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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演讲者:龙永图    时间:2012-12-20    阅读:642次   

  主讲龙永图老师,时间:2012年12月20日,地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一层国际报告厅。

当前形势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主讲人:龙永图

  

    龙永图:很高兴再次来到经管学院,感谢大家冒着风雪参加今天的讲座。今天的题目“是当前形势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应该说,当前的形势对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确实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所谓企业国际化,就是企业以国际化的视野和开放的思维方式,打造一个更大的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的平台。当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面临什么样新的形势?我想,在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加快的背景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倒逼机制,迫使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上必须要走的更快一点。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我想先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中国经济的转型,它的基础是实体经济。我认为,它并不是像有些人讲所谓的转型,是使中国经济更快的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所谓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整个的经济基础是实体经济。中国的实体经济一直是以制造业和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所以我们谈到的经济转型,主要是谈实体经济的转型,而实体经济本身就存在一个转型的问题。为什么实体经济那么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必须搞制造业,必须搞实业,这样才能够解决它的就业问题,解决它的社会稳定问题,解决政府的财政税收问题。所以,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实体经济必须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实际上,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也确实体验到了放弃实体经济对整个国家经济造成的极大困难。

    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对美国GDP的贡献度超过30%。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IT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一直到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度已经下降到了10%,还抵不上房地产业所占的13%,更抵不上它的金融业所占的26%。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经济出现了制造业的公共化问题,使美国丢掉了好几万个就业工作岗位。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美国又重新开始提出了重整制造业的问题,这是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他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提出来的。他说要加大美国的制造业,保整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减少金融业在美国经济当中的地位,从而使美国的经济建立在岩石上而不是建立在沙滩上。美国这样的大国在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确实感到了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特别是在欧债危机当中,德国的表现是相当抢眼的。应该说,如果这次欧债危机没有德国作为中流砥柱的话,欧洲经济的问题会更加严重。为什么德国的经济会处在这样好的状态呢?主要是德国长期以来实行了以制造业立国这样的战略,使德国的制造业一直处在全球领先的地位,而且也使德国长期处在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直到前几年才被中国超过。德国人做制造业应该说已经做到精益求精了,像它某一个公司的生产联合收割机,本来这个机器可以做的粗糙一点,但是它做的非常精致。在收割作业时,收割机可以通过卫星和传感器,能够知道每平方米的产量是多少,而且能够对下一个年度使用种子和化肥是不是要做出调整提出建议。因此,他们收割机的价格,虽然比其他制造商的价格高出三分之一,但还是定单不断,这说明制造业的水平还可以做到更高。德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都在搞制造业。有一些中小企业只做一件事情,比如说螺丝钉、螺丝母,但是它做的螺丝钉,从高端来讲可以供上天卫星使用,从低端来看也可以用于最简单的玩具制造业。德国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真正以制造业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立国战略,这个国家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可以抵御经济和金融的风险。2009年我看到英国一家媒体报道,当时英国首相布莱尔问德国总理默克尔,到底德国推进发展的秘诀在什么地方?默克尔很轻描淡写的回答了一句,说我们一直在搞制造业。从德国长期坚守德国制造业为主的战略到如今美国重整制造业,两者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不同的表现,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必须要以制造业为基础,必须要依靠我们的实体经济。前段时间温州浙江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一些搞实业的老板纷纷丢掉实业搞金融、搞房地产,所以给浙江经济和民营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讲到经济转型,首先我要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础是实体经济,研究经济转型主要是研究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提高经济质量。从微观层面来讲,是提高企业质量。如果我们要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就要提高微观层面上的企业转型,使企业有更好的技术含量,有更好的产品质量,有更好的品牌,这样的话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转型。

第三,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路径就是继续开放。通过开放解决中国企业转型,解决中国经济转型,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不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是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的经济和企业转型的。

