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WTO已经几年了，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各种各样的全球事务中去。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加快了，但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我觉得，也许最困难的还不是认识与把握全球一体化下发展经济与社会的新规律，最难的可能是我们自身的政府转型。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政府转型问题不解决，其他任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可能遇到绕不过去的障碍，或者是事倍功半，大打折扣。

　　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引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引入了现代公司治理。那么，有没有一个现代政府治理？近两年一个普遍的提法是：政府应当从集中建设型转变到公共服务型。这个提法对于县以下基层政府来说更为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搞了个研究报告，说政府应该做好八个方面的公共服务。其中有四个方面成为近年的热点，这就是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此外环境问题正在急速升温。大家知道，这些问题讨论来讨论去，一两年过去了，解决了多少呢？每一个方向都是阻力重重。

　　　政府改革，政府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很好地设计。目前，很缺乏一套完整清晰的框架思路设计。但有几个突出的问题，必须首先逐步解决地，不妨先行一步予以完善。

　　1、县及县以下政府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公共服务上来。发达地区的镇，不发达地区的县，工作重心都应转到公共服务上来。这里的要害是强化县、乡一级的公共财政基础。特别是要完善税种结构，开征物业税（不动产税）、环境保护税，合理征收各种（矿产、山林、水）资源税（现在我国的原油、煤炭资源税只及合理水平的1/5-1/10），上述税种收入及土地（转让）增值税收入应划为县及县以下财政收入，或大部分（如80%）分成到县。这样，全国县及县以下的财政收入一年搞到1-2万亿元是有可能的。再加上中央财政、省财政的转移支付与直接补贴，县及县以下公共财政便得以充实。县及县以下政府主要精力不再搞企业、搞开发区了。要维护环境，保护资源，统计、物业、搞教育、医疗、社保、治安了。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治理机构是与公共财政体制息息相关的。中国自秦汉实行郡县制以来，便是“设县以亲民”。县及县以下政府率先向公共服务的工作重心转型，是落实“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一招棋。

　　2、逐步改进和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各个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内部各职能机构的权、责、利关系。

　　县级政府向着公共服务型政府先行一步转变，有利于更好地安排处理好县与正在发育着的村、乡自治的关系，也有利于安排和处理县与市、县与省、省与中央的各种关系。成都市政府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试点的综合实验中，明确和充实了县级的事权与财权，同时也调整了30多个部门的职能与工作流程。

　　3、应加快建立一套适应现代公共服务体系要求的社会基础设施系统。

　　所谓社会基础设施系统，就是指比较完备的公民（个人或家庭）经济信息体系，如美国的公民社会保障号码管理系统，这套系统是与公民的银行账户号码、纳税号码相连的。今年初，公安部门公布说全国13亿人口的身份证号码已经建成，但这套号码体系与公共福利、社会福利不搭干。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要推行职工养老保险的跨省接续问题，还得另建一套信息号码管理系统。

　　现在政府弄不清辖区内公民个人的真实经济情况，整个困难补助，审批购买经济适用房，还得靠在街道上贴大字报公示，请街坊四邻来鉴定。有了配套的公民个人经济信息号码管理系统，许多事情就好办多了。有些财政补助经费（如九年义务教育经费补助以及助学贷款等）甚至可以直补到人。公民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更方便地监督公共服务机构，政府部门在不得违法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范围内，更容易随时了解和掌握区域的、阶层的乃至全局的完整的经济信息。个人如果造假，被记录在系统内，一旦发现，将遭受个人信用方面的重大损失，造假行为将逐渐减少。这样一个配套的公民个人经济信息号码管理系统应当由几个独立的、中立的没有任何特权的公共机构分别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