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
在论坛上，土地问题成为众专家极度关注的焦点之一，一致认为，妥善解决好土地问题，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在发言中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发展土地市场和土地交易，也就是说，要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之下，打破对农地转入的国家垄断，改变政府对集体土地的用途管制，发展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和交易。
如何突破三千美元瓶颈
对于如何突破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瓶颈，最终使中国步入发达国家的问题，易纲认为，从人均收入三千美元到一万美元，根据各国的历史经验，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转机。顺利地通过这个瓶颈，一半靠以提高生产率、提高质量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创造，另一半就是要靠资产价值的重新评估和重新预期。
他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指出，从人均收入三千美元到一万美元，绝不意味着人均居住面积扩大了两倍，也不意味着人均物质消耗扩大了多少，而是在一些软要素方面得到切实的提高，比如，物业管理更加人性和舒适，居住更加安全，环境特别干净，整个社区服务更为周到等等。特别是在法制方面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进步，即房屋交易成本降低、房屋产权的透明度和安全度提高，以及治安环境、自然环境、空气环境、水环境等方面的切实改善。“人们显然会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这样的房屋，这就完成一个资产重估的过程。”他说。
应放松对内金融管制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在大部分要素全球配置的背景下，中国下一步要想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必须加快金融改革，而加快金融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
她说：“现在世界各种要素都已经全球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金融工具来促进中国在国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话，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会有很大制约的。”
关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步伐的问题，吴晓灵表示，中国有一个台湾省，有一个香港特区，而台币和港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因此，中国要想关住资本可自由兑换的大门是不太乐观的。在这种态势下，只能加快对内的金融改革。具体来说，应该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来促进要素市场配置和要素的跨国配置。
在放松金融对内管制方面，吴晓灵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尽快推进：一个是金融自主权。她指出，金融问题管制得越多，金融市场的形成越不利。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中国在金融的管制方面，应该说是逐步加强的，企业的筹资自主权、居民的投资自主权、金融机构的运作自主权和创新的自主权都不够。
另一个是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加强监管协调，关键是在监管的理念上，应该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否则就会造成市场分割。其次，要统一规则。面对同样的金融产品，不同的监管当局不能制订不同的游戏规则，实施不同的准入标准。第三方面，监管者应该对风险有统一的认识，不是替市场承担风险，而是要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清楚自己面临的风险，清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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