中国企业能够在国际化的推动下实现转型,应该逐步从中国制造迈向世界制造。从历史经验看,凡是做得最好的制造业,它生产具有世界品牌的,性价比最好的产品都是世界制造,而不是在某一个国家制造。比如从波音飞机到苹果手机,再到三星的这些产品,都是世界制造。大家认为波音飞机是美国造的,其实波音飞机上万个零部件是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成千上万个工厂生产的。美国的波音飞机上既有英国的发动机,又有瑞士和德国的精密的仪器,也包括我们中国廉价劳动力做的飞机舱门、飞机机翼等等。正是利用了世界各地的比较优势,美国才最后形成了一个全球组装的波音飞机。由一个国家制造一个产品的时代应该说早已经过去了。所以,中国要实现自己的企业升级,要创造全球的品牌产品,一定要走世界制造的道路。过去我们长期受到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总是强调中国的产品应该保持所谓更高的国产化率,总喜欢讲一个汽车的零部件当中有多少比例是中国造的,比例越高国产化率越高,越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实际上,今天中国要想真正实现自己产品的品牌,就一定要使中国制造变成世界制造,要利用全世界性价比最好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以中国品牌作为龙头打造一个世界级的产品。如果没有这样的胸怀,没有这样的理念,死死抱着所谓国产化率这样陈旧的观念,我们永远不可能打造出世界最好的品牌。

过去我们说这样的话,想要实现起来还真不太容易,但是现在从中国制造到世界制造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了。

一是中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中国陆海空一体的全球物流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比如,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全世界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运到上海或者上海周边的制造业基地,然后组装起来再出口。这一点我们比印度、比东南亚国家都具有很大的优势。我们现在不怕印度、不怕东南亚这些国家的竞争,主要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能够使得我们有可能调动全球最好的资源来进行配置,然后打造出最好的产品。我们有牢固的基础设施,可以实行全球化的生产。

二是实行全球化生产,必须要从全球购买最好的技术、最好的零部件和最好的原材料,这就需要大量的外汇。在十年以前我们的外汇还非常紧缺。我记得当时每次参加朱镕基总理召开的会议,第一个议题就问现在外汇储备有多少,一听外汇储备增加了几百亿就很高兴。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三万亿,我们完全可以用比较充裕的外汇来购买全世界最好的技术、最好的零部件和最好的原材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改进中国的外贸结构,增加中国的进口,汇集全球最好的资源要素,打造中国的制造业品牌,我认为这个时机也成熟了。实际上,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具有了全球第一的制造水平,现在全球最好的品牌基本上都是我们造的,只不过是没有我们自己的品牌,打着别人的品牌而已。从以上几方面来看,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使中国制造变成世界制造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只要我们在观念上来一个大的变化,我们要想实现中国具有全球最好品牌和最高质量自成品的时代就应该可以实现。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形势,就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逼迫我们采取国际化的手段,来实现我们产品的提高和实现我们培养创造国际品牌的目标。

    第二,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调整。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起来,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已经有了底气。整个国际环境应该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这样一些过去相当发达的经济体,现在面临很大的经济困难,所以不得不实现所谓再工业化或者是再实现经济的复苏。所以现在正是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从中国制造变成世界制造非常有利的机遇期。所以我想提出第二个概念,如何通过国际化,使我们中国制造从在中国制造走到在世界制造。今天我看了一个材料,哪怕是在制造业最发达的德国,他们也碰到了相当的困难。德国一家有名的咨询公司讲,从2012年到2016年,德国将有10万中小企业需要寻找新的买主,也就是说准备出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走出去进行兼并收购,从当拿到品牌,拿到市场份额,拿到专利技术。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就很容易,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也会面临一个相当复杂的进程。主要是中国的崛起,确实引起了西方很多的担心、嫉妒、怀疑甚至是仇视,对中国的企业也有这样那样的猜疑和抵制,可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整个大的政治环境并不是很好。尤其特殊的是,中国目前正处在追赶全球最强大的美国这样的背景下。

