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50人论坛在清华举行的长安讲坛。大家知道在过去的30年里面，全球经济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被中国经济学界称之为中国奇迹。在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可能不同的专家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分析框架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其中不同的人可能会列出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这里面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但是几乎所有的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人里面都不会忽略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在过去30年中国奇迹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个作用，一方面大家可能会说我们赶上了很好的机遇，因为中国的开放正好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好的机遇，我们抓住了这些机遇。但是同样面临着机遇的时候，也能发现和中国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可能也抓住了一部分机遇，但是没有像中国这么成功。甚至很可能很多发展中的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可能还受到伤害。世界银行的评估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是少有的几个受益的发展中经济体。

    面临同样的国际环境，同样的机遇，为什么不同的国家能够有不同的成效，这里面我想跟我们中国自己审时度势，既能抓住外部机遇，又符合我们自己需要的，开放战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来讨论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过去是什么样，下一段怎么来调整。我做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简单向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分析对外开放的战略，第二个是对外开放战略的回顾，第三个讨论一下新的形势，第四讨论一下新战略该怎么调整。

    一般来说我们制定战略无论国家也好企业也好，往往有大家熟悉的模型战略。无非就是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我觉得光去分析你所处的环境的机遇挑战，仅仅再加上我们自身的优势劣势来制定，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开放战略。加一个因素是国家的发展战略，我自己传了一个所谓的三元模型。我认为影响中国开放战略是三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因素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第二个因素是我们国家的整体的发展战略，第三个因素是我们自己的比较优势。

    我们想一想在过去的30年里面，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什么，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的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社会，到前30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通过进口替代的战略应该说还是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经济，基本上拥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个工业体系是在高度保护下，也就是说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高度贸易保护的环境下形成的，所以总体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工业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它自己可以管住自己的吃穿住用，但是放在国际市场上来看是没有竞争力的。工业化的进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并没有完解，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但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怎么来推进工业化我们的战略做了调整。我们新的国际环境是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大家看到的是冷战的格局，中国是被动的被世界隔离了，当时两大阵营。我们一开始选择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后来中苏出现了矛盾以后，其实我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也被孤立了，所以那时候是相对封闭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应该说经济全球化在不断深化，在这个时候其实出现了很多的机遇，其中对中国来说我们抓住了其中的两大机遇。一个机遇就是在全球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出现了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跨境转移的机遇，为什么会这样，二战结束以后民族国家纷纷的独立。不同的国家都开始无论是恢复经济也好，在战争摧毁的经济都在恢复自己的经济。那么发展中国家它是要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样的话会看到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巴西、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经济体，它实行的发展战略是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其实跟我们中国前30年搞的发展战略是一样的。通过高度的保护进口替代的战略它有它的理论基础，有德国的里斯特所倡导的保护理论。后来有所谓中西边缘理论来支撑战略。

    这种进口替代的战略在一段时期内实行的还是比较顺利，所以大家看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地区的工业化推进的很快，而且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很快的进入到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另外一些经济体在东亚的，其实东亚的一些经济体刚结束的时候它也在搞进口替代，但是很快就转向了所谓的出口导向。在这里面第一个做出成绩是日本，后来有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走的都是同样的出口导向的一个发展战略。把自己的优势资源，其实东亚跟拉美比，东亚的优势资源是什么？拉美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自然资源，东亚这些经济体恰恰都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唯一的资源实际上是人力资源。所以它就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集中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的出口导向，所以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成功的走出了产业升级，到我们中国大陆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恰逢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的成长带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从企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说，它会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当它的收入水平到了一定的水平以后，它就不再可能搞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这些产业就是两个出路，一个是转型升级，去做资本密集的，去做技术密集的产业。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转移，一个是转型升级，一个转移，转移转到哪去，就是转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其它收入水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去。早期其实很多像日资企业等等都转到了东南亚地区。

    中国大陆打开国门以后，最开始我们的投资环境是不适应投资者的需要，所以也没有人敢来。我们就在深圳在珠海在厦门在汕头搞了四个经济特区。在深圳搞了蛇口工业区，完全是模仿东亚搞工业园区的经验，吸引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来到中国来。慢慢的其实中国的开放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真正迅猛推进是在1987年以后，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为什么说1987年以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国家经济大循环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是王健，咱们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健，当时有一个战略叫做参与国家经济大循环，搞的是加工贸易。到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的开放跃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我们在1992年以前每年吸收的这些外商投资只有几十亿美元，1993年上了100亿美元，现在中国是上了1000亿美元。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让中国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们承接了东亚地区这些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产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它是从供给侧解决了中国过去制造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到在进口替代的条件下搞的那些工业是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哪怕是这些老工业竞争产业也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通过开放，通过吸收外资我们实际上是把中国的低成本的土地，低成本的劳动力，特别是低成本的劳动力，这是我们的优势。和外来投资者它们的管理、它们的资金、它们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全球销售的渠道。有的还有一些是品牌结合在一起，所以大家想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它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劳动附着上在商品上出口了。因为现在主权国家的概念越来越强，我们说中国的劳动力很多，不能像当年想去美国就去美国。大家看电影泰坦尼克买张船票就去美国了，不可能了。人的这种自由移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带来的是资金、是信息、是技术、商品服务，资源流动越来越容易。唯一越来越难的就是人，特别是普通的劳动者。在座的诸位清华的高材生，想去哪都行，可以说是无国界的，对你们来说地球是平的。对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出去就业是相当有难度的。在中国就业那么把这个劳动者卖出去就是要附着在支撑品上。

    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说白了是劳动的出口，是附着在商品的出口。大家想在供给侧解决了问题，解决了原来制造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有了国际竞争力，但是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世界经济的虚荣。世界经济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世界经济的形势是不好的，进行了很多改革，所谓的里根经济学，按中国人的说法其实就是供给侧改革。让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让企业更有竞争力，以及社保体系的改革等等。到了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开始，初中期开始，到了克林顿时代，一直到这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以美国为火车头带来了一轮相当长时间的，也能算是二代以后最长的繁荣期之一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繁荣。其实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改革的红利。萨奇尔富荣（音译）刚刚去世，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他就是一个改革者。他上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大量讨论的是什么，英国币，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本书叫英国币研究，当时英国根本看不见出路在哪，但是萨奇尔富荣上来以后，开始搞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国有企业，很多跨国公司像BP都是当年英国的国有企业，企业的私有化等等一系列的改革。在美国我刚才讲里根经济学其实也是在搞改革。改革的红利到了九十年代会积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是和平的红利。1991年前苏联解体了，两大国的军队竞赛就结束了，这样的话各国都有更多的资源从国防转向了经济建设。我记得那时候早期经济学翻译过来的书还会去讨论大炮和黄油的关系。更多的钱投入到了国防，没有更多的钱来投资搞经济建设，这是和平的红利。第三个是技术进步的红利，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当年的冷战时期的军工技术利用到了民用。这些技术带动了经济快速的增长。我觉得第四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把资源配置的范围市场的范围大大的扩展。

