咸平。不曾想，一年后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在内地被捕。就此，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郎咸平成了胜者，网民似乎也胜了学术精英。

    其后，郎咸平及其支持者更是意气风发，各种言论掷地有声。而曾经字正腔圆与朗派对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一下子都沉默了下来。于是，“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大标题，不仅出现在网络上，也同时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网民们对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展开了猛烈抨击，把张维迎那些主张发展民营经济、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被推到了道德的被告席上。当初主流经济学家的反郎言论，很快成为颇受质疑的被动辩护。有媒体披露，一些经济学家担任企业独立董事收取费用，参加各种企业家论坛每场演讲费达数万元，登文写稿亦有不菲的稿酬。火中加油的这些信息，使人们更有理由怀疑主流专家提议的国企改革政策是否夹杂私心，很难让人想信其客观公正。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评论指向政府，说政府的失语才是最耐人寻味的，因为国有资产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政府不说话，根本卖不了。郎咸平和其对立面的争论，尤显得滑稽，郎好比一个路人，看到形迹可疑的民企老板从国家院里背着包裹出来，路人疑心背包者偷了人家东西，上去阻止而发生争执，但主人却在一旁袖手旁观，似乎与已无关。 

    评论认为，政府虽然对国有资产有使用权和处置权，但同时也对全民负有信托义务，即必须为全民的利益而使用或处置这些财产，不允许只是顾及自己的利益，更不允许只顾及少数政府官员的利益。全体国民作为国有资产的真正主人，有权要求调查并掌握真相。顾雏军只是大占便宜的一分子，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政府无权沉默，国人需要知情权。

    在这场争论中，不单是指责和谩骂，事实上焦点问题已被触及，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企改制到底应不应该？2、“国退民进”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3、国资流失与否谁来评判？4、国企改制操作是否足够透明、程序是否足够合法？5、国企领导产权激励是否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归根结蒂，是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公平、公开、公正问题。

    在争论白热化之际，郎咸平呼吁停止国企改革，他宣称，“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他建议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停止MBO。于是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以外的人们，也跟着同声齐唱。唱的过程中，这些年国有资产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出现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人民基本福利得不到保障等等都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的市场化改革。 他们指责官商、权贵、既得利益者以改革之名行肥已之实，大搞官商勾结、官学勾结、学商勾结，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流失，使大多数百姓的利益受损。这些人呼吁，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

    自此后，郎咸平对立面的经济学家们不再沉默，他们置“郎顾之争”于一旁，转而惊呼：“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 “某些人利用群众的不满，借机对整个改革发难。而且，这种企图全盘否定改革的思潮还挟持着一股股跟着起哄的舆论。” “改革不能开倒车，要保护得之不易的改革。”

    那些被警告的呼吁者也不甘示弱，他们揭露性地指出，既得利益群体和政治保守人士借机把争论引向对改革本身的质疑，试图影响中共高层对改革方向的判断，以引起支持改革人士的广泛忧虑。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何去何从的大讨论，最后竟演变成“还要不要改革”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结果始于海外学者与民营企业家的“郎顾之争”，最终出人意料地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九十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之后的第三次“还要不要改革”的大讨论，并使这个讨论最终从民间闯进了中南海。 

    来自上海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见闻这场讨论的激烈后，按捺不住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结果引起更强烈的关注和争论。现年六十七岁已退休的周瑞金，一九九一年因以「皇甫平」为名，写下「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支持邓公的南巡而声名大噪，使其成为改革派的代言人，因而现今他再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时予人诸多联想，有人怀疑背后的江泽民背景，也有人怀疑背后的中南海旨意。

    周瑞金事后接受内地〈新京报〉采访时说，写〈改革不可动摇〉完全是他个人行为，没有任何中共官方背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该文让他遭到网上围攻。周瑞金表示，“很多人并没看懂我的文章”。一方面有“愤怒的青年”责难他老朽，另一方面有平民百姓指他替权贵说话，对社会贫富不均、房改、医改、教改、下岗工人生活困难全部视而不见，只知一味高举「改革不可动摇」的大旗呐喊。 