    在我看来,二把手是最难当的。因为一把手要时刻警惕你取代他的位置,而周边的国家,老三、老四、老五,也怀着幸灾乐祸和其他复杂的感情看待你的追赶。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当老二的经常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在追赶老大的过程当中,常常以失败告终。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60年代,前苏联凭着它强大的军事实力想挑战美国世界第一的位置,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另外一个就是日本。日本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凭借它的经济地位,也想挑战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记得当时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企业大肆进军美国,见到什么就买什么,因为美国的资产相当便宜。一直到后来日本提出来要买纽约帝国大厦,美国人开始警觉起来了,因为它是美国的帝国象征,美国人感觉受到很大的挑战和侮辱。后来日本花了很多钱买下的资产纷纷成为泡沫,最后日本追赶美国之路也是以失败告终。不要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企业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日本丰田汽车在美国的产量已经超过了通用汽车,成为在美国汽车制造商的老大。当时丰田公司在东京召开了一次全球性的会议,邀请我去讲话。丰田的老板首先介绍他们在过去一年超过了美国,现在已经成了全球汽车的霸主。当时我开玩笑说,邓小平先生有一句话,我想把这句话提出来供你们参考,这句话叫“绝不当头儿”。我这句话没讲两年,美国人看到日本汽车产业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老大地位,开始对日本丰田采取各种打压措施,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逼迫丰田召回他们的汽车,于是日本丰田汽车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在过去的历史上,要超越美国哪怕是一个行业的霸主地位,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碰到最重要、最严峻的形势就是如何超越美国。我们是不是高调的提出来超越美国,还是我们如何把握我们的发展战略,怎么做好老二,怎样不过多的提出威胁美国老大的地位,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后很重要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美国人现在已经开始警觉起来了,已经开始感到真正受到了威胁。2008年美国外交季刊有一篇封面文章叫“重新思考美国的衰落”,提到了中国的追赶。最后他们的结论讲,现在美国已经受到中国的威胁,中国正在很快的追赶美国,这个结论反映了美国人心中很多的恐惧和很复杂的心情。

    这次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上的分歧,主要领土的争执问题。但是背后确实有中国经济超过了日本,极大的打击了日本人,特别是他们这一代人的那种自尊心,所造成一种感情上的对立。所以如何把握好我们当好二把手的地位,把握好今后10年到15年直到20年之间我们逐渐超越美国这样的历史进程,或者说中国在对外交经济战略和对外外交战略上必须把握好的一个度。这个度把握不好,可能就要吃大亏。

    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是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所以美国人对你害怕,就使得我们的在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常常受到美国政治化这样的对待。最近中国的华为、中兴、三一这样一些企业在美国遭受了重大的挫折,甚至美国不惜采取了以总统签署命令的办法,迫使我们的企业在一些投资项目上退让。这就说明,美国已经下决心要对中国的一些高端技术企业下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去,避免受到政治化的待遇,一个总的考虑,最好就是在商言商,不要以政治化对政治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我们的企业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三一重工直面美国总统签署的命令,把奥巴马总统和美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告到法庭上,要和美国人破釜沉舟的打官司,这当然是一种选择。因为在美国要找到公平,讨一个清白,只有通过法律手段。因为三一重工没有选择用政治化的手段解决,而采取了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三一重工的做法我认为也是可取的,这是在美国特定的国情之下必须采取的办法。另外一个是华为的做法,它采取软性、柔性的策略。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认为,华为的设备会对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造成威胁。华为则采取了相当配合的一种做法。他们提出,如果美国方面怀疑华为的通信设备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造成威胁的话,我们可以邀请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授权的检查机构强行检查华为的设备,甚至邀请他们到华为的总部和生产间来进行检查,华为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公开透明的办法来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选择,这是一种退一步可能进两步的做法。

我和华为的高管有过一些接触,我觉得华为的高管还是相当成熟的一批企业家。比如说前两年他们在收购美国一个企业的时候,当时我提出来,是不是我到商务部去找有关的部门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华为的高管说千万不要这么做,如果中国政府涉入到华为和美国政府的关系的话,那么华为今后就更说不清楚了,他们认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越淡越好。所以华为长期以来,哪怕在国内也采取对政府交税,按章办事,而不是把其中的关系搞的那么紧密。我觉得华为的做法,应该对很多中国企业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一直想提倡一个做法,为了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前进,我们最好提倡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不要搞的太活跃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由于一些民营企业和政府关系搞的太紧密,所以搞出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事情。特别是政府官员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中国的企业习惯于和政府建立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可以减少很多官员的腐败,也可以减少很复杂的政企关系问题。所以华为处理在美国官司的问题,不仅仅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很大的启示,对我们的企业怎么在国内处理好政府关系也有很大的启示。