    这四个因素叠加起来带来了我刚才讲的这一轮繁荣。这一轮的繁荣从需求侧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供给侧源源不断有劳动力，我进入到了出口部门，但是怎么卖出去，就像今天很箫条卖给谁。我们说两大机遇，一个就是跨进产业转移，带来了我们供给侧，增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的出口国际竞争力。世界经济的繁荣给我们提供了强劲的外需，这两个就把我们的比较优势，低成本劳动力得以比较充分的发挥出来了。这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前三十年中国开放取得成功，一个非常简单的粗线条的一个分析。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机遇我们成功了，我们当时开放的目标是要适应整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国家要快速推进工业化，开放怎么办，想办法怎么能够利用外部的资源外部的市场，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实现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国家的目标是快速推进工业化。开放战略是什么，开放战略的目标其实就是出口创汇，大家如果去翻文件里面从来没有提过，从来没有提过我们是出口导向的战略，我们从来没有提过我们是进口替代的战略，今天只是用经济学的语言解释过去三十年的开放战略。

    为什么把出口创汇变成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目标，其实它背后是有理论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叫两缺口理论，这个理论是1965年的时候，世界经济银行的副行长叫前钱大里（音译），他分析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起飞工业化的过程中他提出来了。他发现制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是两大缺口，第一缺资金，太容易理解了，缺资金储蓄少消费多投资就少。第二个缺外汇，大家可能有点迷糊，外汇也是资金。但是外汇又不是一般的资金。为什么特别强调外汇，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追赶的经济体，它的工业化是可以从外部获得先进的技术，或者获得它短缺的这些资源或者零部件来弥补它的短板。我们从很多角度，比如说一个国家它的资源禀赋一定是不均衡的。有些人用水桶理论来解释，传统的木桶有的板长有的板短，中国最长的板就是劳动力，可能能顶到天花板，很多东西是短板，当时短的就是缺技术缺资金，自然资源我们还是一个中长板，我们还可以出口自然资源来换外汇。所以这时候我们出口部门最重要的就是要出口创汇，来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拿了宝贵的外汇来换取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和一些关键零部件。我们靠卖什么，就是靠卖资源。1993年以前中国还是石油的进出口国，一度是短缺石油的，后来大庆发现了以后，当时很自豪的说中国把贫油的帽子扔到太平洋，所以一直到1993年，我们大量的出口就是煤炭，出口石油来赚取外汇。

    当然我们想出口但是出不去，1985年出口结构里面有50.5%还是初级产品，这些初级产品包括矿产品，包括了一些各种各样的矿石。然后是能源（煤炭、石油）等等，还有农产品。在制成品里面我们出口一些食品，出口一些手工艺品等等。制造业是没有竞争力的，大家今天看到中国是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最大的鞋的出口国，即便是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当时没有国际竞争力是出不去的。所以出口创汇是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开放战略就在想我怎么能够出口创汇，中国总体上来看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讲中国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到了今天你们坐到教室的时候再也不会说地大物博了，地还大物不博了。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资源按人均水平来算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连淡水资源我们只有世界的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石油天然气是十五分之一。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高收入阶段，仅仅到了一个中等收入水平，我们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进口外部的资源。现在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这个大家都觉得不可想像，我们原来大量出口煤炭，觉得我们煤炭多的不得了，去年我们是世界最大的煤炭进口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等等。这其实是我们基本国情叠加上我们的发展水平导致的这种在全球分工地位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实现出口创汇的目标，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长板劳动卖出去，手段就是引进来走出去。引进出口导向型的外资，外商直接投资，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和拉美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的聪明之处。拉美也吸引外资，拉美搞进口替代战略，并不是关起门不让外资来，恰恰相反，拉美有很多大量的外商投资，但是拉美的外商投资是干什么，大部分的外商投资是绕过高关税，绕过高关税再进行国家内部投资制造业投资矿业，然后在本地销售。刚去带去一笔外汇，但是紧接着它就不断的消耗你的外汇，转移过去的往往是最终环节。它就要不断的进口零部件，在本地销售，然后赚了钱以后利润要汇出去，进口的时候要花你的外汇，汇出去要花你的外汇，你靠什么来弥补，靠出口你的矿产资源，好在拉美国家的矿产资源很丰富，可以持续一段时间。持续一段时间发现光靠卖矿产资源卖自然资源已经不足以弥补外汇的短缺。那怎么办，就开始借外贷，借了外贷定期得还，然后就汇率贬值，最后就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还有的国家出现了政治动荡。这是拉美吸引外资带来的够过。

