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一些感想。我今天讲的内容听上去比较学术一点，我希望尽量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讲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首先讲一下今天我的计划。首先我解释一下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我们有两种收入分配问题，今天我集中只讲其中的一种。其实我的题目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题目稍微有一点不同，刚才的题目叫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现在我改为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增长和发展这两个词有不同的含义，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改变，增长和发展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我特别想强调发展中的一个部分。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刚才说有两种收入分配，第一个是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的问题，还有居民企业与政府三部门间的收入分配问题。把收入分配问题与经济增长问题放在一起来讲，我应该解释一下居民企业与政府三部门间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关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大量的研究，在这儿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研究非常多，很多人都很清楚，但是我想讲一下三部门之间的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前面讲一些一般性的思考，后面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一些数据，来讨论我们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部门间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时间允许的话我讲一下跟我今天前面讲的内容有比较密切关系的改革措施的讨论。这是我今天的计划。

    刚才我谈过，我们讲收入分配的问题。其实很多人很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是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收入分配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基尼系数都是关于居民间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研究，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并不代表这是唯一的收入分配问题。另外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叫收入分配格局，我不用很学术的词，我希望用一些听上去比较直观的术语来讲收入分配格局。一个跟收入分配格局有关的第一个概念是要素分配，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在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报酬，以及生产环节中的净税收这三者之间的分配。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报酬的相比，这是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居民企业与政府三部门之间的分配，这里面也有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概念。为了说明不同的收入分配的概念，我用这样一个图来表达。

    上面是GDP，一般情况下GDP跟国民收入不完全一样，我们在这儿假定GDP跟国民收入是一样的，我们不考虑国内的居民在外国获得的资产，或者外国居民在国内获得的资产，如果我们不考虑那些的话GDP和国民收入是一致的。GDP的要素分配把GDP分成劳动者报酬，资本报酬，以及生产环节中的净税收。生活环节中的净税收，主要包含流转税，比如说增值税，营业税等等，以及企业的车船使用费等等，也就是说在企业生产环节中要缴纳的税收。它不包含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是再分配过程中征的税。刚才我们说的生产环节中的净税收，剩下来的就是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收入在这三者之间的分配要素分配，和三部门之间的分配有什么关系呢？只有居民才是劳动者，所以所有劳动报酬归居民，生产环节中的净税收，在再分配之间都是政府，只有资本报酬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

    比如说企业的收益，除了成本以外，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可能要支付银行的利息，然后银行又给储蓄者支付利息，企业的资本收入就通过银行向居民做了分配。如果我们买了企业的股票，企业要分红，企业的收入，资本的收入也通过分红成为了居民的收入。所以资本报酬的一部分分配给了居民，以利息或者分红，或者居民本身。比如说这是个体劳动者，个体劳动者所有的资本报酬都是居民收入。

    资本报酬也有一部分归为政府。尤其在咱们国家，我们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分红。国有企业分红除了分给居民以外，我们国有企业还有一些股东不是居民。比如说股东是一个的法人或者是一个企业集团，比如说是一个央企。央企要向国资委分红，国资委分红就成为政府收入的一部分，我们政府有四个预算，其中有一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央企分红就进入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算，这部分是政府的收入。政府也可能向企业贷款，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很多，所以资本报酬也会分给政府。那么资本报酬在居民企业与政府之间分配以后，就形成了部门之间的初次分配，这是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及进行各种各样的转移支付之前的部门之间的分配。形成了部门间的初次分配以后，我们又进行再分配，政府是再分配的中心，再分配包括居民向政府缴纳所得税，居民向政府缴社保缴费，这都是居民向政府缴纳的，但是政府也会向居民这边支付。比如说养老保险，当我们退休了以后，我们从社保获得收入，这部分是转移支付。如果是低收入的家庭，他获得低保也是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有各种各样的转移支付。

    企业和政府之间也有这样的关系，企业跟政府之间有转移支付，政府可能会支持某些企业来进行某些生产活动。比如说对企业研发的支持，政府可能拨一笔资金进行研发，企业要向政府缴纳所得税。这些税收，社保缴费，以及转移支付都进行完了以后，剩下来的各个部门的收入叫各个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政府部门之间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企业的可支配收入，这就是收入在三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刚才我们讲了收入分配的概念，除了有居民间的分配，或者说居民的初次分配的收入在居民间的分配，或者居民再分配以后的可支配收入在居民间的分配，我们会关心这种的分配是不是差距比较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三个部门之间的分配。一般来说会比较关心最后分配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三个部门之间可支配收入的分配，而对中间的环节，比如说居民初次分配之后是多少，或者企业初次分配之后是多少。因为再分配以后还会变，所以我们对它的关注程度不是那么高，最关注的还是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刚才我讲了收入分配的一些概念，等一下我会讲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收入在三个部门之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现在我们谈一下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在发展经济学中，读发展经济学课本的第一段就解释为什么叫发展经济学，而不叫增长经济学，或者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因为发展不仅仅包含着增长，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不仅仅关心收入的增长，我们还关心教育水平，是不是每一个老百姓，每个公民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教育，他不仅现在有比较高的收入，未来还有比较大的获得收入的能力，这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关于健康，如果有了很多收入，但是居民都不健康，因为环境的原因，因为医疗制度的原因，健康水平很低，我们也不能说经济发展非常好。

    联合国有一个人类发展指数，简称HDI，这里面包含着第一部分人均收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健康水平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婴儿死亡率，比如说平均寿命等等。第三部分是关于教育的指标。这是我们考虑发展至少要考虑的三个方面，一个是收入，一个是教育水平，一个是健康水平。其实在发展中，我们不仅仅要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们还要考虑收入分配的问题。收入到底谁拿了，收入在居民之间的分配是不是比较公平。或者是差距比较小，但是这两个概念稍微有不同，等一下我会强调的。

    我们最终关心的不是收入，我们关心收入能帮我们做什么。如果有了很多收入，但是我们不能消费，那收入也没有用了。所以我在这儿想特别强调的是，收入的增长，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居民消费的区别。国民收入增长了，并不代表居民的消费跟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一样快。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咱们国家，尤其是过去十年中，在过去两年稍微有一点好转。在2010年之前的10年中，就是2000-2010年这段时间，居民消费率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居民消费率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是百分之四十点几，也就是每生产100块钱的GDP有46块钱是居民消费，但是到2010年的时候就降到了34%不到了，从46%到34%，十年间这是很大的变化。这就说明我们消费增长的速度没有GDP增长的速度快。如果我们只衡量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没有看消费的增长，这显然不能代表经济增长给居民带来了多大的好处。

