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收入分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宏观调控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否则对形势判断就可能出现问题，由此采取的措施可能会损害国民经济的有序增长。

    “宏观调控几乎成了人人都说的一个词，但是我们注意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在说的时候概念不统一。” 李扬说，“如出口问题，很多人认为出口很多造成了外汇储备增长很快。高出口确实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如果把出口和国内储蓄过剩联系在一起，可能就不高。”

    李扬认为，公平收入分配，应当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数据显示，居民储蓄率还在下降，而居民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它的比重在下降。企业储蓄是上升的，政府储蓄也急剧上升。政府深入地参与了初次分配，企业也参与了初次分配，从资金流量表可以看出，再分配是负的，也就是说政府多收了一部分资金。由此而知再分配中，政府是负作用，并没有改善再分配，而是加剧了再分配的不公。”

    他指出，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公平收入的目标是长期任务。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提高收入，不只是农民工，还有一般的就业者。第二，全面向公共财政转型，增加社会各种福利支出；增加社会消费，改变很多地方打着增加社会消费的名义来增加社会投资的现象。

    汪同三也认为，储蓄率问题的解决方向，一是投资，二是国际收支或者对外贸易。未来十年，如何调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将是一个大问题，解决之道就是公平收入分配。

    金融开放免不了逐步放开金融管制

    “未来十年如果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地变革，中国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的。因为在现代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各国的竞争，除了科技、生产能力的竞争以外，在资源的配置上，金融体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说，未来十年各国经济的博弈是金融的博弈。

    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国不能够完全开放资本市场，虽然开放是必然的趋势，但不要在政策上主动推动。“国际投资者希望进入到中国来，拿走金融股权，然后在金融股权拿到手以后，就可能通过对中国金融周期有意识地控制来‘剪羊毛’”，王建说，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把这道防火墙保留着，或者我们给发达国家打工，在内部能够保持平稳的前提下，让其用债权方式进入，这种方式使得中国能获得长期的主动的地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大中国的金融市场。

    吴晓灵则指出，这个想法在短期之内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各种要素都已经全球配置，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金融工具，来促进优化资源配置和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话，将对今后的发展形成很大的制约。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认为，要防止金融开放带来的安全隐患，中国只需要要牢牢掌握金融基础设施——金融计算系统、交易系统、托管系统、征信系统、信息系统、产品权系统。

    吴晓灵认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能是加快对内的金融改革。具体地来说，应该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促进要素市场配置和要素的跨国配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自主权，应是政府主导以避免改革过程中的风险。第二，放松对内管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转变金融监管的理念，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

    顺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

    “如果德国想保持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的话，最主要的缺陷和挑战是没有世界一流的超大级城市，所以德国可能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重新提高城市的集中度和国际竞争力上。对于中国来说，人这么多、地这么少，这么缺水，现在的城市布局又是高度分散的，城市化的路到底怎么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提出。

    吴晓灵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她认为，应该顺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增加财政公共产品的供给，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把农村的劳动力吸引到城市来。努力实现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还需要建立生态补偿的转移和机制。

    “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并让农民真正在城市里生活下去，必须淡化农民的概念。取消户籍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户籍问题最根本的含义，在于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享有的教育、卫生、公共设施的水平要大大高于农村人口。但要逐渐建立适应农民长久居住在城市中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