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一年，也是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一年。在刚刚闭幕的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克强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辽宁放在全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去审视，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使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步入东部发达地区行列。“步入东部发达地区行列”这一目标本身就要求全省人民在全面振兴过程中要有高的起点，不能站在辽宁看辽宁，要调整视野，站在全国乃至世界的高度，谋划全面振兴伟业。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今天我们放开眼光，把目光聚焦在我国经济理论界高层次的一次盛会———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站在全球发展的角度，聆听专家学者精彩观点的陈述，希望能为老工业基地实现全面振兴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和创新的思路。 
 
  2月1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年会上，40多位论坛成员以“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为主题，对成为大国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是否已经具备成为大国的条件、中国靠什么来建成大国、哪些因素是建设大国过程中遇到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等展开深入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目前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国，还不具备成熟的经济大国的条件，而大国崛起也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崛起，同时也包括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 
  论坛成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到2020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强盛期。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动因，中国会出现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崛起方式、崛起影响和崛起效应。 
  论坛成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发展的要求。我们是走在民族振兴的道路上，这个道路并不平坦，好几代人为此付出了努力，我们要吸取别的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降低成本。 
  论坛成员、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特别提出，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树起新的形象非常重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两个目的，即通过接受世贸组织一整套规则体系说明中国一切是按规则办事，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国际战略。二是承担义务。虽然中国现在整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承担起大国的义务。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全面实施的第一年。各项工作如何布局，无论对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还是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重大。而树立大国形象不仅是政府、企业的事，也与每位公民的言行密切相关；中国崛起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但又离不开一个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何缓解并逐步解决能源与环境的压力，对各级政府都是一个严峻考验。
中国是否具备成为大国的条件 
  对于中国是否具备了成为大国的条件，论坛成员一致认为，首先应该弄清大国这个定义。从经济学的角度定义，大国不是一个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定者。有些国家并不具备大的经济总量，但确实是世界某一个产品、某一个行业的价格制定者。大国可以用率先发展的垄断优势创造适合自己发展的条件，可以不依靠对外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个方面，大国既有发展机遇也面临挑战。大国发展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国际社会的责任压力、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和转轨比较缓慢的压力。中国现在是经济总量大国，有些行业是世界价格的制定者。今后如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就能在更多方面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论坛成员、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戴玉庆认为，中国只是供给意义上的大国，而不是需求意义上的大国，中国的需求还不能成为消费性的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在经济学意义上，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外汇顺差得以证明，大笔的外汇不能相应地转为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也不能成规模地转变为生产资料的国际性的市场需求。为此，国务院专门提出要把交易外汇从出口上的交易外汇改变为进口上的交易外汇。因此，在新的非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之前，中国要为今后成为大国经济做好准备，最重要的准备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使人们的消费能够形成规模。 
  许多论坛成员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不需要再讨论的事实，只不过是在什么阶段崛起的问题。论坛特邀嘉宾、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宏观概念，把经济崛起再缩小为一个小的概念，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就是资本、技术、人才三大要素，将这三大要素有效整合，围绕三大要素短缺解决问题，并且使这三大要素在国际上领先，就能实现大国崛起。陈东升提出，大国崛起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崛起，经济的崛起会带来技术和品牌的崛起，带来文化、军事和政治的崛起，这六大板块整合起来就是中国的全面和平崛起。
  中国崛起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经济高增长，其原因是成功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与重组，中国的崛起也开始打破了世界原有的力量格局，推动着二战以后所形成的长达60年的原有世界力量格局进行重组。论坛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说，客观地看，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内外部结构重组还远未完成，即未形成稳定的结构。而稳定的结构是一个全新的结构，需要培育很多新的力量极，这些力量极能否顺利发展成为国内、国际新格局的稳定支柱，还充满着许多变数，这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经济上的挑战主要来自于资源与环境瓶颈。王建介绍，在中国经济规模体量小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感受不到资源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然而到了目前阶段，量变已经积累到质变阶段。例如传统工业化所使用的主要能源与原材料是石油与钢铁，工业化国家一般都是人均消费两吨石油，美国是人均4吨，如果中国也按这个消费水平，到2030年就需要30亿吨石油，这个需求水平已经接近目前世界每年的总产量。 
  “资源与环境约束使中国不能以传统的工业化技术实现工业化，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放弃实现工业化的目标。”王建表示，如果起点与目标都不能改变，能够改变的就只有过程，即走出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由于现代工业化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建设，资本的重心已经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在开拓新的工业化道路方面，中国已经没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可借助，只能依靠自主创新，走出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用新能源、新材料和新的加工技术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对于大国崛起是不是经济上的崛起，论坛成员、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强调，大国崛起绝不仅仅是经济上崛起。大国崛起离不开经济，但不要把它仅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此外，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能否抓住机会，值得深思。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大国，这并不仅仅简单地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
  2020年中国将进入强盛期 

  2004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全球近千名政治家、企业家以及经济和学术精英的一项调查，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探讨2020年中国、印度等国作为新的重要的全球参与者的可能性。 