    我们关心的是，如果我们增长的目的是为人们带来福利，那么人们的福利，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健康，教育，还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均等等等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消费。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收入的增长跟消费的增长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又有密切的关系。我在这儿我想说，一般我们来看新闻报道，或者我们平常比较各个国家经济情况看的都是GDP的增长，我叫面子问题，增长率越高，大家觉得面子上越好看，但是消费的增长才是实质，这就不是面子问题，这是里子问题，面子问题和里子问题不总是在一起的，不总是同时同步的。这两个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消费是GDP的一部分，有了GDP，有了国民收入才能有居民收入，居民有了收入才会消费，一般来说会水涨船高。当GDP增长了，消费也会跟着增长，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增长速度不一样，刚才说我们过去十几年当中就是不一样的。GDP的组成成分中，除了消费之外，消费包含着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剩下的就是投资了。投资包括国内的投资，以及国外的投资。大家对GDP核算比较清楚的话就知道，国外投资那部分应该等于我们净出口，就是我们贸易顺差。这样分的话GDP的组成就是消费和投资，投资包括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

    如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自然消费占GDP的比例就低，假如说政府消费占GDP的变，总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低的话，居民消费占GDP的就低。投资占GDP比例增加了，居民收费站GDP的比重就会下降。所以当收入增长了的以后，如果比例再变，消费就不会和收入同步增长了。这里面就有这样的问题，当投资率太低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投资率到底是多少的时候才会合适。我们说投资率太高挤占了消费，投资率太低的话务，GDP增长速度太慢，这时候消费作为GDP里面的一部分，它增长也不会太快，这是一方面。如果投资率太高了，尽管经济增长了，但是我从里面拿的份额比较小，我消费反而减少了。这地方有一个平衡，有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学宏观经济学的时候我们会讲增长的模型，特别是讲Solow增长模型。讲Solow增长模型的时候，就会讲到最终GDP的增长的水平和投资率有关的，有一个最佳投资率。投资率太高消费太少了，投资率太低增长太慢，GDP水平太低，所以中间有一个最佳的投资率。什么叫最佳？就是帮助我们获得最多消费的那个投资率，我们把它叫做黄金法则投资率。

    我们讲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时候，如果我们除了效益，除了医疗，除了健康，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平等等因素之外，我们还关心消费的话，我们想为了获得最大的消费，我们的投资应该是一个适当的水平，应该是黄金法则的投资率。刚才我们讲经济增长和消费的增长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为了达到消费的最大化，我们应该是适当的选择投资率。下面我希望把这个讨论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

    刚才我们说投资率应该是一个适当的水平，投资率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投资率呢？投资跟储蓄密切的关系。下面的问题就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储蓄率呢？我们来看收入分配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会跟这个有关，我在这儿就不讲了，因为这个讲的比较多。我们来看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之间的分配是不是跟投资率有关系。第一个问题三部门之间的分配与投资率的关系。经济增长除了要取决于我们的消费，除了取决于投资率，还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效率，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面的问题三部门间的分配跟效率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知道三部门之间分配跟投资率的关系，三部门间的分配跟效率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三部门间跟消费增长的关系。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的目标是达到消费最快的增长，我们就看什么样的部分能够促进消费最快的增长。

    首先我告诉大家三部门之间的分配既影响需求结构，也就是说GDP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分配，也直接影响效率。除了直接影响效率之外，因为三部门之间的分配影响需求的结构，后面我想说需求结构也会影响消费率。听上去有点不直观，等一下我们仔细解释一下，为什么需求结构会影响效率。

    首先看一下三部门之间的分配与投资率的关系。大部分人都会自然的想到，当然有关了，当居民收入少的时候，消费自然就少了。学过经济学的人就知道，好像并不是这么简单。原因是什么呢？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结果叫李嘉图等价。李嘉图等价原始版本是说政府增税或者减税不会影响居民。大家觉得很奇怪，大家觉得政府增加税收怎么不影响居民呢？李嘉图说当政府今天增加税收了，假如说政府的支出没有变，今天增加税收了，税收增加了，政府收入增加了，支出没有增加，政府可能有盈余，或者说政府的债务就减少了。如果政府有了盈余，到下一年，政府有了这些盈余了政府就不需要收那么多税了，所以下一年政府会减税。当今天政府增税的时候，下一年政府就会减税，消费者希望下一年还会再长。所以现在增加了税收，下一年通过减税补回来，所以我一生中的税收没有改变，如果消费者做计划的时候，选择多消费的时候，他看的很长远，把他一生的收入都考虑进来了，今天的行为就不会受到政府增加税收的影响，这是李嘉图等价初始的版本。关于李嘉图等价有很多的讨论，我说这个并不代表这个是对的，但是是有这个理论的。

    这跟我们三部门之间的分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看，假如说政府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政府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政府可以用来当期消费，也可以用来投资。假如说政府的消费没有变，当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政府会用来干什么。因为政府消费没有变，他多收的钱就用来投资了。投资就形成了财富。这个财富是政府的，也就是说是全民的。作为居民，我会感觉到我的财富增加了。因为政府的财富，最终是我的财富。因为我的财富多了，我就不需要去储蓄了。当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以后，照说居民的收入少了，他消费也会少，储蓄也会减少。但是我们刚才说，因为政府多拿了收入做投资，形成了财富，如果居民把政府的财富看成是自己的财富，居民的行为不应该受到影响。同样如果我们把李嘉图等价从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推广到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当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企业没有分红，赚了钱全留下来。企业留下来干什么？企业留下来就做投资了，企业投资形成了企业的财富，成了企业的资产，居民是企业最终的所有者。我们是企业的股东，企业还有一些股东是政府，我们又是政府的股东，所以企业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东西。所以当企业增加了投资以后，我就不需要投资了。按照李嘉图等价的说法，如果说三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影响企业的成本，不影响政府的消费，那么它就不应该影响居民的投资，也不应该影响居民的消费。如果李嘉图等价成立，我们就不需要谈三部门之间的分配，因为它不产生任何影响。但是显然人人都很关心三部门之间的分配，我们的政府政策里面，政府文件里面特别强调，我们要收入倍增，就是说居民可支配收入要倍增。为什么不说GDP倍增而说收入倍增？一定说明这两个有不同，一定说明李嘉图等价是不成立的。李嘉图等价成立的话就不用关心收入分配了，不用关心这三部门之间的分配问题了，自然李嘉图等价是不成立的。