    中国吸引外资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吸引了直接投资，我们从1993年以后一直是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区别就一点，来中国的外资是经过筛选的，不是你想来你就能来，虽然我们一看我们的政策说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外资真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以来，我们的直接投资不仅仅是审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筛选。你是不是技术先进型的企业，能带来先进技术可以。但是实际上它没有那么多先进技术的外商投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你是不是出口型的企业，你不是出口型的企业要给你提出要求，你的外汇要自我平衡，你不用来我的市场买我的外汇花我的外汇，至少你得自我平衡。想自我平衡怎么办，一定要出口一些东西，不出口怎么做这一行。国家提到你的产品里面要采购本地零部件，本地含量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出口比例的要求。外汇平衡要求，本地含量的要求，出口比例的要求，这就筛选了我们来中国的外资。所以你会看到大量的外资来中国的外资经过筛选以后主要是出口型的。那么这些出口型的外资从东亚来，一些上游的零部件还在国外，还在周边的经济体里面，它要大量的运过来，市场在欧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三角贸易，中国在中间是个二传手。外国的投资来了，把工厂设在广州珠三角山东，然后从日本韩国台湾进口零部件，在中国加工增值一部分，再卖过美国卖到欧洲，这个格局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可是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这种高保护条件下，这些外资到了中国投资以后，它进口零部件的时候先征它百分之五十的关税，当时还有产品税后来改成了增值税。在和中国低成本劳动结合的时候，发现再卖出去的时候没有竞争力了，因为关税太高了。可是如果我们把关税撤掉了，我们把关税降下来，原来形成的工业体系就会被进口品冲的一塌糊涂，这是两难的问题。既要让外资在中国能搞大进大出的加工出口，又要保护原来没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中国人真是很聪明。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办法，考证不了。中国搞了一个加工贸易政策，国外很多也有加工贸易政策，只是在出口加工区里面，资金贸易区里面小范围的搞，中国是漫山遍野都在搞。我们加工贸易占出口的比例一度高58%，现在还有40%多。把中国的贸易分成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其它贸易方式的话。一般贸易是花外汇的，一般贸易是贸易逆差，所有的贸易顺差几乎都来源于加工贸易。所以很多人今天在媒体上还会看到，说这个加工贸易不好，加工贸易很低端，很多批评加工贸易的。如果没有加工贸易政策就不可能有今天对外开放的格局。这是中国人非常聪明的一个政策设计，实际上把外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兼顾了让我的企业能够参与到全球生产价值链里面。同时又能保护我没有竞争力的那些工业部门，非常巧妙的政策设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我们为了实现出口创汇，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政策措施。我刚才说搞经济特区，特殊经济区，还有外汇贬值等等。这里面我个人做了这么多年开放研究，我个人认为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政策是加工贸易政策。今天我们也在培训很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当时胡锦涛总书记说除了我们给人家援助钱以外帮助人家做能力建设，就是要培训它的官员，知道怎么去发展经济。我觉得加工贸易的经验可以让其它的发展中国家去分享的一条经验，这确实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给人类社会一点点创新性的贡献，其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别人做出来的，学别人的，但是加工贸易大范围的做法是有一定的创造性的。

    我们到了今天开放战略总体来看很成功而且也走的很顺利。可是也原来的开放战略现在越来越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挑战是什么，首先是我们自己的比较优势变了。原来我们是低成本的劳动力，是最大的优势。从2003年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劳动成本快速上涨的通道，经济学家比如说社科院的蔡纺老师就在讲说我们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了。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便宜了，去年的十一月份到柬埔寨，柬埔寨也在学中国搞加工贸易，而且吸引了中国的企业去。我碰到了一个宁波的一个企业，我们在一起座谈，它说按照柬埔寨和宁波地区比，普通的劳工，柬埔寨的劳工成本是咱们的三分之一，光比劳工成本是不够的，还要比劳动效益劳劳动生产率，柬埔寨的工人生产效率是咱们普通工人的三分之二。所以把一些低端的比如做T恤衫做裤子，这些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转移到了柬埔寨，而且运作的很好。在国际市场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受到一些后起的经济体越来越强的挑战。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带来的。这本身没有什么可怕，是一件好事情。我们说发展经济为什么？就是让自己的国民过的更加富裕。

    大家从参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个挑战。大家还要看到一点，尽管这些出口部门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很快，可是这个上涨还是打了折扣。为什么打了折扣？你去到烟台看一看，上亿的农民工，他们并没有向市民一样享受应有的比如说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说中国出现了三元结构，发展中国家说是二元结构，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到了中国演化成了三元结构，城市内部还有一个二元结构，就是有户籍的城市人，和信赖的农民工，但是很多人说农民工一个词不好，带有歧视性。所以大家编了很多词，外来务工人员。广东的前任省委汪洋同志说，我也是外来务工人员。用外来务工人员这个词不准确，不能准确的描述农民工这个群众。正是因为我们这一套户籍制度出现了所谓的土地的城市化，职业的城市化。但是这些农民工他没有市民化，没有市民化其实就是人为的压低了这些人的成本。新型的城市化李克强总理说城市化是最大的潜力，下一步要推进城市化，但是推进城市化不是为了大建城市，而是注重城市化的质量。什么含义？要推进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这样的话如果还加速市民化，劳动力成本就会上涨的更快。可是农民工拿的工资未必增加的有多快，但是从企业主的角度来看，从企业付出的成本来看，增加的是更快了。也问过一些朋友，大家三年支付给工人的报酬就要翻一番，可能农民拿到手里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为他要交各种各样的税费，各种各样的社保费用。如果中国经济还保持快比较快的势头的话，我们劳工成本上涨的速度会进一步的加速。所以我们未来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还有一个变化在哪，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我们说全球的繁荣。现在全球陷入了经济危机以后的低迷期，而且我们经过分析其实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这场危机特别是发达经济体要想成功恢复，绝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危机刚爆发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讨论说是V形反弹还是U形反弹还是什么W形反弹，像日本这样搞了二十年走不出来，变成了L形的。记得当时的经济学家，包括我们清华一些著名的教授说V形反弹。掉下去了，现在看来最乐观的恐怕是W形了。未来一段时期不得不去面临一个比较低速的全球经济的一个新的常态。

    所以我们会看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变了，外部环境也变了。如果还搞原来的一套，原来的一套也不需要了。出口创汇的目标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将近3.5万亿的外汇储备。很多网民在网上骂，说你搞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国的国债，我们都是血汗钱。如果要是放在历史的角度看，其实你要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很多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受困外汇短缺，我们不仅消除了外汇短缺的缺口，而且还积累了这么大的外汇，买外汇是有成本的，买美国的国债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在全球金融动荡下，你会发现中国的话语权从哪来，三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受灾的国家，欧洲那么多国家整天跑到中国来说能不能买一点国债。你要是手里没钱，人家是不会求你的，确实它是有成本的，但是如果你客观的放在一个尊重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巨大的成绩。