    周瑞金的文章见诸刊物后，中国改革争论的问题在媒体和社会上公开化，其后《中国青年报》的评论也跟进支持。如此动向，意味绵长。网上虽然仍旧争论不休，但有心者已在等候官方表态，尤其等候中央表态。

    2006年3月“两会”召开期间，胡锦涛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借机对是否继续改革之争做了明确表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利益，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周瑞金认为，这是中央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回答，表明了中央继续改革的鲜明态度。

    既然中央明确表了态，“改革之争”似已该划上了句号。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 
     
    在此，让我们回看一下“改革之争”的大背景。 
     
    自胡温上台主政以来，面对中国堆积好山的老大难问题，他们渐次改变了之前强悍的“硬发展”，而转入“以人为本”的柔性发展，此举亦被观察者称作深具中国传统政治意味的“仁政”。 

    众人已见，“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绿色GDP”、“百姓事无小事”、“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新概念和新口号的推出，均明显带着对过往纠偏的感觉，其中的含义，无论对环境、对社会，还对人，都透着“中庸之道”的普世价值。胡温向往的目标------减弱贫富差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就是中国儒家自古一直追求的“至中和”。

    胡温的愿望不错，也得了国民的认可。正因如此，以上概念和口号反而刺激了百姓，只要遇到一点火星（比如“郎咸之争”），其不满和怨恨的情绪就会立刻燎原。中国共产党“报喜不报忧”的作风，已使国民习惯逆向思维：现在强调“以人为本”，系因过去“以钱为本”；现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系因过去“不可持续发展”；现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系因过去“发展是硬道理”不可取；现在强调“绿色GDP”，系因过去“干部出数字”损害大；现在强调“百姓事无小事”，系因过去“不把百姓事放眼里”；现在强调“节约型社会”，系因过去“浪费性发展”；现在强调“和谐社会”，系因过去“贫富差距太大”；现在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系因过去“三农问题触目惊心”……这便得一些易于激动的人认为，既然过去有那么多问题，中央就不能只是纠偏，还需反思，还应批判，还要制止。

    一年多前，在争论激烈的时候，新浪网进行了一次关于“郎顾之争”的网络民意调查，其结果表明，高达愈90%的网民支持郎咸平这一方。网上民意虽然常常带情绪化，但意向明确，弱势群体必须开口说话，以前声音传不上去，现在胡温领导的政府能够听进老百姓的话，那就要形成洪流。事实上，胡锦涛和温家宝确实注意到了这些网络百姓的呼声，他们两人都有上网了解民意的习惯，把这作为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因此网上民意多少影响了他们的决策和行动。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采访他的记者坦言，“虽然温总理提出2005年是改革攻坚年，但进展不大，因为这一年爆发了很大的争论，到底经济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无惋惜说，“这一年好像是就陷入这个争论之中了，好些应该出台的改革被延迟了。”   

    吴敬琏透露说，2006年3月的“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经济组的小组讨论中，就有委员提出，所有大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市场化本身的缺陷，因此建议加强政府干预。当时参与讨论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没有直接回答，但讲了一句话：“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吴敬琏在最近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批评道：“一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禁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重新提出十几年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

    吴敬琏反驳保守人士指责中国过去20多年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他说，“这些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据悉，让胡锦涛和温家宝深以为虑的是，“网络民意化”号召性极大，而且传播迅速广泛，而“网上民意”同“网下派别”结合成一股力量后，其穿透力很强，对整个社会都会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他们观察研究了很长时间，处理时非常慎重。为此，总书记胡锦涛专门选择在“两会”上海团发表态度。 