    我们分析一下李嘉图等价不成立的原因，因为它不成立就会产生影响，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说李嘉图等价的前提条件是政府收入多了以后，消费不变，显然不会这样的。当政府收入多了以后往往增加政府消费，就是政府的非投资性支出。就像政府多收税以后会增加支出一样，不管政府通过什么手段，增加了可支配收入以后，也会增加支出，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很难逃离这样的诱惑。政府的收入多了，政府的支出少了，本来我要投资的话，结果政府拿去并没有全部投资，所以我还得投资，因为政府投资形成的财富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多，我就要投资，这是为什么收入分配会影响居民投资的一个因素。

    第二居民的投资和政府的投资。居民往往不直接投资，居民可能通过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市场，把钱放到企业那，企业投资。政府的投资和居民通过这些市场或中介来进行投资，是不是得到的回报一样呢？大家想一想，要是一样的话就怪了，一定不一样。假如说政府投资带来的回报比较低，那我们刚才说，李嘉图等价成立，那就是政府投资了以后，形成了很多资产，最后是归我的，但是政府的回报没有我投资回报高，我本来需要投一百块钱，现在政府投了80，我觉得再投20还不够，因为政府投的80不能带来足够的回报，所以我不是再投20就够了，我要投40。如果政府拿了那个钱以后去投资得到的回报率比较低，居民还会进一步投资的，所以这个收入分配也会影响，通过这个渠道影响居民的选择。

    刚才我们讲了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多了，企业既不分红，获得的利润也低，有很多的议论。大家讲讲企业有很多钱的时候企业会干什么呢？企业支出可能就很多了，企业可能公款消费，或者做了其他什么事。但是当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以后，往往企业的支出就增加了。我们不说企业消费，我们说它的成本支出会增加，这是跟政府消费增加是对应的。企业有了这么多钱，除了增加支出以外，可能还会拿去投资，一般来说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全部拿去投资。企业用自己的钱投资和企业通过银行或者通过资本市场向居民借钱投资，效率会不会有差别？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效率有差别。讲公司财务的时候有一个自由现金流理论，当企业有很多自由现金流的时候，企业有很多钱的时候，它的投资不受到市场的约束，不需要找银行借钱就能投，找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还问这个问那个，说你借这个钱干什么，你投的这个项目是不是有利可图。它从资本市场发股票筹集资金，或者卖债券，投资者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要做信誉审查。自己有钱投资的时候，谁管它呢？没人管它。在咱们国家企业还有上级，投资可能受到发改委的审批，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不受到市场的约束。当企业投资不受市场约束的时候，效率可能就不会那么高了。跟刚才我们讲的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当企业拿到这些钱以后，它拿去投资得到的回报没有那么高，我居民就觉得我财富不够，我需要继续投资，来达到我一定财富水平的要求。这是第四个原因，收入在三部门之间的分配可能会影响投资或者影响消费。

    企业和政府之间投资的效率可能也不一样，而且不完全可替代的，所以分配也会影响的。还有一个问题，政府有了这么多财富，投了这么多资，政府未来的财富，在居民之间怎么来分配呢？我们不知道，有不确定性，如果这个钱政府没有收走，在我这儿，就形成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至少我会拿去做各种各样的投资，尽管我不知道未来的回报确切是多少，但是我知道这个回报一定归我，不会归别人。有多种原因使得收入在三部门分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会影响居民的投资，会影响投资的效率。

    我们后面会看到我们国家十几年的情况，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当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根据刚才我们的分析，投资率可能会增加。我们说了，政府拿去这些钱以后去投资，可能效率没有那么高，我作为居民不放心，还要更多的投。企业把这个钱拿去了以后要投资，我发现效率不是很好，我作为居民不放心还要投。所以当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少的时候，因为政府和企业投资效率比较低，所以居民就要继续投资，这个就增加总的投资。居民政府的投资，可能跟居民想做的投资不可替代，不仅仅产生的回报不一样，而且做的事可能也不一样，也会使居民要做更多的投资。

    政府收入多了，可能会造成政府支出的增加，企业收入多了，造成企业支出增加，那么居民的消费就会减少。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些原因都告诉我们，当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比较低的时候，整个全社会的投资率就会比较高，居民的消费率就会比较低。刚才我说GDP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不完全一样，受到投资率的影响。投资率受到什么影响呢？有很多因素，我在这儿讲一个因素，投资率受到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三个部门分配的影响，后面我会拿出一些数据，希望说服大家，影响投资率和消费率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收入在企业居民和政府三部门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其他的原因。其他的原因也会产生影响，但是没有这个因素的影响大。我希望说服了大家，收入在三部门之间的分配会影响投资率和消费率。

    刚才我们还说过三部门之间的分配与效率的关系，刚才讲的是三部门之间的分配与投资率的关系或者与需求结构的增长，我们还关心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多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多强，这个就跟效率有关，三部门之间的分配跟效率有什么关系呢？当政府进行投资，或者企业不是从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是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的时候，效率往往比较低，这是投资的效率往往比较低，这已经影响了效率，所以收入分配还影响效率。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除了这个影响投资效率以外还有其他的渠道影响效率。

    关于投资率太高对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影响至少有三个不同的说法。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政府想拉动经济的增长的速度，那么政府能做什么？我们就说三架马车，政府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一个是消费，一个投资，一个是出口，出口不取决于政府。我们中央银行可能会影响汇率，最后一定程度影响出口，消费也不取决于政府，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居民的消费，政府最容易影响的是投资。你看我们08年第四季度到09年刺激经济做的是投资。而且政府要刺激投资，在中国的情况下特别有效，政府说4万亿，09年第一季度银行信贷就增长9万亿，只有政府想增加投资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其他的国家不一样。美国很奇怪，联邦政府花了这么多钱，怎么没有看到经济被拉动呢。四大副大学有一个教授泰勒（音译），学经济学的都知道，关于货币政策有一个泰勒法则，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当美国联邦政府想刺激经济的时候，没有效果，是不是他们的经过中的政府支出的乘数很小。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基本上不能进行直接投资，联邦政府花钱买军备是直接投资，如果联邦政府想修路是不修的，联邦政府从来不自己直接修路，一定是把钱拨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来做。结果美国的地方政府收到联邦政府的拨款以后全部拿去还债了，没有进行支出，没有进行投资。乘数是说政府的支出增加了，有一个乘数带来GDP的增长。泰勒发现乘数不管多大都没有用，乘的数是零，但是中国就是不一样。