    我们看到因为国际环境变了，比较优势变了，与此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的发展战略也变了。过去30年我们一直在追求加速工业化，那么现在对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不同的判断，有的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个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有的人说在中期阶段，有的人说已经完成工业化了。各种判断都不一样，但是你必须看到中国现在是第一大制造业大国。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是超过美国的，变成世界第一大。在过去的20年里面全球制造业的这块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升最快的就是中国，其实美国下降的不是很多，美国前十年还在增长，过去的十年因为美元编织在下降，下降最多的是日本，然后是欧洲的老牌的帝国主义。今天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转变发展的方式。以前是求快，现在讲又好又快。所以对国内来说，我们讲的是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外中国还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当时我们叫做和平发展，最早叫和平崛起，后来觉得崛起太刺激了就叫和平发展。今天和平发展这个词也不用了，我们可以有新的词叫中国梦。中国梦是什么意思？习近平主席一直讲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国家的强国梦，不是个体说我能够一个黑人当总统的梦，是一个国家的梦想，中国梦，我们现在确实有条件重振历史上的辉煌。国家的目标变了，国家的目标是转变发展方式了，对内是要结构升级了，对外是要崛起了。

    我们的比较优势变成了什么，一方面我们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很悲观的东西，劳动力成本上涨，资源短缺了。但是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第一个是市场，以前我们经常讲说中国十三亿人口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今天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市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曾经按照国务院领导的要求去回答一个问题，这场全球危机在叠加上气侯变化，在全球价值链里面有什么影响。在价值链里面中国会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我们不能在家里面写调查，就去调查，就去问跨国公司，你们到底怎么看中国。当时给大家发了三千多封问卷收到四百七十多封问卷，应该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从抽样调查的角度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发现了跨国公司看中国和以前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把中国看成是面向全球的低成本的制造基地。因为在它的眼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低成本的劳动。低成本其实包涵着劳动生产效益高，也就是素质比较好，今天再看中国，认为第一大吸引他的是中国本土的市场，很多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中国以外的市场都是遭受了挫折的，甚至极端的比如美国的通用公司母公司破产，所有利润来源于中国的市场。很多大的跨国公司说感谢中国的4万亿的刺激计划，从中分到一杯羹。所以在中国市场上他们赚了很多的利润，中国公司的CEO在全球管理层开会的时候，可以从角落上坐到中间了，有了话语权，他们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以后如果不在中国做过CEO，你就没有资格做跨国公司的全球CEO。他们很高兴，大家都有更好的上升的通道，有的公司在危机后做出了调整，比如说通用汽车，在上海叫成立叫做通用国际，管着除了美国以外所有的全球业务。我跟它开玩笑说有一天把美国公司变成美国国际公司下属，通用公司就变成中国公司了，总部设在中国的公司了，这是很大的变化，它为什么要过来，就是因为看中了你的市场。第二大变化是人力资源的变化，以前看上我们的是低成本的劳工。现在看上什么，中国制造已经不再便宜，看看媒体前两天炒的很热，奥巴马说制造业要回流，中国什么都不便宜了。确实跟美国相比真的发现有很多东西比美国贵，地比美国贵，能源比美国贵，物流比美国贵，但是人的差异不在于普通的劳工。为什么，普通的劳工竞争对手不是发达国家，你的竞争对手是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是印度、是越南、是印度尼西、马来西亚、亚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跟你竞争。

    我们还有一类人，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的所谓的人力资源，包括管理层的人，特别是研发人力资源。这是我们新的比较优势。中国一年毕业多少学生，大学以上的学生是700万。2000年的时候中国高考招生只招108万人，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们正式高等院校招生是680万人，还有200多万人去读电大去读成人高考，成人高校其实也是脱产的，这样我们就有将近900万人在接受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变化带来的是什么？先说不好的变化，刚才讲中国的劳工为什么越来越贵了，是因为我们一年新进入大学大军是1500万-1600多万，2000年扣掉100万大学生，进入劳工市场有1400万人。新进劳工大军的劳动力，到了十年以后，减掉900万剩下700万，就是一半。所以普通劳动力上涨，工资上涨那么快，除了我们一般意义上是说人口总量，讲刘易斯拐点，其实高考扩招功不可没，带来结构性变化。好的一面是整个受教育提高以后，整个人的资源提高了，我们一年700万的人里面有170万是理工科的学生，理工科的学生里面按照跨国公司的标准，很多跨国公司的老总跟我讲10%是符合跨国公司的要求。听到这个话觉得心里很凉，我们那么优秀的学生，全世界最好的中等教育的学生进到我们这些大学里面只有10%是合格的成品，90%的残次品。这个确实对我们高等教育是一个很大的粉刺。尤其是在清华这么好的学生，清华99%的学生都是成本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确实出了问题。但是即便是10%合格的人也有17万人，这17万人是个什么概念，17万人在13亿里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放在世界上比一比，美国的工科学生一年毕业是6万多人，日本也是6万多人，欧洲大概多一点，所以17万人可不是小数是很大的数。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人力资源，从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调查了以后，发现既然对中国的比较优势，你看上这些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第一是看中我的市场，第二是我的外资政策，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加上人力资源。我们紧接着就问他了，说你在中国站位是什么，我要把更加先进的制造，更加先进的服务，包括总部基地。地区总部开始向中国移。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31%的回答问卷的企业说，我要把研发拿到中国来，这个当时我们看了很吃惊。在我们的问卷过去几个月以后，联合国贸发会议每年编投资报告，他们也有一个调查，在中国跨国公司，未来研发的基地在哪，那一年中国超过美国，变成跨国公司未来研发基地的首选。应该说这两个结果是有一致性，可以相互应征的。我带着我的同事跑了几十家外资机构做调查，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外资在中国搞研发。今天这些外商投资企业敢说了，说当年在中国建研发中心主要是做给中国政府看的，你喜欢这个我们就建一个研发中心，十来个人研发的水平也很低，今天的情况不一样。调查的时候IBM在中国布了5000个研发工作室，诺华在上海投一个研发中心，一次就投了1000亿美元，机翼在上海建了面向全球的最顶级的研发中心，看上的就是像清华这样优秀的学生。在中国搞是面向全球最顶级的研发活动，同时也面对中国市场。

