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当道，草根喧嚣——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遗憾的是：很少有一个群体勇敢地站出来说“我就是这个社会骄傲的中产阶层”。吴老先生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倒不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缺少“中产”，而是缺少数量庞大、底气十足的“中产阶层”，换句话说，传统的“哑铃型”社会结构还未曾被有效纠偏。所以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譬如在2003、2004年的时候，请一个经济学家跟你讲宏观经济形势，他肯定会告诉你现在需要刺激经济增长；再过七八个月你请他来，他会告诉你，现在是经济过热。为什么？产业增长模式的失衡背后恰恰隐语着基于财富序列上的社会结构之困。由此也可以证明，孱弱的“中产阶层”不仅是“橄榄型”社会旅途上最大的壁垒、而且也是经济崛起上的“反加速器”。

    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稳定发展，是和“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密不可分的。而我们为什么缺少“中产”，或者说那些“中产”为何缺少话语底气呢？表面看是悬而未解的民生难题，譬如就业、住房、医疗等。但背后的实质，首先还是“收入分配”这一症结。凯恩斯早就预言“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和武断而又不公平地分配财富和收入”。2006年，一份名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的研究报告提交给了国家发改委，这项从2004年开始攻关的课题报告中认为：“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主要途径。“中产”首先是个资本拥有的命题，如果工资结构、薪资正义、经济伦理等得不到底线上的维护、整天还在为是否能讨得到法律上的薪水权而伤脑筋，“中产”怕还只是个奢望。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中产社会”决不会整天强调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以压低产业工人薪资的“捷径”来换取产业利润的经济惯性里永远也结不出“中产”的果子。基尼系数是一个问题，基尼系数里两头的人数是另一个问题：设若只是两个人收入悬殊地分布在社会两极，总能找到合适的制度设计为最差境遇的公民兜底，成本也不大；但若是一个人和一万个人分布在基尼系数的首尾，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难题。

    其次是“中产阶层”的流动问题——-“草根”如何走进“中产”的序列？在这个问题上，教育是关键。作为公共品的教育，不仅承载着政府的道义和理性的公共关怀，更为基于财富配置下处于社会资源劣势的“草根”提供了近乎唯一的相对公平正义的“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尽管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百分之二十一”，但这个大众化的代价和性价比都让人犹疑：具体表现为“上学难”和“就业难”已经成为“中产”凋敝的直接原因。

    此外，弱者生存的政策逻辑、生产要素流动的户籍壁垒等命题也值得拷问和深思。唯一值得我们记取的是：一场遗失了“中产”票根的“橄榄型社会”之旅，终究会曲折了我们最初抵达和谐的深情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