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拥有几千年历史文明的中国在历经磨难后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一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避免。昨天，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召开，在“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的主题下，中国的学者们用他们的智慧告诉我们，要完成这样一幅中华民族复兴的蓝图，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我们正在一个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并不平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没有用“大国崛起”的字眼，因为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强的要求。他很赞同“让历史照亮未来的星辰”的说法，并从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中总结出实行自有市场经济制度、中等阶级的兴起等值得中国注意的问题。“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使得我们的路走得更顺一些。”　　 　　

　仅靠法治难以维持市场经济运转　　 　　

　吴敬琏认为，实行法治有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是它具有普适价值，二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他进一步提到一个曾经并仍在被讨论的问题：可不可以不要民主，有法治就能够维持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转。他自己的观点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很难保持法治的持续。　　 　　

　此外，民主制度也有不同的类型。吴敬琏指出，我国好像几代人都深受法国式的理想主义、革命情怀的影响。他认为法国这套制度的结果是一切权利归国民议会，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体，结果变成了亚和平领袖的专政。而宪政民主和法国式的民主不同之一，就是没有最高的权力主体，任何一种权力都受到制约。　　 　　

　橄榄型社会利于经济稳定增长　　 　　

　一个发达国家要走向稳定和持久的繁荣，需要合理的社会结构做基础。吴敬琏表示，传统社会是个哑铃型的社会，中间阶级是非常弱小的。到了近代，中间阶层或者是中产阶级开始壮大，但是总人数还是非常少的。到了20世纪，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专业人员在整个社会生态体系中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中间阶层的人数增加了，社会地位提高了。所以现代社会就变成一个橄榄型了。　　 　　

　“哑铃型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是充满动乱的，而橄榄型的社会则容易实现稳定增长与和谐。”吴敬琏如此表示中间阶层对一个国家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吴敬琏引用了一组数字，美国劳动力总人数1900年是2900万，1970年是8000万，其中体力劳动者1900年是1000万，1970年是2900万，增加了190％，白领工人在1900年是500万人，1970年是3800万人，增加了600％。　　 　　

　市场经济不等于重商主义　　 　　

　什么叫市场经济？人们对此的认识还有很大差距。吴敬琏指出，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只要是商品或者资源都是通过市场途径来的”。　　 　　

　这种重商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强度的干预，二是货币是惟一的财富，发展的目标就是积累财富。许多国家确实在发展的初期是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如葡萄牙、西班牙，但是重商主义不能够保证经济持续的繁荣。因为这些国家要用大量资源去供养政府和军队，大量金银的流露还造成穷奢极侈的社会风气，财富并没有投入生产。而重商主义还会造成严重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