    所以说我们中国比较优势变了，这时候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机遇，外部环境经济不好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来了，低迷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第一就是减速，这是一个新的常态，但是出现了格局上的变化，发达经济体经济低迷，相对低迷，但是新经济体成长快。新经济体的快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他们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发展经济体带来的那种减少的损失吗，是。但是意义不在此，意义在新兴经济体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不一样，我们对发达国家卖的总体上来看是消费品。但是我们的资本品是卖不过去的，我们不可能把我的机床，把我的发电设备买到美国欧洲日本去，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水平。谁会要我的，那就是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要推进它的工业化城市化，它要搞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资本品的性价比是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的。如果你仔细看看中国的出口结构，发现这十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开始向国外出口成套设备，包括发电厂水泥厂等等，去年我去欧洲去调研的时候，参观了一个叫号称叫世界上最漂亮的水泥厂。为什么最漂亮，因为它很环保，投资者是奥地利的一个富二代，环保主义，它多掏了三分之一的投资建了这个工厂。我们就去看，这个工厂确实跟我们脑子里想像的水泥厂完全不一样。工人都在操作电脑中控室里边，没有任何排放。谁建，是中国的一家企业叫中财集团，中财集团是什么企业，十年前改革的时候，把建材局下面的那些科研院所企业化，小土豆搞在一个口袋里变成一个中财。那时候年销售额有7000万，现在有600亿，干什么，就在国外建水泥厂，出口成套设备，刚才那个项目投资2.7亿欧原。不是我们脑子里想的中国人到外面搞土建搞安装，它就是提供设备。做整体的设计，整个团队十几个人，后来我问他到底在全世界建了多少个，建了150个水泥厂，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大部分是建在新经济体。

    第二个全球面临着流动性过剩，金融市场面临着动荡的压力，初级产品价格还会涨，通货膨胀等等。第三个说发达国家再搞制造业化，一些新兴的技术，比如信息化，物联网，3D打印，生物技术等等，很多新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说是一个大转型大调整的世界经济。外部环境确实在变。在这样的变化中，其实中国面临着一些新的机会。挑战当然是很多，刚才这种变化大家看到有很多的挑战，总体外需的不足，竞争的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这都是我们新的挑战。在这么多的挑战的情况下，美国人的战略重返亚洲，钓鱼岛黄岩岛的这种争端。为什么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中央还再次强调说我们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前十年我们说中国处在战略机遇期没错，时间证明了是在战略机遇期，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期。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再次重申说我们还在机遇期，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看一看，在毛泽东时代当时的判断是什么，是战争与革命，那是世界的主流，是世界大战晚打不如早打，在那种判断下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那个时候我们要搞国防建设，我们要搞三线建设，把工厂搬到山里去。前30年我们干嘛了，光北京地下就挖了好多的防空洞。当时没有好好规划，规划好了，把防空洞连一块好几条地铁都够了，当时都没有人想这事。到了今天修地铁的时候发现很麻烦，不知道地下哪有个洞。所以看北京很多地铁站很奇怪，四个口全在马路同一个方向，四个出口。我猜地下一定有人办工厂，必须避开。因为你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带来了你的战略。

    小平同志后来怎么说的，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潮流，这是一个重大判断的改变。没有这个判断的改变就没有改革开放。尤其是没有开放，所以国际环境的准确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讲说加速发展你就要善于抓住机遇。如果你看不到机遇你谈不上抓机遇。我们说过去的30年，我们总体上来说抓住了一些大的机遇，刚才我说的这两条。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机遇我们都抓住了，还有一个机遇我们没有抓住。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991年前苏联解体，看到的是巨大的挑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是这里面有没有机遇？其实危中是有机的，最大的机遇就是苏联那么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假如那个时候我们有目标的引进一些，那我们的航母早就下海了。我们没有感到这个机遇只看到了挑战，因为你没有看到机遇谈不上采取相应的措施抓住机遇。

    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经济大调整的复杂情况下，尤其要看准到底还有什么机遇。那么这个机遇我觉得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我们全球扩张带来快速发展，快速扩张的机遇。今天我觉得这个机遇基本上是一个升级的机遇。刚才我讲的引进来，过去的引进来，是引进来一种劳动密集型出口的企业，是把外部的资金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管理和中国的低成本的劳动力集合起来，在全球扩张。所以我们很快崛起了世界的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现在跨国公司看你是大市场，看你是综合的低成本，还有人力资源的优势，把高端的制造，高端的研发，地区总部等等放到你这来，这是引进来的优势。除了高端的产业活动以外还有生产要素，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我这个年龄的同学那时候是出国热潮，一去就不复返了，很多同学现在还在美国，但是你要看到金融危机人才的走向，从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回国的这些海外归国人员是成倍的增长，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海归，十年前在哈佛拿到博士，回来就给教授了。现在你如果在美国不是顶尖的大学博士回来，你肯定找不着一个好的岗位，这是竞争的结果，但是背后有大量的人才开始选择流向中国。除了我们自己派出去的归国留学人员，其实还有一些外国的人员，外国的高管外国的研发人员也开始往出走。很多跨国公司搞研发，比如摩托罗拉把德国的研发中心关了，整个搬到望京，很多这种情况。