    事实上，这次所谓的第三次“改革争论”，不同于过去的两次争论。虽然这次争论也围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反对改革与坚持改革”、“左与右”二元对立的特征，但它不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并不是产生于中央高层的较量，而起始于社会下层的不满，尽管后来争论中渗起来不少“左”、“右”意识形态分子的参与，但本质上仍是朴素的民情躁动，只是被“理论化”后变复杂了。

    那么，下一步胡温体制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之后，会采取什么措施和动作呢？目前为止， 中央具体的做法仍然朦胧，似乎还在酝酿中。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这次对改革的反思和争论，将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单纯强调深化改革，不仅可能动摇共识，而且会导致改革的推动者难以预料的后果；而如果向后倒退，退回到旧体制，那更加没有出路，甚至会造成一场灾难。

    也有学者发现，今天的“网络民意化运动”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有相似之处，都是在唤醒民众、冲击权威以后发出争取权利的诉求，虽然时空地点有变化，但斗争方式颇为类似，现在的网络青年已经予人网上“文化大革命”的夺权印象。如果这种“革命”不加以科学而合理的引导，同样可能在冲动中产生冤假错案。

    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们（被称为第一阵营）急呼，改革不能再迟缓和拖延，要营造深化改革的舆论，要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强调，迄今为止所有具体改革所造成的对民众利益、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的“阶段性”伤害，决非改革本身有错，而是不到位的改革所致。无论是破解改革中新出现的矛盾，还是化解“历史的积累”，都只能靠进一步的改革，别无它法。

    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以外的人们（被称为第二阵营）认为，即使改革开放不动摇，也要反思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社会不公的问题不是改革不动摇就能解决的。和谐社会能否顺利推进，建设新农村能否披荆斩棘，都还是问题，必须排除官学商权贵、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中央再好的经，一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势力利用，都可能被唱歪。

    自由派政治学者刘军宁把第二阵营定义为：“由各种各样、观点彼此冲突的支流组成，对中国的改革路向并无整体的思路。他们善于批判，却开不出药方。或者，开出的药方千奇百怪，相互矛盾。是反对第一阵营所主张的扭曲的改革迫使他们走到一起。”

    刘军宁就此得出尖刻的结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他说，改革尚未完成，但是已经走到尽头。改革自身已经成为“烂尾楼”和“豆腐渣工程”。社会上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改革的步伐却越来越慢，以至完全停顿。这就是中国目前改革的现状。

    学者魏加宁指出，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不改革本身，而是一些可能影响改革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因国际关系变化导致国内政治向左转、国内群体性事件影响政局变化、社会不公使得人们对改革继续质疑等等。

    从中国内地到海外工作的学者郑永年认为，自上而下的、不能反映各种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可行。中国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执政党的责任就在于综合各种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因素，把之整合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在指引政府政策制定的同时也给社会的各阶层指明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意识形态也 应当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中国现在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十字路上，处理得当，中国的发展将继续平稳快速；处理不当，中国就有可能动荡减速。纵观现状与局势，显然，如何应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就医难、就学难、就业难问题，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大、社会治安差、公共道德低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是摆在胡温面前最紧要的大政大事。

    温家宝近日在柬埔寨访问时，公开表示，中国已经快速发展了28年，会努力使中国继续平稳快速发展15年---20年。这番话，也可视作胡温体制对“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问题所做的正式宣誓。 

    知情人士透露，胡温主导的中央，很不愿意看到此次争论影响到改革的进程，虽然经济学家反映争论已经影响了改革。对这次的改革大争论，胡温将会因势利导，把民意引向促进改革的正作用上，但具体的方针和对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不过，毫无疑问，今后改革的速度和深度会做适当调整，即使根据需要速度稍慢一点，也绝不会停下改革的步伐。在中国改革进入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不但社会不同层面的政治和经济诉求需要中央拿出办法进行新的整合，与经济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让中央不得不考虑加快进度而避免拖缓所带来的更难控制的局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