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自改革提出共同富裕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橄榄型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2月11日下午，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对于最近流行的分析感觉到非

　　在去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年会上，吴敬琏直言无讳地论及改革在经济领域、法治环境、公共服务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面的重大缺陷，而在去年6月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上，吴直指腐败与垄断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吴敬琏在此次年会上的发言，有诸多相承。　　

　　在贫富有相当悬殊的情况下，“精英”与“草根”的论调不乏应时而出的基础，向社会的中间望去，仍然十分脆弱，吴敬琏的心事自非杞人之忧。　　

　　2005年，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占中国人口20％的富裕阶层的消费量占到总消费的一半，而占20％的贫困阶层的消费量却不到5％。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同年9月公布，中国在2003年以后收入差距急速恶化。而在衡量一国或地区收入差距标准的基尼系数上，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在2000年就冲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目前已达0.47（基尼系数数值介于0到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　　

　　此种分化，使中国社会阶层面临断裂与对立的危险，这对和谐社会的目标，无疑是巨大的伤害。但在现实中，外报所指称的腐败官员、奸商和无良学者所组成的利益链条，又确实以自命“精英”的姿态存在。此种存在，确确实实打压了“精英”与“草根”的中间地带，这也证明了腐败与垄断对社会结构中间地带的吞噬，由此造成机会不平等。　　

　　吴敬琏论及“大国崛起”，提到增进国家发展、人民福利的四个方面，其中之一是中等阶层的兴起。如此相提并论，中等阶层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而在当今，要造就更大的中间地带，要造就更多的中间阶层，非打击贪腐不可，非得在相当程度上破击垄断不可，必欲使改革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必欲重塑社会主流的“精英”姿态。这也是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称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强调“企业要确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做一个‘遵法纪，重伦理，行公益’的好公民，尽早完成由‘经济人’向‘道德人’的转换”的意义所在。　　

　　从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的“分离”，走向“聚拢”的中间阶层的形成，“精英”与“草根”的分析，当然足以引起最大的警惕——“精英”挤压“草根”，是造就中间阶层的重大障碍，也是一个危险的倾向。只有清除这一危险，才能得到“最重要的人民幸福”。[作者：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