    中国政府想拉动投资非常容易，所以政府有很强的冲动拉动投资。管理需求最有效的手段是管理投资。管理需求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方法吗？不是。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很难影响居民消费，所以增加投资是政府管理有效需求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政府管理有效需求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新古典Solow增长理论。根据Solow的增长理论，最后经济增长的稳态的水平跟投资率是有关的。当投资率增加了以后，会形成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稳态。在过渡的过程中，从这个稳态到那个稳态的过程中，经济会更快的增长。所以提高投资率，至少在短期会拉动经济增长，反过来降低投资率，在短期就会降低经济增长。因为降低投资率以后会从高的稳态到低的稳态。假如说我们开始时候的投资率是高于黄金法则投资率，那么降低投资率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消费。但是降低投资率，根据Solow的模型短期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所以根据这个理论就是我们面子受损，刚才我说经济增长是面子问题，面子受损了，降低投资率，经济增长减缓了，但是你获利了，因为我们消费增加了，至少不是很差，至少有一方面获得了，面子问题不应该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实质上得到什么，这是投资跟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关系。

    第三个关系，这点文献中就没有什么讨论，至少在教科书里面没有这样的。因为教科书里面绝大部分的讨论，都是假定只有一种产品，关于增长的都假定只有一种产品。如果我们有两种产品，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有两个部门，投资品的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的生产部门，这两个部门效率增长的潜力可能不一样。如果这两个部门效率增长的潜力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改变投资率，可能就会影响效率增长的速度。关于投资率对经济增长影响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一个就是凯恩斯的理论，我们通过管理需求促进增长，一个是Solow的理论，当投资率下降了以后，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如果投资率起始的水平特别高，投资率下降可能会带来消费的增加，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两部门的理论。

    为什么第一个理论站不住脚的？我们大家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都很熟悉，每当谈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都会把它拿出来。学经济学的知道凯恩斯的理论只适应于短期，它有很多假设，比如说价格是刚性，但是长期来说价格总会调整的，短期来说大家非常的悲观，但是情绪会不断的变，不可能永远悲观。所以长期来说凯恩斯理论的基础是不成立的。凯恩斯理论有效的地方是用来管理短期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个短期的需求的冲击，其他国家经济不好，我的出口变困难了，所以对我产品的需求突然减少了。我预期未来短短的几年以后，比如说三年以后，这个需求又恢复正常的水平，在中间就有一个缺口，我通过管理需求可以补上这个缺口。如果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永久的变化，你就靠这种短期的需求管理就不能起作用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谈需求的问题？刚才我们说需求结构不合理，消费太少了，投资太多了。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呢？一个是福利，需求会影响福利。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投资太多了，消费少了，消费者的福利就受到影响了，比如说我想需求某种东西没有，我最大的需求是干净的空气，但是我个人做不到，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才能做到。所以需求的结构可能最终影响福利。当需求结构不合理，影响我福利以后，我怎么来让我的需求结构更加合理。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投资率，需求率，消费率受到收入分配影响的。或者政府价格手段，或者政府通过管制的手段可以影响需求的结构，但是如果这些不影响效率的话，都不会增加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想通过调管理需求来获得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是不行的。有的时候要调需求，但是调需求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多的增长，而是为了更好更高的福利。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你说的不符合现实，我们有这么多的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生产的东西没人要，有了更多的需求，经济增长就变缓了。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也有没道理的地方，长期来说没道理，首先没有整体的产能过剩。一定是有一些产品过剩，另一些产品不足。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干净的空气。前两天我们工信部的苗部长说，你们都说产能过剩，但是苹果手机总能卖得掉，不是过剩，大家不要的东西过剩，大家要的东西不过剩。我们想买一罐放心的奶粉就买不到，对不对，这个不过剩，所以没有整体的产能过剩，只有结构性的过剩，一定是供给结构不对，供给结构没有满足需求，才会造成某个结构的产能过剩，而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说明没有得到满足的产品的供给是不够的。有一些产品过剩，我就创造那个产品的需求，我解决了那个产品的问题，问题是这个需求是你造出来的，不是消费者真有的需求，不是社会真有的需求，你满足了这样的需求，只会使这种需求和供给结构的不平衡继续持续下去。

    比如说钢铁，如果你说有这么多钢铁产能过剩，我们增加钢铁的需求，一定会有企业，会进一步在钢铁行业投资，因为他们期待你未来会继续创造需求上。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长期来说，通过价格的调整，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应该是供给迎合需求，而不是说有了供给，我创造需求，来满足我的供给。我们分析长期增长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凯恩斯理论的诱惑之中。对于短期管理它很有用，对于长期增长的管理，很多情况下，我认为它是有害的，因为大家特别容易被它诱惑住。价格可以进行调整，供给结构可以进行调整以后，最终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你创造合适的供给，来满足需求的能力，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提供供给的效率的改善。刚才我们说的投资率太高，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一个观点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因为它影响了需求，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刚才说的关于索罗的理论我们已经说过了，标准的Solow理论是单产品的理论模型，你也可以延伸这个理论。比如说有两个产品，一个是消费品，一个是投资品，这样就可以得到类似的理论了。如果你降低了投资率，不一定会带来效率的改善，也不一定会带来增长的加速，可能会带来增长的减速。难道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吗？难道我们这种调整结构一定要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代价吗？可能一定程度上是的，就是说我们为了拿到里子，可能在面子上要做一些损失，不要追求那么快的增长，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调整结构以后，它可能会改善经济的效率。