    引进来实际上是有利于我们升级的，还有一个就是走出去，刚才已经给大家讲到了出口。因为国际增长的格局的变化，使得我们的技术含量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找到了市场。还有就是对外投资，以前中国是一个引资大国，1993年以后一直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经济体，从2003年开始对外投资进入了一个快点，2003年整个对外投资的总金额只有28.5亿美元，去年770亿美元，大家可以算算增长了多少倍。现在中国既是一个引资大国又是一个对外投资大国。对外投资干嘛去了，有一部分到海外买矿山买油田去了，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着资源的短缺，要保证资源的安全。但是我个人认为，对我们国家发展长远打击更重要的是到海外去，通过并购获取先进的技术，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去打造一批中国自己的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恰恰这时候老天亲睐我们，这场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海外低成本并购的机遇。以前中国企业想去海外并购人家不卖给你，或者很贵你也买不起。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很多企业资金链断了开始求着你买它。不仅愿意卖给你，不得不卖给你，而且还很低的价格卖给你。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吉利买了沃尔沃，这是一个蛇吞象的并购。放在危机以前我估计沃尔沃不会用正眼看吉利。吉利买了沃尔沃而且非常便宜。十年前福特是花了64亿美元买的沃尔沃，只卖了18亿美元，四分之一的价钱。最重要是我们买了以后怎么样，前一段我在北京饭店吃饭，正好碰到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坐我旁边就聊起来，他是瑞典人，我想瑞典人跟他说什么，我就问他沃尔沃，我说瑞典人对吉利并购沃尔沃是什么感受。他说刚开始不知道吉利是何方神圣，后来发现是来自于中国刚刚干汽车的，都特别不高兴，没有信心。过了时间不长，前年去斯德哥尔开会的时候，正好那天看到报纸说吉利在欧洲扩张，当时看到报纸写2000人，在中国2000人不算什么，在欧洲要扩招2000人不得了。最近还有一个好消息，沃尔沃那个小镇上新建了一个研发中心，70%是招本地的人，然后从中国派30%的人去学。瑞典的人就很高兴，不仅是扩招了把企业救活了，还搞了高端的研发的团队，招的都是萨博汽车，之前说北汽去买没有买成，买了一点资料回来了。萨博想卖没有卖掉，让瑞典人骄傲的两个品牌命运就是沃尔沃在吉利并购后做大了，开始扩展搞研发，萨博破产了，工人下岗了。所以对吉利买沃尔沃打心底觉得拥护，好事。对吉利来说一个刚刚进入汽车行业不久的这么一个企业，拿到了不敢说最先进至少是相当先进的技术，沃尔沃高端的品牌，把沃尔沃技术品牌和中国的大市场，中国的低成本结合起来这是它成功的秘诀。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是三一重工，三一重工建厂也就二十年，是靠中国的本土市场培育出来一个混凝土机械的制造企业，当时国内全球规模已经最大在低端市场上，但是技术还不行，它去年就买了德国的叫普斯迈斯特，规模不如三一，但是技术是全球顶尖的，品牌当然是高端市场的品牌。它买了以后从高端到低端全有了。高端市场还用普斯迈斯特的品牌，低端市场用三一重工的品牌，一下它变成全世界混凝土机械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一个企业，细分行业全球龙头企业。这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有一批中国的企业，能够在细分的行业里面成为全球的领军企业，如果按照以前的逃路不断的去引进技术引进设备然后搞研发追赶，你追赶一步人家往前走一步，发现越追越远，现在通过并购你突然发现，你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第二天醒来就实现了。

    我们原来的这种追赶模式发生了变化，世界给了我们一个新的选择，我们不仅追赶通过并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所以我们经常说危机，尤其是大的事件大的危机，是一个全球格局洗牌的机会，它是会带来冲击的，但是对一些没有受冲击的好企业，没有受冲击的国家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所以如果我们看准了这些东西，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确实是我们的机遇。可以看出来国家战略变了，国际环境变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变了，下一步也开放的战略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下一步的战略是价值链升级，为什么讲价值链升级不讲产业结构升级。历史上日本走过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因为在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下一步做钢铁，然后做汽车做电子，这里面背后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升级。背后是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到技术密集。到了今天的分工的格局变了，你就会发现现在很多很多的产业，不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它是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产业链，比如说波音造飞机，美国人一个国家肯定能造出飞机来，但是波音飞机是在七十多个国家造出来的，包括中国也参与了。都是不太赚钱的活。那么大，都是航材，我到现场看过，仔细看飞机上面打满了铆钉，是劳动密集的活是技术活，让咱们去打还不合格，就得技术工人去打，但是确实是劳动密集的，大量的铝材，加上劳动密集，运到西雅图去组装。我去看过波音号称世界最大的工厂，一个车间一平方公里，坐着电瓶车去观赏。把全球不同的环节放在他认为合适的国家能把成本降下来。把很多低端的制造赶出去，降低企业的成本。政府说你回来，企业说我出去，因为我不出去我的竞争对手一出去我就完蛋。所以他不讲政策，企业的CEO和总统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政府讲的是创造就业，企业是要增强竞争力。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形成了全球生产价值观。

    现在开始服务环节开始往外走，所谓的服务外包。从原来的低端制造了，现在低端的服务也开始往外走。这个全球价值链一个很形象的表述，可能大家都很熟悉，所谓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是咱们台湾的企业家，宏基的原来老总他提出来的。他发现IT产业是全球化分工最深的一个产业。IT产业为什么分工最深，可能跟WTO有个电子产品协议有关系，全球是零关税。减少了制度障碍。IT形成微笑曲线在不同的国家干不同的事。中国大陆干什么，世界上绝大部分便携电脑手机都是中国产的。但是你看到文章说Iphone里面只有1%、2%的增加值是中国人创造的，其它的价值从哪来，美国做的芯片，韩国人做的存储期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全世界汇到中国组装完再卖到全世界。如果我们按照以前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你就会发生一个错觉，你会发现中国实际上是最大的IT产品制造国，向全世界出口IT产品，如果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来看中国不用升级了，你要看贸易结构，出口里面31%是高新技术产品，和美国一样比日本还高。就是因为这些消费电子全统计在高新技术产品里面，高新技术产品里面有低附加价值的环节。传统产品中有高附加价值的环节。

    中国总体上来看，刚才说了一大堆很辉煌的成就。但是如果从价值链的角度看，我们其实是处在低附加价值的分工环节上。所以对中国来说今天我们要说我们转型升级，不再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要讲的是价值链的升级。第一附加价值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环节上，向技术含量更高的，向管理信息密集程度更高的，这头搞研发复杂的零部件，下面这头是服务，去搞总部经济，搞专业性的服务，生产业服务业做品牌等等。我们要实现这个，依然需要我们有一个开拓的全球视野。在全球去整合和配置资源。所以这样我们的目标就发生变化，新一轮的开放战略的目标是价值链升级，实现它需要几个重点。一个重点是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大国互利共盈战略。以前我们是搭便车搭惯了，以前我们很小，作为经济体我们很小，搭便车没有人在意，你可以享受别人开放的成果，上世纪末的时候你越来越大人家不能容忍你了，你光进我的市场不开发市场，所以假如世贸组织谈的很艰难，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到了今天当年的佐利克说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当然这话看你怎么理解，从不好的角度理解隐含着说我不负责任。往好的地方理解负责任的大国，什么意思，要你跟美国人一起治理这个世界，是一种特权，这是好事。两个意思其实都有，现在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对中国又爱又怕，爱你的市场爱你的钱包，三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不说，中国游客去就带动很多国家的消费市场。游客的消费是全世界最多的，总量是最多的，人均支出也是最多的。所以很多国家会非常自豪的，我刚从博鳌回来，这次来了好几个总统，很自豪的说哪年被列为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因为中国游客去会带动它的发展，所以是爱你但是又怕你也恨你。所以中国机遇论中国危险论交织在一席。对中国来说如果不能改造互利共盈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的话，我们的和平崛起很难实现的。中国梦还是梦，我们要实现中国梦，所以需要我们在多边体制下，在双边层面上来做出各种各样的安排，同时我们要多措并举，以前想着贸易出口现在也要想进口，除了贸易还有投资，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很多国家说你老占我的市场搞了这么多贸易逆差，搞点投资来，给我创造就业带来技术。除此以外还有经济合作技术援助，对人员的培训，除了经济领域以外文化领域以外，政治军事各种经贸手段要搭配的使用。现在中国变成一个大国，大国的好处是什么，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已经变成了你所处的这个外部环境中的一个自变量，外部环境在某种环境上是内分的。因为你的影响可以创造机遇，当然你如果做的不好也会给自己带来挑战。现在我们千万不要犯错误给自己创造很多挑战，想办法善用自己的影响。这里面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总的来看我们的国力综合实力壮大的实力很快，软实力跟不上。所以我们不会用我们的硬实力，不善于用硬实力已经给自己创造了一些挑战。所以下一步很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善于自己的影响力，来形成一个互利共盈的环境。这是下一步我们开放战略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