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进一步转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从直接干预企业的运作当中退出来,让企业独立自主的运行。政府不要过多的审批,不要过多的干预,实际上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认为,把握市场化的原则,使中国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不过多的依靠政府的干预来解决他们碰到的政治上的障碍。在面临复杂的政治关系时,我们还是要采取在商言商的做法,采取非政治化的做法,不能以政治化对付政治化。否则,就有可能使一个企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引发两个国家之间全面的经济贸易摩擦,这是得不偿失的。当前,不管是中国经济的转型也好,或者当前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也好,确实形成了一些倒逼的机制,使我们中国企业更加国际化。但是我认为企业国际化,首先是企业市场化,如果我们企业不能很好的做到市场化,我们不可能在国际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最近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以后讲了一段话,“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自己要硬,硬在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市场化的企业,硬在我们的企业是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这样我们的企业国际化才可能有一个比较高的成功概率。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需要打造一个适应国际化的文化,要建立适应国际化的几个重要的元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法制问题。我们的企业一定要养成一个能够遵守国际规则,适应国际规则,按照国际规则办事这样的规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什么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影响,而且极大的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商务环境?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承诺,就是中国要遵守以世界组织为代表的全球贸易和经济的规则。这个承诺对全世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承诺按国际规则办事的,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对全球形成威胁。只有那些不承诺遵守规则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全球的威胁。所以我们在自身迅速崛起的时候,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承诺了按国际规则办事情,这对扭转全球对中国形象的看法,为中国和全球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发展环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在看来我们当年承诺遵守国际规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最近以来很多人提出了很多的置疑,说全世界大部分规则都是西方国家制定的,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个规则?我们要设法增加我们的话语权,要去改变这些规则。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我们还不应该原则上提出来改变全球规则的问题。

    首先,这个规则是规范全球市场运作的游戏规则,是市场经济经过长时间运作并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则。中国既然确认自己要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要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然就要接受全球市场经济的规则。因为遵守全球市场经济的规则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可能因为我们中国变得强大起来,也不可能因为我们希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就想去改变全球市场经济的规则。比如说,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提出来遵守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的原则就是说,一个国家必须完全平等的对待在它的国土上所有不同类型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当年的承诺。所以我们现在还在不断的提出来民营经济或者民营企业受到不同歧视待遇的问题。所以现在并不是要颠覆这些规则的问题,而是要学习和适应这些规则,使得我们真正建立起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很多全球市场经济的规则都是现成的,我们无非是拿来,再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某些修正以后,使我们的法制和法规更好的纳入全球市场经济法规的大的体制当中去。这才能使中国和世界在一个相同的法律框架之下搞经济贸易活动。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所以我认为不存在从整体上颠覆和修改全球经济规则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现在也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来对全球规则进行全面的修改。在很多年以前,中国的GDP曾经达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但是现在我们GDP不过是全球的十分之一。所以从硬实力来讲,我们还不可能做到可以左右全球经济规则这样的地步。况且,中国的农耕文化和现在全球所通用的那样一种国际文化还是不配套的,是不相适应的,不相兼容的。所以不管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来讲,我觉得现在还不是全面修改甚至颠覆国际规则的问题,主要还是要遵守规则。

    在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方面,应该看到我们的语言也是很大的障碍。现在全球规则体系基本上是以英语和主要的西方语言作为基础,中文还没有被广泛的接受。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参加联合国的会议,我常常感到中文对我们参与全球事务特别是制定规则方面有特别大的障碍。当时我发现有几个小国的大使英文特别好,脑子特别灵,他们发挥的作用远比很多大国还大。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新加坡的一个大使和牙买加的一个大使。新加坡和牙买加都是很小的国家,但是由于他们这批优秀的外交官掌握了英文,而且熟悉全球的规则,所以他们可以在联合国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应该说我们很惭愧,中国虽然现在有具有这样的实力,但是我们在全球特别是在很多国际机构的影响力,还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国际实力和地位。前天我到中央财大讲课,讲到中国的话语权问题。我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现在就像一个老农民背着一大袋子钱,大家让你到台上发言,你却不知道讲什么。我们更大的发言权,很大程度上靠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培养一批真正精通英语,精通国际规则的人才,需要一批真正的能够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优秀外交官、优秀的经济与贸易的谈判人员,才能使我们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大学和我们的研究机构确实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所以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企业的国际化也好,我们对全球规则的态度也好,我认为主要是学习这些规则,运用这些规则,而且在运用的过程当中能够趋利避害,使这些规则更好的为我们国家发展服务,减少对我们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损害。以上是我所讲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首先要建立一个法制的文化。

