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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缺口呼唤国际战略
“我们对中国未来能源、资源需求满足的前景进行了预测，结果很悲观”。在这场以“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直言不讳道，“算什么什么不够，几乎就没有够用的。”
以石油为例，中国目前国土资源在世界占比为7%，但石油储量的占比仅为3.5%。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原油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石油可贸易量总计20亿吨，而中国就占去了1.5亿吨。而在最近几年全球新增石油贸易量中，中国的占比更是接近50%。
同样面临这种压力的还有钢铁。王建表示，按照工业化完成的国际指标来看，世界各国人均钢铁蓄积量的平均水平为20吨左右，日本、韩国等更高达22-23吨。这意味着，当中国人口达到15亿的峰值时，中国钢铁蓄积量将达到280亿吨。按此计算，未来25年中国钢铁每年生产能力要达到7-8亿吨。
“这样看来，目前中国6亿吨的钢铁产能从短期来看是过剩的，长期而言则还有不足。”王建说。
相比较而言，中国最不缺乏的能源是煤，然而这种能源的污染却又是中国不可承受之重。过去，节能相当成功的日本完成工业化时，该国人均消费标准煤5吨。照此计算，即使采取最节能的技术标准，到2030念中国烧掉的原煤将达到80亿吨。“目前烧20亿吨煤的时候，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污染，到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很难想象。”王建表示。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会上称，国内资源的紧缺使得中国通过全球市场获取资源成为一种必然，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
“任何一个国家崛起会引起世界资源的重新分配，中国崛起在一些国家看来是种威胁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他指出，如何以公平的价格获得世界资源将成为中国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国际战略失误有可能导致国际资源价格的提高，给国民利益造成损失。
节能减排目标较难实现
根据“十一五”规划，未来五年内要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20%，中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10%。然而，今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比去年同期增长0.8%，三季度转升为降，但完成单年下降4%的目标希望渺茫。
对此，与会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在于当前以重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结构。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师梁优彩指出，重工业能耗是其他产业的5倍以上，如果重工业的比重持续上升，那么能耗下降的效果就很难显示出来。数据显示，从2002年开始的一轮经济增长中，重工业发展显著超过轻工业，具体表现为重工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已经从四年前的56%进一步上升至70%左右。
“根据我的计算，今年上半年光是重工业比重上升给单位GDP能耗带来的增加值是1.2个百分点，因此上半年增长0.8个百分点意味着节能还是有效果的”。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同意。王建表示，从单项能耗看，每年都降的很明显，但综合能耗不降反升说明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在国内经济产业结构短期难以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十一五规划中能耗和污染的两项硬性指标实现起来难度颇大。
与会专家提出，要想真正改变国内高能耗、排污治理不利的状况，关键还在于解决国有资源产权界定、资源市场化定价等深层次问题。
资源价格扭曲成节能制肘
目前，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任务，政府正计划落实目标责任制，科学分解节能环保等约束性指标，并将实现目标的情况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和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对此，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在会上表示，行政手段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就目前来看，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现有的某些机制甚至起着相反的作用。
他直言，能耗难以下降、污染治理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价格机制扭曲，这与我国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能源、资源价格以及污染收费偏低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能源、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滞后，行政性管制和国企垄断过多，妨碍了价格机制的作用，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
“由于成本低廉，因此一些地区大力发展高能耗工业，形成以煤炭、电解铝、铁合金等为主体的重化工业结构，以及电解铝、铁合金等部门一再出现投资过多和增长过快都是可以理解的。”据他介绍，世界银行对世界2500家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节能降耗方面，研究开发的贡献只占17%，而价格调整的效果则达到55%。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指出，资源定价市场化难以推进的实质是国有资源的产权界定问题。
“目前社会上对发改委对于能源价格的管制存有非议，但事实上，如果不管价格，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的盈利将更多。”樊刚指出，这将意味着社会公众付出极高的成本使用能源，事实上却是在为几个资源性行业的企业“进贡”。
“关键在于，大量的资源产权过去没有界定不收费，相当于属于全国人民的资源给这些垄断企业掘为己有。”他建议，尽快界定相关产权，推进资源市场化定价，但在涉及公共品的定价问题时则要考虑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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