    我讲一个我的猜测，为什么调整了消费和投资的结构以后，我们能得到什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过低会带来消费率比较低，投资率比较高，与经济发展的目标相背离。投资的产品，我们想到的投资品，最容易想到的是钢铁，水泥等等这些投资品。那么这些投资品往往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能源的消耗或者其他资源的使用都会比较高，比较的意思是相对于消费品，我们也有很多消费品，有的消费品对资源依赖程度很高，但是有的消费品对资源依赖程度很低，但是几乎所有投资品对资源依赖程度比较高。如果我们考虑生产中有几个要素，一个是人力资本，一个是物质投资资本积累，还有一个要素是资源。人力资源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善，资本的资源可以通过储蓄来积累，但是资源这个要素？有的资源本来没有开发出来，我们有新技术开发出来，资源供给可以增加，但是资源供给增加的限度是有限的。当资源使用程度是有限的时候，它就对投资品的生产造成了一种约束，这种约束就降低了投资品生产的效率。所以投资品生产的效率，因为它生产对资源的依赖比较大，而资源又有约束，所以投资品生产的效率增长的就会比较慢。而消费品生产的效率，有很多消费品的生产不需要用多少资源，有的消费品是服务，服务也是消费品，服务的提供对资源的依赖非常小，这些产品进一步的供给，受到资源的约束就会比较小，所以供给能力还会不断的发展，因而效率的改善也会有很大的潜力。当我们调整需求结构的时候，除了在调整过程中，因为收入分配的调整带来的效率的改善以外，调整的本身就是结构转变的本身，因为投资品和消费品这两种产品生产的效率的改善潜力不同，所以也会带来效率改善的不同。

    刚才我讲到了三部门之间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一个它会影响我们需求的结构，第二个它也会影响我们投资的效率，第三它通过影响我们的需求结构，间接影响效率，这是三部门之间的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增长是什么问题，中国三部门之间分配有什么问题。再讲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看问题就要看我们过去增长的来源是什么？这里面增长除了要素投入的增加，包括人力资源的增长和资本的增长，还有效率的改善。这三者相对的重要性是什么？我用Solow增长的核算模型来做这样一个核算。根据中国的参数，GDP的增长大致可以分解成三个部分，一个是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左边是GDP的增长率，右边第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加上资本产出比的增长率，资本产出比就是单位GDP所用的资本总量，不是单位GDP投资，因为投资只是资本的一部分，过去还有资本存量在，资本总量是现代投资加上过去的资本存量。资本产出比就是单位GDP资本的总量，当这个增加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每生产一元的GDP要用的资本更多。它的增长率乘0.75，这个0.75是根据中国的某些参数算出来的，第三项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非常重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时候，它会带来GDP1.75个百分点的增长。原因是除了它对GDP的增长有直接贡献以外，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企业会做更多的投资，效率改善了，企业投资会更赚钱，所以它会做更多的投资，所以通过投资拉动间接增长。我们可以把GDP增长分成三个部分。这些参数大家可以不要那么在意。

    我们看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大致的情况。我把它分成两段，一个是07年之前，一个是08年之后。因为2012年的数据一般在2013年的9月份才会有新的统计年鉴出来，所以我没有2012年的GDP核算数据。我们看一下1979到07年之后，我们不变价GDP增长平均每年9.8不到10，08-2011年是9.7基本上没有变。所以前28年跟后面的4年基本上平均增长率是一样的，但是增长的来源非常不一样。1979到07年之间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比较快，平均每年2.7个百分点，大家说人口增长速度怎么那么看，现在我们人口增长很慢，这是人力资本的增数，不是人口增数，等一下我们看这两个之间的差别，08年到2011年人力资源增长速度减慢了只有1.8个百分点，这之间差0.9个百分点，最主要的差别其实不在这儿是在后面的。在1979到07年之间，资本产出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增加，每年以0.2的速度增加。它带来的GDP增长是多少？差不多是0.2。所以在9.8中只有0.2是来自资本的升华，所以这个不重要。可是08-2011年之间就很不一样了，08-2011我们资本产出比以5个百分点速度增长，带来的GDP增长是3.8个百分点，9.7里面有3.8是由于资本升华造成的。资本的升华就是说每个单位GDP所用的资本量更多了，而效率呢？1979-07年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每年是3.8个百分点，前面乘上0.75，带来GDP增长是6.7个百分点。这四年全要素增长是2.2个百分点，带来GDP的增长是3.9个百分点，所以效率的增长和资本产出比带来的增长在08-2011年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前面这些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前面这些年效率的改善特别的重要，不是说投资没有增加，而是投资增长的速度正好跟GDP增长速度几乎是一致的，要素效率的改善就显得特别的重要，而后面的这几年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这个就让我们挺担心的。如果后面这4年情况持续下去，首先这部分是不可持续的，你要求单位GDP的资本使用量每年以5个百分点的速度的增长，最后就没有消费了，全部是投资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不想到那去，所以这块是不可持续的。这块大家可以看到，不可能有很大的起色，要靠的是这块，但是如果这块靠不住，如果这4年的情况继续下去，那是一个很糟的情况。这个表有点太简略了，30多年的时间分成两段，如果我们看每一年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先讲那个表，是因为那个表一目了然，但是这边的情况稍微有点乱了。

    上面红色的曲线是1979-2011年平均GDP增长的速度，人均GDP的增长来自于三个来源，一个是人力资本的增长，一个是物质资本的增长，还有一个是效率的改善。人力资本的增长是红色这块，物质资本的增长，这是单位GDP资本增长是绿色，效率增长是紫色的，这和刚才我们说的大致是差不多的。紫色这块，这是07，这是08，紫色这块在07年之前占的份额特别大，有几年特殊，1979，1980，1981年这三年很特殊，紫色的是负的，那三年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后面就很好了，除了1989和1990年之外这段增长速度很慢，但是很快的就反弹了，但是总的来说，在大部分的年份紫色占的比重很大，而2008，2009，2010，2011紫色这块占的份额就没有那么大了，绿色这块占的份额就很大了，这个跟刚才我们表里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表并没有过度简单化我们的情况。这表里没有显示出这段时间，1989，1990这段，没有显示1979-1981年的年份，但是大部分的年份跟刚才表里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这就是过去我们30来年增长的情况。