第二个,要打造一个双赢的文化。虽然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有“和为贵”的思想,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穷困落后,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文化当中的主流还是“斗”。这一点也许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所谓“斗”的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也是根深蒂固的。我请教余秋雨先生,我说为什么中国的内斗那么厉害?他说,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非侵略性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外我们是非侵略性,非进攻性的,不像海洋文化、游牧文化那样具有很强的进攻性。但是对内,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每家每户两亩三分地,加上地少人多和长期贫困,于是形成了中国内斗的局面。如何克服我们传统文化带来的“斗”的文化,使我们的企业文化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长期的历史任务。在处理我们对国外反倾销案子的时候,我常常感到人家反我们的倾销,常常是抓住了我们中国企业内斗的把柄,根子还是在我们国内的企业自身。一个打火机本来可以卖10块钱,但是当我们一个企业出价10块的时候,另外一个企业很快就说是9块,8块,7块,6块,5块,最后变成了以一种非常低价倾销。同样的一个设备,一家中国企业售价要一百万美元,很快另外一个企业就提出90万、80万美元,甚至很大的企业都这样做。外国人不但占便宜买到了低价的产品,反过来抓住了反中国倾销的把柄,所以根子还是在内斗。不解决我们企业内斗的问题,我们走出去的问题也会碰到相当大的障碍。我们还是要学习西方企业的文化。我当博鳌论坛秘书长的时候见到比尔盖茨,我问他企业的竞争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他说企业的竞争能力表现在两个,一个是高端人才加低内耗。一个企业的竞争能力需要有高端人才我们很好理解,但是同时他还讲到要有低内耗。高端的人才虽然多,但是你的内耗太高,可能你的企业竞争能力还是越来越低。他的这些话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我们确实要很好的树立双赢的文化。

双赢的文化对我们来讲是来之不易的,是我们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历史进程中引进到中国来的。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如果我们和美国谈判谈成的话,我们必须要实行双赢的战略。当时很多人反对,中国和美帝国主义怎么搞双赢?不可能。经过很多年的谈判以后,大家才慢慢认识到,如果不树立双赢的观念,我们永远不可能结束这种谈判。所以双赢的观念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被我们的高层接受。我很难忘记1999年11月15日那天,当我们和美国人达成了协议,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两国代表团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祝贺中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达成了双赢的协议。当时我很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从我们最高领导人那里听到讲双赢。我当时还以为江泽民同志是作为外交语言鼓励两国的代表团,后来我看到中央电视台和新闻新华社的稿子全部引用了江主席的这段讲话,我才意识到中国已经真正开始接受双赢这个理念。接受双赢这个理念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需要非常开阔的胸怀,这样的胸怀才能够接受双赢的理念。

    中国企业要真正搞国际化,绝对不能只从本身企业利益出发,应该考虑到国内相关企业的利益。现在的竞争已经不是企业和企业的竞争,也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竞争,而是一个产业链和另外一个产业链的竞争。这个产业链可能是由多个国家企业组成的产业链,而另外一个产业链可能是另外一些国家组成的产业链。这两个由多国部队组成的产业链竞争,实际上已经淡化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哪一个产业链能够胜出,很大程度上是看哪一个产业链能够遵守和实行双赢的文化,使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企业都能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才能使企业在整个的竞争当中抱成团,形成一个具有竞争能力的团体。中国的企业如果没有双赢的理念,我们在一个产业链当中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因素,只能成为消极的因素,这一点对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个,企业要有创新的文化。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如果不搞创新,很难有竞争能力。前段时间美国的媒体做过一次讨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出现很多的创新型企业。我看了一些材料最后归纳了几条。

    他们讲的第一条,是中国的企业普遍盈利水平很低。创新需要不断加大投入,当我们的企业盈利水平很低时,就拿不出来更多的钱对创新进行再投入。所以我们确实感到在今后的改革当中,怎么样减轻企业的负担,降低企业的成本,使中国的企业有更高的盈利水平,这直接关系到企业能不能有更高的创新水平。所以大家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都提出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的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创新的问题讲了多年,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就是因为我们企业盈利水平差,我们企业拿不出大批的钱投入到创新的领域。我觉得他们的第一个结论对我们来讲是适应的。

