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山东三联集团协办的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于2007年7月27日至30日在田横岛旅游度假村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

    刘鹤、吴晓灵、易纲、许善达、江小涓、魏杰等50人论坛的专家参加了研讨活动。论坛围绕市场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社会化和社会发展问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金融改革重在放松对内金融管制

    “未来十年，如果中国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的变革，在未来的竞争中，中国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

    “产业组织结构有大中小，金融中却只有大金融，没有小金融，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现象，”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认为，这导致一些大企业获得了过剩资源，而一些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作用。

    “未来十年，如果中国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的变革，在未来的竞争中，中国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论坛专家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现在世界各种要素都已经全球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金融工具来促进中国在国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话，中国今后的发展将受到很大制约。”

    由于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货币，即台币和港币是可自由兑换的，所以中国要想挡住资本可兑换之门“不太乐观”，只能是加快对内的金融改革。吴晓灵进一步指出，应该通过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来促进要素市场配置和要素的跨国配置。具体说来应注意两点：一个是逐步放开金融自主权。她认为，对金融问题管制得越多，对金融市场的形成越不利。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中国在金融的管制方面，应该说是逐步加强的，企业的筹资自主权、居民的投资自主权、金融机构的运作自主权和创新的自主权都不够。

    第二个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关键是在监管的理念上，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否则就会造成市场分割。面对同样的金融产品，不同的监管当局不能制订不同的游戏规则，实施不同的准入标准；监管者应该对风险有统一的认识，不是替市场承担风险，而是要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在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承担风险。

    人人有房住应成为基本国策

   “我国没有把住房列为基本国策是个缺陷，许多西方国家都有住房法，从法律上对住房问题加以解决。”——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应当把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确定为基本国策。”论坛专家成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我国没有把住房列为基本国策是个缺陷，许多西方国家都有住房法，从法律上对住房问题加以解决。“目前我国住房问题只是少数部门的问题，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多部门相互掣肘的境况需要改变。”李扬说，建立住房的构架目标是各级政府责任，需要把土地、商业、土地规划、管理制度和房地产规划与住房发展结合起来。

    李扬首先建议应采用征地制度，促进协调发展。住房问题根本就是土地问题，现在政府介入土地市场，低价征购地再高价卖地，制造了腐败的温床，出现三无农民和房价高企并存，导致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应该趁着物权法的通过，解决相应的问题。其次，应该制定明确的规划，让所有的人都能有房住。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想买房，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的自有住房率在80%以上，北京为84%，而发达的美国自有住房率仅为66%，人人都想买房导致人们都涌向了一手房市场。我国到底要干什么？应该加快存量住房二级市场交易的建设，防止房产过度投资。再次，要完善住房金融体系建设。我国一方面采用货币政策鼓励普通居民购买住房，另一方面给开发商和贷款买房者加息，但是购买者与开发商毕竟是不同的，开发商有办法转移压力，最后遭罪的还是普通购房者，而实际上，目前许多国家购房都是减免税的。因此建议在税收上给购房者一定的政策倾斜。

    “提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央行行长助理易纲说，有一种潮流，要求政府包下来，其实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看似代表民意，但分析不深，容易误入歧途，导致决策失误。可以考虑出台相关政策让人人拥有住房，但这很难实现，限价房只会在分配中出现更多问题。

    “一个不会同情穷人，不帮助穷人，没有社会保障的地方，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设计政策的同时能够吸引富人，同时还必须帮助穷人、同情穷人，有和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水平，这是两方面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政策才能够平衡。”易纲最后强调。

     农地转用政策是未来的关键

    “如果能把地方法规的一些做法写进国家法律，然后实施，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有人说限制耕地交易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而从理论上说，粮食安全是个‘伪问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粮食供应不足，而是因为我国缺乏一套防止灾荒的机制。中国人多地少，不能把粮食的安全问题，搞成自给自足，进口粮食也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政策。

    “中央在土地问题上的目标是：保护耕地，保证粮食安全；维护农民利益，保证社会稳定；适当增强建设用地，保证经济增长。”张曙光说，地方的目标是：增长目标和政绩目标，财政目标和利益目标，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从有效性来看，地方的目标显然是有效的，例如中央制订了1997年至2010年的土地目标，结果很多省市五年就完成了十年的目标，有的2000年居然完成了2010年的目标。地方的目标为什么有效？因为地方有着非常大的激励政策，首先它可以取得土地出让金，其次，地方把土地用在发展工业、房地产和建筑业，可以从中取得税收，最后，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进行融资、橇动银行资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这才是危险的地方，现在土地问题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张曙光希望人大做一个解释，建议同地、同价、同权。据张曙光介绍，为此，广东已经出台了地方法规。如果能把地方法规的一些做法写进国家法律，然后实施，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中国仍是价值洼地

    “目前我国A股的平均股价是两美元，而欧美国家平均股价是100美元，中国仍然是一个价值洼地。”——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目前我国A股的平均股价是两美元，而欧美国家，平均股价是将近100美元，或者超过100美元，现在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价值洼地。”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称，以后十年重要的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股价提高。

    “有人说3000美元陷阱，认为当人均GDP到3000美元平台以后，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往下掉，只有部分国家可以步入世界一流大国的行业，很多国家在中等发展国家就开始停步了。2500美元是一个槛，美国1956年达到2500美元，就在那一年，白领的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的人数，美国经济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的时代。上世纪70年代，英法德意日也达到了2500美元的水平，经济也都开始进入了以服务产业为主的阶段。”王建认为，服务产业包括消费类产业和金融类产业，消费类产业的增长是有限的，增长主要靠金融类产业。但我国有所不同，至少在10年、15年之内我国的劳动力优势还可以继续保持。这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推动城市化，使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后不再回去，农村人口大量减少，使土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

    “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们不能够开放资本市场，不能使人民币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之所以能够避过这一击，就是因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王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