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斯特恩在演讲
尼克·斯特恩是英国政府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顾问、英国政府经济服务网络主席、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受国家发改委的邀请来华访问并在京做了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演讲。
所谓碳交易是一种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机制。根据这一机制，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支付费用，用于减少后者的二氧化碳排放，减排的额度则可以算在付款方账上。而各国的排放额度是经由谈判，通过《京都议定书》签订的。目前，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温室气体。
斯特恩在演讲中说，所有的碳对大气层都有破坏，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受灾最早也最严重的将是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气候的不断变化导致现今的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高出5摄氏度。诸如此类的变化不仅将造成自然地理的改变，也会带来人文地理的变化，比如干旱、风暴、森林大火、洪水、物种灭绝、农作物减产等，使人类陷入如何及在何处生活的困扰。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
他认为，在2050年以前，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含量应该控制在相当于450至550ppm二氧化碳含量的范围内。高出这个范围，造成危害的程度就会大大增加，减少危害需要花费很大代价，并很难降低这个成本。低于这个范围，即便要在近期内进行改观，成本也将是非常高的，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延误行动等原因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补救。
工业革命（即1850年）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是相当于280ppm的二氧化碳含量，而目前的浓度已相当于430ppm的二氧化碳含量。
斯特恩建立的经济模型显示，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甚至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20%。相反，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成本能够控制在每年大约只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因此，全球都应向低碳型经济转变，在所有国家和部门采取行动。
斯特恩向中国政府提供了2个“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工具。
第一个工具是税收。一名中国专家通过计算得出，如果对排放碳的企业征收10％的税，可以使排放降低6％，而向GDP贡献0.5％至1％的增长率。政府可以利用这笔税收弥补医疗、教育经费的不足。
第二个工具是排放交易。斯特恩向与会者援引了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在欧盟各国，对电力公司和大行业都规定了碳排放的上线。企业如果超标，则需要购买排放额度。这时，一些低于排放上线的企业就可以按照一定价格，将自己未使用的额度出售给超标企业，从而获利。同样，类似碳交易现在也存在于国际贸易当中。
记者从其它渠道获悉，从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量来履行减排义务，使得看上去毫无用处的“二氧化碳”等废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每年上百亿美元的“碳交易市场”。这种按照《京都议定书》来形成的市场运作机制一般被称为清洁发展机制(CDM)，而成交的每一个项目就是通常所说的CDM项目。
发达国家之所以有购买碳排放额度的动力，是因为他们的减排成本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从其他国家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配额要比花费大量资金改进工业技术减排合算得多。例如，目前英国工业企业的减排成本每吨至少花费20～30欧元，而通过在中国购买，价格只有7～10欧元。因此，发达国家更愿意把资金和技术投入到发展中国家，从而间接获得排放配额。发展中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时候，发达国家及直接参与交易的碳交易商也会从交易中受益。这种交易显然是一种双赢。
目前全球已经注册了300多个CDM项目，预计每年将减排9000多万吨二氧化碳。我国所注册的项目减排量达到了总量的40%，而且，我国政府也十分注重CDM项目，国家发改委从2005年就从政策等方面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进行CDM项目。因此，有专家指出，清洁发展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中国发展机制。
当前，120多个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都试图在中国购买减排量。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今后碳交易的价格肯定是一个上涨的势头。如果美国加入了《京都议定书》，将会进一步向上拉动价格。因此，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在谈判中掌握主动，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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