    第二条是讲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只鼓励模仿。对这一点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该很好的思考一下,如何进行鼓励创新的教育。如果我们没有创新教育、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企业的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三条讲中国的创新基本上是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这是因为我们的创新基本上是政府鼓励、媒体鼓吹的创新,但是企业没有真正内在的动力来进行创新,这就使我们的创新变成了一种口号,变成了一个浮在水面不能落实的东西。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第四条是中国缺少一个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我们在讨论金融问题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曾经多次提到。怎么能够使中国金融体系开展更好的创新支持业务,特别是个人的创新问题,也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美国媒体对中国企业缺少创新能力确实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些观点很值得我们研究。

    最近我看了华为高管任正飞的讲话,我觉得他讲的很对。他说中国缺乏创新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明确中国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也是中国企业创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不加强对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不可能出现一个蓬勃发展创新的格局。

    创新必须在开放的条件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创新。现在讲自主创新,讲的是三种创新,一是原始创新,二是集成创新,三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觉得对中国在大多数领域主要是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自主创新,也就是原始创新,但是这个创新是很少的领域,因为创新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成本是很高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讲,我现在希望用更多的精力,来切实解决眼前的一些创新的问题。任正飞在讲话中,还说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华为只强调做有优势的部分,没有优势的部分我们应该更多的加强开放合作,让别的人搞。如果我们不向美国学习他们最好的东西,我们永远战胜不了美国。所以创新必须在开放的指导思想下创新,怎么解决我们企业创新的文化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是,中国企业文化当中相当缺乏的就是务实文化。我们本来是很务实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本来也是一个很务实的民族。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很多各种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影响,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很多的企业,常常受一些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出现了很多不务实的态度。比如说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一旦受到一些困扰,马上有人就说是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过分的政治化。像日本企业最初走到美国也碰到了很多的障碍。没有必要把我们受到的任何一次挫折都归为政治的因素,应该从自己市场化的程度和自己的竞争能力来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品牌问题,刚才我讲要搞世界制造。我们过多的强调要国产化率,要为国增光,为国家的赢得荣誉等等。实际上如果能够实现全球制造、世界制造,打造出全球最好的自成品和最好的品牌,才是真正为国家创造最大的利益。怎样来克服这样一些似是而非,表面上看着很正确的有政治因素的口号志向,扭转相当顽固的惯性维方式,使我们的企业和社会形成真正务实的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里面,谁不务实谁就吃亏,谁夸夸其谈谁要吃亏。有一次我和日本、德国的专家讨论,为什么说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会长期领先于全球制造业?他们讲的例子也很简单。德国人说要认真严谨的讲卫生。日本专家讲的更直白,他说一个不讲卫生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高端制造业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解决这样最基础的问题,空谈所谓中国创造和中国制造业的高端化是做不到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我觉得国外的企业确实非常的务实,而我们的企业花架子太多了。比如说我到伦敦参加一次汇丰银行举行的全球汇丰银行高管的会议,会议请我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做一个报告。汇丰银行是很大的一个银行,我想在伦敦举行高管会议,肯定是在豪华的五星级饭店。实际上会议是在泰晤士河旁边的一个酒窖里面举行的。那个酒窖里面非常的昏暗,连靠背椅子都没有,所以的高管都坐在长条板凳上听我讲了三个小时。我讲话的时候除了一个小方台子之外什么都没有。汇丰银行全球总经理介绍我的时候,花了五分钟,然后开始直接进入话题。不像我们开会,可能要花半个小时,让领导做各种致辞,然后最后再进入正题。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上花大量时间的话,我们的务实文化不能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的竞争能力一定是很差的。国外的企业家心态非常好,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承受失败的能力,承受成功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可以说归入平淡到很成熟的水平了。他们的炫耀心理,一定要露富的心理早已经没有了。我记得很多年前到华盛顿,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请我去吃饭,专门挑了一个餐馆。这个餐馆当然是不错的,但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挑这个餐馆,因为这个餐馆离华盛顿比较远。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小孩在这个餐馆里面打工,他曾经跟这个小孩介绍过我的情况,这个小孩对中国很好奇,特别是中国的高管很好奇,他很希望见到我。但是因为打工很忙,所以他的老子就把我请到他打工的餐馆里面,在我吃饭的过程当中,把他叫过来做了一段交流。我回来之后一直很感触,这是美国数得着的大老板,他能让自己的孩子去打工,而且不觉得打工对他来讲是丢脸的事情,觉得是很普通的事情,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中国的官员是什么样的。这就更使得我们去想象,我们中国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的社会全面打造一个务实的文化。