    如果我们看全要素生产率，把全要素生产率单独拿出来，1979，1980，1981这三年不好，1982年上来，1989，1990这两年不好，很快就上来了。低于四个百分点的这些年份是有一些，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上来了，但是令人担心的是，这块下去以后连续四年在2%左右徘徊，前面两年就走出来了，这是四年，会不会持续下去呢？这里面我们刚才说，这跟我们的结构有关。当你的投资率这么高的时候，我们刚才说投资可能会影响效率，但投资增长很快的时候，资源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就变得资源很贵，你的效率就会下降，可能有这样的关系。这段时间效率增长速度这么慢，可能跟我们经济结构有关系，但是也有可能跟我们深层次的东西有关系。我还是希望大家关注这样一个表，后面的图，基本上说明了这个表是对的。我们刚才把GDP增长的来源分解了一下，我们看一下几个不同的来源到底未来会怎么样？

    刚才我们说人力资本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整各人口有多少是劳动者，如果劳动者的比例越来越高，那么人力资源增长的速度就会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这样的。1982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口抚养比是62.6%，也就是每一百个16-65岁之间的劳动者负担63个15岁以下的孩子和65岁以上的老人。这是1982年，那时候抚养比是百分之六十几。从那以后直接就稳定的下降，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粉红色的线是我们人口抚养比，从60年代开始人口抚养比就开始下降了，下降到2010年34.2%。当抚养比下降的时候，那就说明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就在上升。所以我们那段时间的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特别的快，因为劳动人口在增加。但是人力资本不仅仅取决于劳动者的人数，还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还有很多很多衡量素质的指标，我们也不可能全都用上，也很难获得这样的数据，我们就用一个指标教育水准，我们看一下30年教育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不用说了，质有很多争议，甚至质量上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改善，不仅仅是量上有改善，质量上也有改善。1980年的时候，初中入学率大概是50%左右，高中入学率大概是30%左右，大学入学率大概是1.5%。2010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初中毕业，九年义务教育，上大学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三分之一入学率，1980年1.5%到30%，入学率增加了20倍。你说现在平均的大学毕业生和1980年的时候入学平均大学毕业生当然有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教育还是改善了人们的工作的效率和能力。

    你把教育的改善和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加起来，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人力资本增长的速度那么快。未来呢？未来人口抚养比，最低这点是2010年，之后绿色的就是在上升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人口中，每一个劳动者所要负担的非劳动者就越来越多了，不仅仅是劳动者所占的比例在下降，很快劳动者的绝对人数也在下降，大概在2017年左右，有不同的估计，劳动者的绝对人数在下降，当然我们劳动力的素质还会不断的改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人力资源增长的速度，不可能回到1979-2007年之间的水平，对这个不能有太多的指望，我们还希望全民的素质不断的改善，但是不能像过去那样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增长。

    刚才我们说单位GDP的资本总量上升的很快，尤其是过去几年，这是投资率增长的非常快，增长非常快，这个有一段是平的，后面又增长上去了，投资率增长很快。那么这种投资率是否合适。刚才我们说如果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就太低，可能投资率会高于黄金法则的投资率，那样投资就不值了，投了以后反而减少了消费，我们是不是高于黄金法则的投资率，这个很难说，按照理论上来说，最简单的增长模型里面，黄金法则的投资率，应该等于资本收益占GDP的比重。资本收益占GDP的比重，如果剔除生产环节中的净税收，拿资本收入除以劳动收入加资本收入大概是40%左右，现在我们的投资率是48%，按照最天真的模型我们的投资率是高于黄金法则的投资率。因为那个模型特别简单，大家也不会把它真当回事的。我们看看啊有没有其他的证明，来证明我们投资率过高？

    一共是185个国家的政府投资率，中国在这儿，比中国高的还有一些，但是绝大部分都在这儿。全世界20个最大的经济体的投资率的平均，除了中国以外20个最大的经济体的平均投资率，比中国少一半，中国48%，那20几个经济体的投资率大概是23%左右，我们用别人两倍的投资。图上还有很多比我们高的国家，大家看看都是什么国家。最新的数据我没有，我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的全世界的比较，09年的数据，我想现在我们比09年投资率更高了，很可能连上面12个国家的投资率都低于我们了。我们看一下这12国家的投资率比我们高。这还不说明问题，我们经济发展的很好，其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很慢，在高速增长的时候，投资率高一点是对的，所以这种跨国的比较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是比其他20个主要经济体高那么多确实也是有点问题。

    我们看纵向的，不是横向的跟其他来比，我们跟我们自己来比，跟我们过去的比，我们投资率在上升。那么在上升的时候，你说投资率上升没有什么坏处，如果投资率带来很高的回报，多投点没事，那多投资是不是给我们带来很高的回报呢？我们看一下投资回报率到底是多少？这是06年我和钱老师做的这样的工作，当然每年都有更新，估计资本的回报率挺麻烦的，我们没有办法估计边际回报率，只能估计平均回报率。调整价格以后，调整税收以后，调整折旧以后，该去掉的都去掉了，实质的净回报率，趋势不好看，1993年的是15.7%，2010年的时候是5.1%，有一些波动，但是这个趋势至少不令人乐观，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这是平均投资回报率，这是拿GDP核算数据算的，不是按企业数据算的。企业数据算有很多的问题，我就不说了。平均回报率是5.1%，有一些很赚钱，它的投资回报率可能是50%，它也拿来跟大家平均了，那就说明那些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企业就真是很低了，这是平均回报率，那么边际回报率一定比平均的低。这就说明我们很多企业是亏损的，当然有一些是政府的投资，政府的投资没有办法把它剔除出来，因为数据没有把它分出来。总的来说这个趋势不是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的投资率高于最简单模型里面理论的黄金法则的值地是一个证据，第二我跟别的国家比较我们投资很多，第三同我们自己比，我们投资回报率在下降。种种迹象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就是我们投资率过高了，48%的投资率，我们储蓄率更高，我们储蓄率百分之五十几，刚才我没有说小数点后面的数，四舍五入就是49%，我们是48.6。刚才我们讲结构的问题和效率的关系。我们说经济的结构，投资率这么高可能跟收入分配格局有关，可能跟我们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三部门之间有关系，效率跟这个也有关系，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刚才我们说过全要素生产率前一段时间很好，1979-2007年是很好的，每年增长3.8%，但是08年以后这四年不好，前面好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大致把原因分三类，一类叫制度红利，我们有改革开放，第二叫城市化红利，或者是经济转型红利。当一个农民在农村的时候，他的劳改生产率是比较低的，一旦他进入了工业或者制造业，他的劳改生产率就有显著的提高，当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批农民脱离了农业进入了非农行业，进入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效率就提高了。1978年城市化率是18%，2010年城市化率是50%，最近两年又增长了，大概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这是对我们效率改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有效了，这是效率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叫追赶者红利，发展经济学中叫落后的优势。我们向先行者学习，尤其是我们邻居已经有很成功的经验，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国家，都有很先进的经验，我们不光学他们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学他们的发展理念，还有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除了亚洲国家学习，当然也要向欧美国家学习，这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红利。

