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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小敏:管住土地是关键
作者:余京津    时间:2007-01-29    来源:中国广播网    阅读:1710次   
    中广网北京1月29日消息(记者余京津)“宋国青说,中国宏观经济,汇率是纲。我加一句,对外,汇率是纲;对内,土地是纲!”这是中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高级经济师石小敏近日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第112期“长安讲坛”上对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提出的一个看法。

 

石小敏做主题报告

 

    石小敏在本期论坛的主讲题目是《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与绝大多数主讲学者不同,石小敏的整场报告完全脱稿,而且充满激情。当富于个性的他讲到“中国改革好比人走路”时,竟从座位上站起身,边在讲台上走秀边讲解。

 

 

石小敏用行走的动作比喻中国改革的各个阶段

    人民币升值导致房价飙升

    石小敏认为,2006年人们对于改革的议论是以朗咸平质疑国企改革而引发的争论为发端,陆续延展到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众多领域,并更多地落在了房地产行业。

    他说:“房地产调控了2、3年,成效不理想,相当多地区的房子价格还在涨。但是,人们讨论的水平在迅速提高,已经快接近问题的答案了。”

    石小敏指出,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有国内、国际两层原因。首先,中国处在发展模式的大转型之中,尤其是城市化进程导致中国房地产投资和道路投资两项投资之和占到全部投资的一半以上。

    其次,全球的经济格局也处于调整之中。1989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合二为一,带来真正的全球结构一体化。从此,中国经济不再可能成为封闭经济,而与国际社会相互发生相当密切的联系和影响。

    2001年,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的经济开始衰退,美元持续贬值,并引起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中国经济虽然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在汇率制度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人民币非但长期没有升值反而跟随美元一起贬值。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之间的显著落差使得以人民币标价的实物资产在国际投资的带动下高涨。越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房价越是上涨得凶猛。所以,这种上涨不可阻挡,并且房价很难回调。

    政府应当大量提供廉租屋和经济适用房

    不过,石小敏仍然为政府控制房价开出了一张“一少两多”的“药方”:政府应当少收取土地出让金,多提供廉租屋和经济适应房。他说,“这两类房子多了,房价自然会下来。”

    他的理由是:目前中国城市人口从收入结构上可以划分出住房的三大平台。

    第一个平台是农民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当前农民工已占城市人口的30%以上。地方政府向市民提供的廉租屋数量很少,连城市居民的需求都无法满足,使得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根本没有纳入廉租屋的考虑范畴,广大农民工只能在工棚、地下室、“城中村”中栖身。

    第二个平台是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以下的工薪阶层。政府需要向这类人群提供充足的经济适用房。

    第三个平台是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人群,他们应当购买的是商品房。但是由于美元贬值的效应传导到国内,使得相当数量的商品房被国内外的购房人用于投资或投机,而不是用于居住。面对拉升得很高的房价,那些真正需要购房居住的中层白领只能忍痛做“房奴”或者望“房”兴叹。因此,试图用“90平方米、70%”的政策解决房价问题完全不对症。

    石小敏介绍,在国外,政府对廉租屋和经济适用房都有补贴。对中间阶层购房,国外采取在所得税前扣除购房款的方式即减税的方式进行补贴。我国政府可以参考这种做法。

价值体系日益国际化

    石小敏说:“这5到10年,尤其是最近5年的改革,带给中国最深刻的变化不是GDP,而是价值体系的改变。中国搞现代化100多年了,内心深处一直纠缠不去的一个心结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现在,体用之争才真正放得比较淡、比较轻。我们现在从国外引进的每一套价值体系,不管是足球规则、环保规则、人权规则等等,都带有国际普适性。”

    石小敏指出,与价值体系相伴随的另一大变化是互联网。年轻人基本上都在“网上生活”。据此,社会形成了三大评价体系(圈)。

    首先是国际评价圈。国家决策层每天都在收集各种国际信息,作为决策参考之用,而国际社会每天都会对中国的决策做出及时的反应。

    其次是社会网络评价圈。尤其是网络的评价,使得大众参与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舆论力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最后是政府的自我评价圈。除了国家安全等纯政治领域外,其余领域的自我评价份量趋于弱化。

    同时,三大圈的互动性越来越强。它们共同汇聚多元化的理念、成为利益沟通的渠道,彼此中和、最终提炼出某种社会共识。未来的改革走势,80%的决定力量将来自于社会。顺应民意推进改革的领导人将成为时代的英雄。

    管住土地适当分权

    具体到资源配置领域的改革,石小敏提出,一方面政府应当管住土地(他认为土地是一切腐败的根源),减少部分人的灰色收入和畸形高收入。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分权,即给与百姓和社会更多的权利。政府向社会分权有两个方向。一是向村政府、乡政府等基层政府放权;二是向各种社团(如行业协会)放权。

    石小敏还说,政府改革是政治改革最主要的内容。作为改革的枢纽,政府改革的成效将传导到其它各方面。对于国家公务员,应当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和问责机制。西方的一些做法可以借鉴。比如,高薪养廉。再比如,国外的议员只有津贴,不拿工资。

    石小敏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他希望人民在积极参与改革的同时,对领导人的决策也要宽容。

    石小敏1950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学术成果有:《WTO与中国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价格改革设想》(合著)等。

    “长安讲坛”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长年坚持开设的经济政策讲坛,每隔2周举办一次,迄今已经开办了7年,几乎所有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领域里有所建树的学者、专家都到该讲坛上发表过自己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