    我觉得最近一个月来,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个国家变得务实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很有希望了。比如说中央规定在调查研究的时候,要去掉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大家可能不知道,过去我们有些领导包括地方领导要到下面视察的之前,基层经常要搞“踩点演习”,预先派人到村子里边,找某个老太太出来,讲什么都要事先讲好。这种踩点式的、表演式的调查研究,我们的领导怎么可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这种形式主义的坏东西已经走到了极端的地步。现在提出来领导上路不许封路,看起来是小事情,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是关系到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少数领导放在第一位的大问题。几年前我陪着一位已经退下来的高层领导到一个地方去,休息的时候,他喜欢打网球,所以当地领导建了一个新的网球场邀请他打。他打网球还没有出门,我出去一看已经封路了,无非就是打一个网球嘛。当地领导人说,因为网球场刚刚建好,所以洗澡间用起来还不是非常的好,请领导打完网球以后直接回宾馆来冲凉,他也同意了。但是这个领导打了网球以后,经过淋浴间的时候看到设备非常好,他说就在这儿冲凉,冲完凉我们再回去。这下陪同的地方领导着急了,外面已经开始封路了,如果等这位领导人把澡洗下来的话,封路二三十分钟怎么办,这个台阶怎么下?当地的领导不敢讲说外面已经封路了,只有我知道,只有我敢上去跟他说。于是我对领导说虽然看起来设备很新,可能水的质量没有保证。其实我并不是怕这个水的质量问题能给领导造成什么大的问题,我是在担心那二三十分钟的封路怎么解决?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经历过。所以看到中央的这些规定以后,我们感到太重要了。

    最近大家在议论关于开讨论会不要念稿子,念稿子实在是害死人。过去我们很多会议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念稿子,真正讨论的时间却没有。因为每个人都准备好了稿子在念,也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所以秘书处的人就把稿子先收集起来,东看西看,甚至在开会之前就把会议的纪要写出来了,这还要开会干什么?一个国家到这种程度,怎么能够提高政府的效率。

    当然也有一些领导同志是不错的,比如说朱镕基总理。有一次国务院开会,由一位部长念很长的入世谈判的方案。朱总理看稿子看的快,当部长还没有汇报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已经看完了。于是他说你不用念了,我都看完了。你就告诉我,你们今天让开这个会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实际上有许多废话拿掉以后,二三十页的汇报可能就是两三页有用。所以现在中央抓的这些问题,都是要解决我们前进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有了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真正考察干部,就是看他能不能提出问题,能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看他对下面的情况真正有多少了解。所以现在从作风问题入手解决务实问题,是解决我们今后更大、更困难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开始。很多重要的改革,可能一年、两年甚至三、五年才能见效,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尽快凝聚起共识,使大家对解决重大改革问题有信心。而解决信心问题,我认为应该首先从作风问题入手。

    现在大家都愿意当官,因为当官太舒服了。甚至一个小小的乡长、镇长、县长,都有专车,都有秘书,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我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联合国上万个职员当中,就有一辆专车,是秘书长一个人的专车。这次中央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如果真正落实,真正解决掉这些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大家所关心的很多问题,可以说就解决了大半。像我们这些70来岁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好激动的事情了,但是我看到这些事情以后很激动。因为我知道,如果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解决好了,把规定后面的很多东西,让它真正的透明化,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就真有希望了。我觉得我们新一代的领导人确实是了解情况的,知道我们的软肋在什么地方。不解决这些软肋,不使我们整个社会变成务实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变成务实的国家,不管从哪个方面我们都很难具有全球的竞争能力。今天讲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顺便讲到这段我的感想。我希望大家从这样新的起点当中得到鼓舞,得到历练,使中国更加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强大起来,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更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