  报告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使全球的地缘政治局面发生变化，其影响可能非常巨大。调查预测表明：到2020年，在国民生产总值上，中国将超过除了美国之外的单个西方经济强国，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欧洲各经济体或处在超过的门槛边缘。得出这样结论的理由是：因为中国和印度人口的绝对规模巨大，所以它们要成为重要的经济强国，不管人均生活水平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无需接近西方的水平。或者说，中国和印度不需要达到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可成为世界强国。 
  上述对中国崛起的判断是否正确？对此，论坛成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持肯定态度。他提请注意的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迅速崛起的国家，会对全球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他继而提出，中国崛起是否有其发展规律或发展轨迹？与其他国家崛起是否有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一个国家崛起是否意味着存在一个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如果存在，它的发展阶段是什么？引起这一生命周期的动力或因素又是什么？ 
  胡鞍钢在研究中充分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国家生命周期理论。他采用一个国家的人口、经济总量、出口总量和制造业总产出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来刻画国家发展生命周期。采用世界经济历史数据，通过深度剖析英、美、德、日等国家的发展历史轨迹，发现的确存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历史轨迹，并勾勒出1820至2001年中国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公元元年到1500年，中国既是世界人口大国，又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当时实行的是农业经济。1500年到182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处在农业文明的高峰或强盛期，但出现了长期停滞。1500年之后中国与西欧国家的人均GDP差距就已出现。1750年后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 
   820年之后，当世界其他地方渐入工业社会，以工业文明、工业经济为主导时，中国仍然是农业社会，以农业文明、农业经济为主导，显然后者无法与前者竞争，前者的创新能力大大高于后者，后者进入农业文明的衰落时期。 
  1949年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落后的国家。1950年以后中国才开始进入现代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即现代经济的准备成长期。1980年后，中国进入现代经济起飞阶段，即迅速崛起时代。到2020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强盛期。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崛起的路径不同，中国是先衰落而后重新崛起，中国的崛起可能不是崛起，而是重新崛起。 
  胡鞍钢指出，国家生命周期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能否持续创新。国家衰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创新和压抑创新，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动因。当然，这个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也包括文化创新、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可以说，创新是一个国家迅速发展、迅速崛起、迅速强大的根本动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规模创新、加速创新、全面创新的时代。中国崛起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创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胡鞍钢相信，一旦13亿中国人民有创新就会产生巨国规模效应，就会出现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崛起模式、崛起影响和崛起效应。
  中国崛起需要借鉴他国经验 
  吴敬琏教授认为，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都不大，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发展的要求。他说，我们是走在民族振兴的道路上，这个道路并不平坦，好几代人为此付出了努力，我们要吸取别的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有的国家崛而不起或者起来以后又衰落了，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这些重要的问题搞懂了，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利才能增进得比较快，使得我们的道路走得更顺一点，也就是发挥后发优势，这样可以避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避免犯前人的错误，降低成本。 
  以瑞典为例，吴敬琏说，瑞典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它有些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一个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有好多正反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吴敬琏将瑞典及其他成功国家的经验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引进制度。第二，实行民主法治。第三，实行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第四，中等阶级的兴起。 
  吴敬琏详细解释了关于自由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他说，现代经济学上有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一种是市场配置，一种是计划配置。除了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市场配置资源是更加有效的。吴敬琏说，大国崛起有一条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代表着企业家或者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利益，我们要吸取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如何看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高强度的干预，另一个是货币是唯一的买卖工具，发展的目标就是积累财富。许多国家确实在发展初期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但重商主义使得这些国家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经济发展很快，却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是昙花一现。重商主义政策不能造成国家的长期繁荣，因为经济上永远保持繁荣要由国家力量保持世界霸权。重商主义还造成了严重的腐败风气。因为政府强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造成了普遍的腐败风气，“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中国崛起必须树立国际形象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中国近年来的崛起就像是世界舞台上新的实力派演员登台一样，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中国作为一个“实力派新演员”登上世界舞台以后，如何才能应对各方做出的反应，从而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我们可以主动地以一种能够被接受的姿态和形象出现，从而引导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龙永图特别提出，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树立起新的形象，中国怎么样在全球树立守规则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如果它是守规则的，在全球就是可预见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两个目的，即通过接受世贸组织一整套规则体系说明中国一切是按规则办事，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国际战略。二是承担义务。虽然中国现在整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但要成为大国就必须要承担起大国的义务。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提出了非常好的战略，就是建设和谐社会，这就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考虑自己的形象，这样才能建设和谐社会。 
  树立大国形象，龙永图提出要进一步培养中国开放、大度、守规则的素质，建立法治国家。他说，如果我们民族的素质没有守规则的观念，要建立法治国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建立一个法治国家、遵守国际规则，诚信是最重要的。怎么样培养民族的素质，使之能够适应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需要，还应该做很多的工作。 
  要采取更加宽容、更加理解的心态和政策进一步树立开放意识。龙永图认为，这对中国的形象、对中国崛起以后成为一个被世界所欢迎、所接受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背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经济学界的部分有识之士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设立的学术论坛。论坛聚集了具有国内一流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是论坛每年一届举行的重要会议，也是我国经济理论界高层次的一次盛会，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年会由论坛学术委员会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确定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发表专题演讲，并围绕主题展开自由讨论和交流。论坛年会迄今已举办八届，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