    第二个是引进来的重点，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李克强总理回答记者的时候，讲了两句话，一句话说要加快服务领域的开放，第二句话未来大量的进口对世界是机遇。最关键是是下面怎么开发，在总理的脑子里服务开发是重要的内容。中国的经济结构的问题何在，说制造业太多，投资太多，服务业比重偏低，服务竞争力很弱，为什么，归纳起来就是两句话，服务业内部是管制过度，对外是开放不足。所以要想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加快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就需要加快服务业的改革和服务业的开放。对内是放松管制对外是扩大开放。同时还要去引进跨国公司想把高端的产业活动，高端的生产要素往中国转，我们就要做相应的调整。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政策障碍。今天的开放格局，大部分的政策都是十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出来的。经过十几年我们的竞争力比较优势比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开放步子没有跟上。几年前我写文章说我们的开放已经滞后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加快开放的步伐。

    第三个重点是以前没有的，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通过海外的并购，对外的投资，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加快开拓新兴市场，这样特别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能够形成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还指着说维持这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可以维持几年，但是现在不着手去打造你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话，五年以后就会陷入困境。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削弱了，技术密集型产业没有真正的形成，整个出口可能就会掉下来，可是进口是刚进的，我们进口的三分之一买的是矿产资源是石油是煤炭，经济规模越大，对这种东西的需求越大。我们以前是劳动力，卖的是体力，今天我们下一步要卖智力，通过卖智力换回资源。这是中国在全球格局里面这种互通有无。有的国家卖资源换技术，换消费品。中国通过卖智力换回资源。所以走出去是增强我们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提升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

    第四个方面其实就是底线思维了，开放的过程中总是充满着风险。对中国来说保障两个安全，一个是资源安全，一个是金融安全。资源安全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到海外投资建国际大通道。光有资源运不回来没有用，但是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比如说刚才没有讲到的，在新一轮技术里面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的液然气革命。其实也是一种天然气，只是在分布在岩层之间，原来不好开采成本不合算。前几年美国就突破了开采液然气的开垦技术，一下子液然气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带来什么结果，天然气价格大幅度的降低。2008年时候美国的天然气平均价格是8美元，个别月份到12美元，现在是3美元，现在美国的能源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国家之一了。最重要的是什么，美国原来是大量依赖能源进口，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进口，现在液然气技术的突破，再加上油沙开采技术的开拓，在北美基本上能够满足它的能源需求，就是所谓叫能源独立。美国能源独立了对我们来说既是好事也有挑战。好事是它不用世界上的能源我用了，等于增加供给了。对中国这么一个不断的膨胀体来说，它可以腾出能源给我，这是好事。但是还有挑战，它原来为了进口能源到中东地区当警察，在全球海上当警察，保证航道运行的安全，现在能源独立了，愿不愿意在中东当警察这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想明白了，以后我们是中东能源最大的买主，它不当警察恐怕就得咱们自己去当警察，否则怎么保证安全。所以它的能源的地缘政治是很大的影响。

    刚才讲世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第一要保证资源的安全，中国依赖外部资源板上钉钉的事，只会越来越严重，光有钱不够，没有控制力资源不安全，没有对价格的影响力资源也没有安全。还有一个是金融，现在大家呼吁的很厉害，金融危机以后讲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事说早了，不是觉得你的经济体足够大，你的货币就能成国际货币，货币体系的演变是大大滞后的。1870年代，美国就变成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美元取代英镑变成世界货币是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如果不是因为二战美元还未必能取代英镑。中国我们说世界第二大，最乐观的判断2020年前后就能超过美国，总的经济规模可以，但是人民币取代美元，或者叫能够变成国际货币中的一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光看到做国际货币的好处，觉得向全世界人民征铸币税多爽，印着钞票就可以把中国生产的东西给换回去。你拿着钞票还得买它的国债。但是你没有看到做国际货币要承担着风险和责任。美元贬值你还要它吗，不要它了。既要维持这个币值，又要从中谋取好处。全球金融动荡出了事它还要去救，所以不要光看到好处，也要看到做国际货币承担的责任。我们现在在十一五规划里面提到说资本项目要开放，但是因为金融危机来了这个事没人去提了，十二五的时候又提出来了，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是要看看过去几十年发展国家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第一个坎还不要讲人民币国际化，先讲讲我们怎么顺利的跨过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个坎。

    所以在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扩大开放，另外一方面要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这是个底线的思维，否则在开放过程中未得其利先得其害。这样的话看一看新的战略和旧的战略你会发现很大的区别。目标从原来的出口创汇到价值链升级，领域，从货物贸易领域开始向服务贸易领域扩展。从单向投资向双向投资扩展，从实体经济向金融领域和规则制定领域的扩展。空间上，就从沿海地区向全方位空间在扩展。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处在对外开放，战位调整的一个转折点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审时度势，确实能制定出一个符合国际环境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发展目标的战略，也许我们下一步的开发还能够继续再进一步的辉煌，先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隆国强老师给带来精彩的讲课。在座的嘉宾和同学们也听的意犹未尽。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提问环节，在提问之前一定报出你所在的院系，我们希望很好把握一下现场提问的状况。