    2008-2011年降了0.2%这是永久性的吗？千万不要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的呢？我们要看后面这些东西怎么变？改革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第一个红利，改革红利，制度红利还在，还会持续，城市化红利也还会有，但是城市化从数量上会减弱，为什么数量会减弱？现在我们城市化率只有52%，以后还有很大增长的空间，但是我们讲的是速度，从18%到50%增长了180%，50除以18是2.8，增长了180%。后面假如说20年达到80%的城市化，从50到80，80除了50只有1.6的增长，也就是60%的增长，从180%的增长到60%的增长，速度是减慢了，当然质量可能改善了。我们提出来让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改善会带来很大的红利。追赶者红利还有，我们离发达国家距离还很远，而且有更有利的地方，就是我们学习的能力在增强。30年前我们能够直接跟别人交流的，跟世界上最领先的那些科学家，工程师交流的人非常非常的少，但是现在我们随便抓一个，都能抓到很多人，我们学习能力大大的增强了。因为教育改善了，追赶者红利是有利的，但是不利的是，30年前我们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经济体，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向日本，韩国学习，搞外向型经济，现在我们不能再这么做了。有一个概念叫中国价格，只要中国把什么东西做成功了，我们就失败了，是因为我们只要做成功了，那个东西的价格就会降的很低，只要我们买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变得特别贵。刚才我们讲的对资源的依赖，如果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高的对资源的依赖，资源的价格，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一起来，价格就会猛涨。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大到了足以影响国际商品价格的程度，这是大国的负担。日本再成功的时候，它的人口跟我们比，十分之一不到，韩国就更小了。现在我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你要再靠跟着别人学习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你学成了以后就麻烦了，中国价格就实现了。所以追赶者红利也有它的危险。除了我们向别人学习以外，我们可以自己创新，现在我们的创新能力跟30年前比是大大加强了，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潜在的亮点。

    在自己创新的过程中，大国就不再是一个负担了，而是一个红利。因为创新是一个公共品，我一个企业创新创造，有这么大的市场，就使得创新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使用。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方面。还有刚才说的，如果我们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可能带来效率的改善。如果我们分析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有一些值得我们担忧的地方，也有一些值得我们乐观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些乐观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用，比如说我们创新，创新制度上还有很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去用，如果我们城镇化过程中，不能给农民以市民的待遇，使得他们不能成为一个更加有效的生产者，如果我们不继续改革开放，那所有的这些，过去有的我们现在都没了，过去没有的我们现在也拿不到了。进一步的增长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关于追赶者红利，我给大家做一个国际比较，看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他们追赶者红利是什么样的？有很多人做了，我跟大家汇报一下，用的是宾西法利亚大学的，用的是国际购买力平价核算数据，因为这个更真实反映出来，剔除汇率不合理因素。09年的时候，我们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水平来算是美国的17%，这几年我们的增长率比美国快，可能到了20%左右，因为我们只有09年以前的数据，所以是17%。韩国是什么时候，它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7%呢？1974年，韩国1974年和美国的相对距离和我们现在和美国的相对距离是一样的，因为你要追赶就要看相对距离。我们看1974年以后韩国发生了什么事。1974-1983年，他们的人均增长率按国际购买力水平来算是4.9%，并没有达到增长最高峰的阶段，第二个十年1984-1993平均每年7%，再后面十年是3.8%。从韩国的经验来看，如果我们跟韩国是一样的话，说明我们还没有到增长最快的阶段，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到了。日本最早的数据只有1950年，1950年日本GDP是美国的24%，后面三个十年的增长率分别是5.7%，8.3%。把中国经济增长和其他日本、韩国经济增长时间上调一下，使得和美国相对位置相同的年份对齐就是这样的情况，基本上还是吻合的。所以我们的追赶者红利还有，但是我们有我们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国。

    刚才我们讲增长和收入分配有关系。如果居民收入太少的话，投资率就会太高，可能超过黄金法则的投资率，同时会影响效率。我们看我们的收入分配情况是怎么样的？

    首先有关于消费率比较低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比如说社保，不是很令人满意，比如说房价很贵，比如说性别比比较失调，造成房价很贵，进一步造成投资率，储蓄率比较高，比如说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比较高，穷人储蓄率比较少，富人储蓄率比较高，所以总体的储蓄率比较高等等，有很多的理论解释为什么投资率比较高，储蓄率比较高，但是这些理论都是关于消费者的居民的储蓄，刚才我们讲的全是社保影响居民的储蓄，房价影响居民的储蓄，收入分配影响居民的储蓄。我们看后面的数据会发现，其实居民的储蓄率非常稳定。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居民储蓄多了，而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多了。这是居民的储蓄率，蓝色的线非常的平，这是政府的储蓄率，非常的陡，企业的储蓄率，按照定义企业每分钱都拿去投资了，所以企业投资是100%，两个不是100%的东西，居民这块还很平，我们还没有07年以后的，因为这个需要资金流量表。政府的储蓄率增长的很快。我们看三个部门储蓄占GDP的比重，企业的储蓄占GDP的比重最大，居民的储蓄占GDP的比重没有企业那么多，居民的总储蓄量没有企业的总储蓄量多。政府的总储蓄量在三个部门是最少的，但是增长的最快。我们从这几个图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如果要解释我们储蓄率的高速增长，光看居民部门是不够的，这是居民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它没有那么快的上升，必须得看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的变化。

    为什么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降了，居民的储蓄占GDP的比例没有升，要不消费，要不储蓄，怎么可能一个降一个不升呢？因为他们加起来不等于GDP，居民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加上居民的消费占GDP比重加起来等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一个解释居民收入占GDP下种下降，果然是，而且下降的很多。前面我们讲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尤其是过去4年，增长主要来自于投资，效率改善的速度不是那么快，我们过去10年，消费率在下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跟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们讲过了收入分配，收入在三个部门的分配也会影响效率，我们看到效率果然不是很好，这是08年以后的效率非常的差。要想改善我们的福利，让消费的比重更大，要想让我们的经济再持续的增长，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让居民可支配收入占的比重变得更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这是我们前面讨论的一个结果。

