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算来已近28年。中国由当时世界贫穷国家（按照当时的标准是人均GDP280美元以下）之一发展到今天略低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并且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就中国目前的金融体制和相应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变化及提高程度，以及财政职能的转换，特别是向着公共财政方向的转换及财政政策作用机制的变化看，许多方向性、导向性的改革已经提出，并且在一些方面也在开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本报记者近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一次演讲会上采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请他谈谈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中一些问题的认识。

 

    记者：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目前的转轨状态？

    刘伟：转轨是指发展模式与体制模式的双重转轨。在体制转轨上，从微观上看，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导性、基础性的力量。从宏观上看，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机制的变化。应当说，中国政府的改革远远滞后于企业的改革。因为改革之初，是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在经过了近28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改革的核心要从企业改革转为政府改革。决定中国市场化深入和能否继续完善的关键是政府改革，这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记者：转轨时期消费疲弱是必然的吗？

    刘伟：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但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如果增长10个百分点，则其中有5.4个百分点为消费拉动； 4.6个百分点为投资拉动。而目前国际社会如果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则其中有7~8个百分点为消费拉动； 2~3个百分点为投资拉动。即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结构中，投资需求拉动的比重显著高于当今国际社会的一般情况。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有没有历史的阶段性，这还需要做更深入地研究。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疲软，是否与收入分配有很大关系呢？这是随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提出的问题。随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地区和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高于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而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的边际倾向都低，虽然他们的消费规模大，但是占其收入的比重小，他们消费的增长虽快，但是消费的增量与收入的增量比也低，最终形成大量的收入首先集中到了消费倾向低的人手里，则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消费增长很难大幅提升。而收入低的人消费倾向虽高，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轨过程中，意味着未来的不确定，并且越是消费倾向高的人，其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值也越高，也就越不敢消费，而进行强制性的储蓄。比如未来在医疗、教育改革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都使低收入人群不敢消费，而将现期的消费，转为未来的消费。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涉及收入分配公平性的问题，同时也影响经济运行的均衡性。收入差距的扩大，破坏经济运行的均衡增长，导致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严重不协调，使需求出现结构性矛盾，制约总量的均衡。

    记者：人们的消费为何会疲弱？

    刘伟：物价总水平很低，但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统计显示，我国近些年长期保持低物价水平，但是群众对物价的实际感受与统计结果很不一样。从“吃”上看，农产品价格在涨。从住房上看，虽然在统计学上，各国都将购买住房的支出计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项，而不计入消费需求项，但群众在实际生活中，对房价上涨的担忧，却不会因统计上计入方式的不同而减少。中国中心城市房价上涨速度之猛，在当代世界名列前茅。从需求上看，当一个地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购买住房的需求开始活跃。目前，中国的中心城市基本上都进入了这一时期。从供给上看，中国目前的房地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经济，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因此成本难以在短期内下降。需求的活跃，和难以下降的供给成本，使群众相信房价会迅速上涨。此外，群众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支出的上涨，都使得群众对未来物价的担心程度很高。

    记者：经济增长恢复速度显著，但是为何失业率不降反升？

    刘伟：原因在于，首先中国在工业化，而工业化本身排斥劳动力，资本密度会越来越大，而劳动密度相对减少；其次，中国在市场化，而市场化带来减员增效。GDP增长1个百分点，相应增加的就业岗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增加240万个岗位，到进入21世纪后，只新增90万个岗位。城市化、工业化的深入，造成了失业率的不降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