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最近研究的一些初步的观点和看法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第一个问题讲改革开放。当前人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经济再次站到一个十字路口上，这个路口似乎是到了1978年改革开发的起始点上，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积极地探索未来三十年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机制、新战略和新结构。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们的改革开放业绩是非常显赫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1年四月份MF的世界经济报告提出，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到2016年中国有可能会超过美国。MF认为2016年很可能是“中国世纪”的元年。去年OECD所发表报告也做出了同样的预测。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我们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已经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前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很成功，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可能很难支撑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要探索在实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如何让13亿人实现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历史性跨越。我们需要新的体制机制，我们需要新的战略，我们需要新的结构。
第一，我们所讲的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很大程度跟过去三十年所采取的不平衡发展模式有直接关系。过去采取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和招商引资是外向型两个最重要的驱动。1978年推进外向型经济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一个是要突破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这两个缺口因素的约束；另一个是通过外向型模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外向型模式用开放来促改革促发展，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第二，过去我们采取了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大家都熟知的先让少数人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富裕；先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再顾及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大局；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然后再顾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所以说过去三十多年，为了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为了实现经济的起飞，我们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个不平衡的发展模式。
第三，过去我们以开辟经济特区来启动，推进“摸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通过差异化的优惠政策，探索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路径。
第四，过去政府在推进市场经济，培育市场经济成长和推动市场经济壮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过去三十多年的模式，今后还能不能够继续下去？我们说很难继续下去。外向型模式是小经济体的模式，当你已经成为世界名列第二的经济大国，如果再依靠外需拉动，再靠招商引资拉动来发展，中国和世界的冲突和矛盾就会进一步的尖锐。外向型模式应该转向扩大内需战略，尤其是要形成用消费增长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效机制，应该走向开放型经济模式，转向经济国际化战略。前三十年我们非常重视外贸、外汇、外资，下一步我们要转向大力推动人才、产业、资本、市场和城市的国际化。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外向型模式转向开放型经济模式，对中国来讲是我们开放经济的一个巨大转型。前三十年的不平衡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下一步应该转向更加强调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权利公平。要转向更加强调城乡区域和居民公共服务更加平衡的发展，转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更加统筹协调的发展模式。前三十年的改革策略和改革的模式，下一步应该由转轨当转向规范，也就是转向法制，转向公平，转向透明，建立起一个现代性的治理模式。政府职能要重新回归到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要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从转轨转向规范，这个“规范”是边干边学探索的规范，还是与国际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对接？政府和市场关系，怎么切割好市场经济的利益和公权力之间的边界，政府如何维护好经济秩序、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这些转变也就是未来三十年，需要我们这代人重新启航开始探索的体制、机制、战略和结构改革。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话讲，改革是下一步发展最大的红利，加快全面的转型规范和改革，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些代价我的初步想法是，一是现在全球经济在减速，去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率是3.3%，是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去年GDP增长是7.8%，也是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在全球和中国经济减速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调整，可能进一步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改革和调整导致的经济进一步减速，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想说一句不是太确切的话，我感到过去十年全球是一种非理性的繁荣，我们每个人都很着急，希望比较快的去发展和致富，因此我们很难放慢速度来追求一些长期的价值。
二是一些重大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双刃剑。比如金融和国际收支领域的改革，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快金融和资本项目的开放，促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这是大势所趋。我感觉这方面的推进会比我们设想的要快。但是，金融和国际收支的系统性风险，一旦管理不慎，尤其是如果不能构造一个比较强大的防火墙，就有可能带来一场前三十年我们没有遇到过的金融和国际收支的危机。
三是政府的改革。加快政府的职能转变，从直接干预市场和企业的经营活动退出，会不会削弱政府管理市场、管理生态、管理社会秩序的能力。美国的商务部有三万五千人，它是小政府，而中国的商务部只有两千多人却说它是大政府。这是因为中国商务部这两千多人中间，很多人的工作与政府的行政干预和管制相关。下一步的政府改革会减少和退出对经济的直接的管制和干预，政府要承担管理13亿人口的大国，需要增加或减少多少人呢？
四是现在谈论最多的问题：下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避免顶层设计脱离实际的情况，最终才能在改革中真正建立法治，建立规范，建立现代性的责任。这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在现代性进程中面临的挑战。