    要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要知道它过去为什么下降，你要治病不仅看病的症状，还要看根源，那么根源是什么呢？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家想象一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包含一些什么？劳动者报酬，家里父母工资的收入是居民收入最主要的一部分，财产性收入，钱存银行拿的利息，买股票拿分红，这些都是财产性收入，有房子出租，租金也是财产性收入，如果我是个体户，我们个体户的定义是雇佣员工不多于8个人的叫个体经营者，大家知道为什么是8呢？因为资本论里面写了低于8个人的叫个体经营者。他们的收入也是居民收入。我们从政府那拿到的转移支付，包括社保的待遇，出去的就是我们纳的税，社保缴费，这些都影响居民的收入。我们过去这几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了，第二个是居民部门经营性留存，也就是说我们个体经营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居民财产收入占GDP比重也在下降。再分配过程中，也减少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刚才讲的几个渠道，走向都是向着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走向走的。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如果我们分析数据的话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下降，一个是居民财产性占的比重下降。我们根源找到了，后面再进一步问，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为什么下降，财产性收入占的比重下降？劳动者收入占比大概是这样的图，03，04有一个骤降，这是统计口径造成的，我们把这个忽略一下，即使你把这块拿掉，你把这个线向上移，仍然是稳定下降的趋势，为什么呢？是什么造成它下降了呢？

    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占GDP的比重逐渐的降低了，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站GDP比重逐渐上升，这是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听上去好像有点怪，但是看一下图就不怪了，右边这块是不同的产业中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上面是农业中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85-90%之间，农业中我们用的资本比较少，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统计上没有把土地的租金给单独核算，土地的租金全算劳动者报酬。所以农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比较高，中间是建筑业，它比较小，只占GDP的百分之六七左右，所以它的变化不是特别重要，它基本上是稳定的。下面是第三产业和工业，第三产业比较稳定，工业在下降。我们看到建筑业类在下降，因为建筑业比较小，所以它对整体下降不是很重要，工业在下降，工业比较大，对整体下降有一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的比重小了，它的比重大了。总体的劳动者报酬占比是这四个数加起来的平均数，这个权重在这儿，它在下降，农业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这两个权重在这儿在上升，这两个加全平均，这个高这个低，它的比重下降，它的比重上升了，平均的就下降了。这个占多大的比重呢？我们有行业之间的数据，一直到03年之后就没有了，03年之前的就有。这段时间来自结构变化，劳动者报酬占比一共下降了5.48%个百分点，5.5个百分点左右，其中3.4来自于农业结构的变化，就是农业所占比重的变化。有2.12来自于工业类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但是这个是我们不能改变的。难道说我们要大力发展农业，让农业占GDP的比重增加吗？我们是要大力增加农业，怎么发展也不可能让它的比重占GDP的比重增加，否则我们就麻烦了，我们GDP增长速度就低于农业增长速度了，那就麻烦了。要想改变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其实是很难的。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61%来与产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百分之三十左右来自于工业内部的变化，有9%左右是其他的因素，那工业内部的变化是什么造成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有经济的改制。以前国有企业里面的剩余劳动力比现在还多，所以以前国有企业劳动者报酬占的更高，现在相对低一点，另外国有企业劳动者报酬占比也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所以随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小，它整体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在下降，这是一个原因，我不觉得这个应该改变，我们不能说为了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就让国有企业多留一些剩余劳动力，这个是不对的。只有一个是可以改变的，就是工业部门市场垄断势力增强。

    当市场垄断势力加强了，垄断收入是资本收入的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就加大了，资本收入的另一方面是劳动者收入，劳动者收入占的比重就会下降了。总的来看是三个因素，一个是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型，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变化，第三个是垄断的增加。这三个因素解释了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他们的比重是60%，20%，10%，还有10%是没有被解释的。尽管垄断势力增加是一个因素，但是它占的比重只有十分之一而已，所以要想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人提出来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工资来做到。为什么我们不提高工资吗？提高工资劳动者收入不就能增加了嘛。但是提高工资的话就业增长的速度就减慢了。可能工资提高的速度要快于就业下降的速度，或者就业减慢的速度，那么提高工资就会增加劳动者报酬，也可能反过来，提高工资就是降低劳动者报酬，但是也有可能两者抵消，这个就要看这个要素替代弹性，我们用数据估计一下，发现替代弹性几乎是1，也就是说当工资增长的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一个百分点的时候，就业增长的速度就会减慢一个百分点，两者的效果正好抵消了，靠提高工资，靠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提高工资，不能增加劳动者总体的报酬，能增加有工作的人的劳动者报酬，会减少没有工作的人获得就业的机会。我们刚才讲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在下降，主要是由于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造成的，但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又是很难改变的。

    到底怎么办？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这是我们要做的。怎么达到这个呢？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通过增加企业分红，其实我们也在做。然后加快利率市场化的速度，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速度，我们不久前发布的收入分配改革的指导意见里面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两点都强调了，拓宽居民的投资渠道，我们居民投资的机会不是很充分，尤其是向投资外国资产比较困难，如果居民的投资选择范围可以更大，可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关于社保的，增加国企分红，降低社保缴费率，提高社保基金的投资回报率，这些都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时减少企业的，尤其是央企可支配收入，关于社保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可以采取。改善竞争环境，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更加公平的竞争。我们说垄断是造成劳动者报酬下降的一个因素，如果我们减少垄断，可以增加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发展服务业，服务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高于制造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如果服务业发展的更快，劳动力报酬占比也会上升的，工资主要由市场来决定。

    刚才我讲的主要是关于三部门之间分配的东西，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很多了，所以我讲的就比较少了，关于收入差距也可以有很多相关的政策，缩小收入差距，主要应该着力于促进机会的平等，同时要保住底线，消除贫困。关于提高效率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政策可以采取，主要是促进各种市场的效率，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资源使用的效率，以及加强竞争，更好的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加大的作用，都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既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也可以改善我们经济运行的效率，让经济可持续的增长的更快。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