    嘉宾：隆老师您好，感觉隆国老师讲的很精彩，在2007年给中央政治局讲座的时候也是讲对外开放的。十八大报告里面提到我们要建立互利共盈和安全高效的体系，我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关于安全，一个是关于平衡。老师觉得怎么理解安全这个定义，特别是财力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之间的相互联系。我这个问题是去年一个报告里面提到的，叫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方向，提出来对发展国家来讲，把国家安全条款作为保护发展中国家政策空间的灵活机制，对我们中国而言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可选择的政策。第二个是对外，刚才老师提到像三一，最近比较热门的中海油的收购。老师在2008年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观点，在中美经贸格局相对重新校正的背景下。国家安全的像欧美有一个工具。我觉得安全的话，维护国家安全就是客户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掌控力。不知道老师对这句话怎么看。

    隆国强：你的问题提的很好，而且你原来看来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其实你会发现每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美国这个国家作为世界的霸主，比较关注的是对高技术领域的这种掌控。所以在美国涉及到国防的它认为是敏感的行业，还有是基础设施，码头不会让一些它认为不友好的国家去控制，比如美国的民航，外资不能超过25%，金融它认为是敏感的行业，背后是国家安全的考虑。比如你看到加拿大定义国家安全的时候说不要让本国的经济过于依赖某个特定的经济体，遗憾的就是它过于依赖美国了，所以它不希望再投资贸易方面市场方面更多的依赖美国。认为影响它的安全。澳大利亚定义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由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定义。近期你可能观察到的是国家安全它成为了我们说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一个借口，确实是如此，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报道，Surfac拒绝了比如说中海油的并购，其实只是因为国家的炒作还没有到Surfac，还有华为去并购三叶公司没有成功，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美国它确实有相当多的对中国的崛起是有担心的，所以中国在美国国家单子里面是列的比较低的，不是友善的国家，所以才有出口技术的管制。总体来看我觉得我们虽然观察了这么多不友善的行为，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什么叫客观的评价？就是在全世界里，美国是一个最开放的市场之一。千万不要误会我整天看报纸看新闻美国老有这么多的事，一会儿一个案例一会儿又一个案例，中国有多少企业在美国投资你知道吗，去年去纽约，美国中国商会，在美国投资的，前年就已经有五千个会员，至少有五千个中国公司在美国是有投资的。在美国做绿地投资Surface是不管的，所以一定要知道美国这个市场总体来看是开放的，确实它有一些敏感的领域，对中国企业来说除了看报纸看新闻，但是千万自己不能被误导，看新闻掌握世界大事，但是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做研究的人不能按照新闻来做研究，做决策的人也不能按照新闻来做决策。因为当年鲁迅说的新闻是什么，新闻就是人咬狗的事。小概率事件才叫新闻，没有任何媒体报你吃饭睡觉的事。所以做研究要靠统计数据，要靠真实的分析。我简单的说到这。

    嘉宾：我是咱们清华经管的毕业生，我是从事金融领域。因为带金融领域这几年一些大型的央企走出去并购的很多，不排除一些成功的例子，其中工商银行并购美洲银行，其实过程中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现在咱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很多，总体过程有没有哪个环节是护航这些企业走出去，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一论的并购很多针对矿物的并购，背后就是咱们现在中国资源缺乏。这个我不太懂，但是比较担心。咱们即使并购了一个国家的矿业，将来是不是能很顺畅的为我们国家所用，并服务我们资源战略。

    隆国强：海外并购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即便没有这场金融危机，你要是回顾历史来看，有很多的资金公司去做过评估，针对并购的目标，真正能实现并购目标的大概也就是30%左右。每年会公布中国企业的比重，好像百分之四十几，就是说比全球比例要高，真是如此的话也就很不容易了。为什么这么高的风险那么多人还要做海外并购。就是因为海外并购确实带来一些你不做并购得不到的东西，或者比较难得到的东西。对于国家来说我们确实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企业降低风险。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企业总的感觉是什么，缺经验，缺国际化的人才，也缺国际化运作的这种能力。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你大规模的开始往外走，风险比别人还要高，我们充满了父爱的政府，一贯都爱护我们的企业所以也想了很多招。比如说审批，大家都骂政府的审批多讨厌耽误我的机会，但是这个审批里面当年从审批一开始其实就蕴含着政府的想法，我替它把把关，但是能不能把住关我想不靠谱。才几个官员给一个报告，这么一大本读懂还要想半天，但是政府很努力的去把这个关，这是做的一件事。这件事恐怕得改，第二件事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也这些服务包括提供信息，政府有自己的信息，特别是在东道国可以得到一些前线的信息，所以信息服务是让我们企业做决策的时候避免错误很重要的事情。比如中信部法年出国家风险报告。商务部每年出国别投资指南，其实都是提供信息服务。第三个就是提供保险，中信保提供这个国别投资政治风险的保险服务。你投到伊拉克这种，利比亚，如果你买了保险，中信保可以帮你分担一部分损失，这也是一种服务。比如说我们有海外的人员安全的保障，资产安全的保障，外交，很多的部门联系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但是我想所有的服务加在一起也不能确保你海外投资没有风险。毕竟是个企业行为，海外投资的风险除了刚才说到的政治风险还有市场风险汇率风险，各种各样的风险多了，在充满风险的条件下，政府只能帮你降低风险，但是不可能帮你消除风险。关于矿业的投资，我其实这几年一直不主张矿业投资，其它的领域都可以去投资，少去投矿业。回顾五十年代历史，矿产品是持续走低的，从2003年开始石油产品矿产品才开始大涨，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加上美元贬值，再加上投机炒作，中国企业为什么还要投资，一方面相应党的号召，认为可以控制了海外资源可以保障资源安全。另外有企业的打算，认为价格还可以涨，会有议价的收入。但是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很多大企业在海外的矿业投资遭受了损失。比如说有一家企业在澳大利亚投了一百多亿美元，投了一个铁矿石，180美元做的投资决策，现在120美元，去年90美元，现在120美元，矿山闲着开不了工，还得付利息，因为矿业投资处在高价格，企业不管你是绿地投资还是并购企业也很贵。所有的投资就跟买股票一样，如果在高点进去受损失的风险可能性就非常的高。所以现在应该不是一个矿业投资的好机会，但是因为我们国内甚至有很多民营企业也一头扎进去，恐怕风险真的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