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回顾与反思——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研讨会”上，多位中国顶级经济学家表示：中国所处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已经与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国家有着显著不同，在短期内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国应当警惕自身独特的金融风险。

日式危机之忧

回顾和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对目前中国经济的警示与启发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几乎所有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研讨会”专家的共识。专家们更加关注在宏观经济看好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是否潜伏危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有三，包括经济结构失衡，外资流入过多，短期外债的比重比较高；亚洲国家的金融体制有失稳健，银行经营粗放，信贷增加过快，风险控制意识不强，货币错配，期限错配，金融自由化和调控能力是不太相适应的，过早放开资本项目；危机处理机制不健全等。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贺力平认为，如果中国发生金融危机，会更类似于日式危机。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同日本有所不同。“我们的社会基础应该说要更加脆弱一些。当我们面临着一场经济收缩，日本是接近十年左右，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承受力？”

“日本资产价格高涨形成的泡沫经济值得我们反思。”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中日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具有较高的人口红利和储蓄率，以及较低的消费率，大家更倾向于购买资产保值增值，导致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扬，同时国际上要求币值升值的呼声也很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中国的情况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别在于：中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对资本流动管制更加严格、外资流动性相对较低等条件使得在短期内出现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金融风险可能性不大。”

结构调整的紧迫感

但是樊纲强调中国面临着自身独有的风险：包括中国身处全球不平衡的漩涡中心，面临着贸易保护、货币风险和全球不平衡的重要风险；其二，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硬通货的地位造成了其不断贬值的倾向，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则表现为持续的过程；其三，长期资本经常项目的双顺差和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也是大国中不常见的现象。

“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最大风险。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而快速的经济增长掩盖着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和粗放式发展的现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如是说。

吴晓灵用“祸福相倚”形容中国经济与潜在风险的关系。她表示：“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的流动性这几年积累很大，中央银行在银行体系里，在银行宏观调控当中所做的对冲是不能够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只是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在赢得时间。如果我们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加大结构调整的紧迫感，我们的经济今后几年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中国应当从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到追求共享式增长；关注的焦点从以财税政策为手段的二次分配转移到一次分配，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核心是政府要转换角色，在加快市场化的同时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