我们不改革可能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在下面调研时我们发现，一些对中国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大省，现在仍然追求旧模式的极限增长，靠要素投入来支撑高速增长。如此下去，中国经济很快就会达到增长的极限。我有三个担心，一个担心是如果不改革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泡沫前的美国。1990年以来，尤其2000年以来的美国经济，美国的制造业包括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持续下降，经济虚拟化程度持续上升，最后陷入到了危机和产业的空心化。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有没有这种危机存在？另一个担心是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1990年的日本。持续20年停滞和衰退的日本，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汇率增值速度居高不下，资本走出去的速度居高不下。再一个担心就是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前苏东国家，改革在推进深化阶段越来越举步维艰，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尖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阶段和程度，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经济矛盾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在未来的五到八年的时间，我们不能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出现前三十年没有遇到过的经济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动荡。
从改革的角度来讲，前三十年我们有三个模式。一个是1978年的模式，称之为改革推动的模式。1978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旧的计划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要探索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模式，这是1978年改革的重点。邓小平讲过的三段话，一段话讲是对外开放我们有一些人还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他讲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既包括西方，也包括东方，还包括南方。第二段话讲了两个大局，既要顾全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又要顾全中西部的崛起开放和开发。第三段话是1978年前后，邓小平讲说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不仅是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这是1978年在危机推动下开始改革，我们对当时改革的路径和方向所做的一些认识。
第二个改革模式是南巡。南巡模式我个人认为它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个是它有邓小平这个改革总设计师的全力推动。第二个是有明确的改革方向，明确讲要向市场经济方向改。第三个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为方向，推动了全面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管理、国有企业。这也是WTO的模式，我叫它是外部压力倒逼的改革。WTO的改革模式是从1986年申请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的十五年，当时议论最多的是为什么要接受如此苛刻的一些条件加入WTO？比如像十五条，到2016年才能给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要有十六条保障措施。我们当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加入WTO是为了全面参与经济的全球化，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另一句话是加入WTO，也叫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它的改革方向就是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按照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方向，我们从1986年到2001年进入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全面调整和改革。第三句说的比较多的话就叫“狼来了”。对外开放了，外面有一群饿狼，家里有一群肥羊，WTO的改革实际就是看家里的肥羊能不能够跑过外面的饿狼，跑得过就活下来，跑不过就被吃掉。当时估计我们很可能跑不过，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跑不过饿狼的肥羊包括银行、农业、汽车产业等。
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申请加入WTO的十五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快，还是加入WTO之后的十年步伐快？我们看到，在外部压力的驱动下，从1986年到2001年，我们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了全面、长时期的调整和改革开放，我们的银行并没有被饿狼吃掉，全球一千家银行中国占了一百多家，全球十大银行中国占了三家。天天喊狼来了，银行业、农业和我们的汽车产业按照外部竞争压力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和调整，反而发展壮大起来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三头肥羊，现在没有被狼吃掉，但是未来十年它们是跑的更快还是更加危险？这很大程度取决于下一步这三头肥羊如何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否则即使过去十年没有被饿狼吃掉，也不意味着在未来十年新的国际和国内大趋势下它们能够跑的更快。
第三个问题，中国今后进一步的开放，进一步的市场化，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不能够在未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间，成功实现使13亿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未来三十年新一轮改革开放，我们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加快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建立起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法制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创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解决长期积累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它会涉及到我们对改革前景的信心问题，第一个矛盾是说政府的改革确实涉及到理性人的假定，因为政府的改革就是要改自己。通过深化改革，政府要能够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维护基本的产权制度。第二个矛盾涉及到渐进式的改革连续深化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第三个是摸石头过河如何才能走向规范、公平、法治、透明。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用WTO的模式来探索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来倒逼我们下一轮的改革。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会涉及到究竟怎样才能建立走向未来的经济体制，走向未来的发展战略与经济结构。
第二个问题讲经济转型。“十八大”提出经济转型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向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过去是追求GDP增长的速度和规模，现在要追求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我们会发现GDP增长的阻力，这种观念是深深的根植在许多人脑子里的。
去年遇到了一个“破八”的悖论。我列了一张表，这长表是“十一五”规划的一个指标表，这个表上“十一五”时期的GDP年均增长速度是11.2%。但是，在“十一五”期间我们有五个指标完成的是不太理想的。第一个指标是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原来在规划提高3个百分点，实际只提高2.5个百分点。调结构、改方式、深化改革很大程度就是要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不尽人意，可能有三个障碍：一是服务业实际税收负担过重；二是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还是偏高；三是服务业的管理体制仍然是比较陈旧和落后，不能与高标准的国际通行规则对接。
第二个指标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如果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能显著提高，就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小企业创业创新环节的改善。
第三个指标是研究与实验经费支出与GDP的比重，这个指标也不是很理想。“十一五”规划要达到2%，实际上只达到了1.7%。这个指标74%的贡献都在企业，但是现在企业加强研发和提高创新能力面临三个问题：一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过去三十年中国竞争的优势主要是低成本，企业的竞争战略主要是靠低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有足够的经济剩余来增大它的创新创意创造投入。二是目前的创新环境对企业支撑仍然显得比较薄弱。三是从技术来源的角度来讲，用市场换技术所得到的直接的技术指标效果不显著。
第四个指标是城镇化率。这个指标主要涉及到大家争论的究竟是要实现土地的城镇化还是人口的城镇化，这就涉及到1.67亿农民工逐步实现市民化所需要的就业、保障、和技能提升问题。
第五个指标是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
第一个“破八”的悖论是，跟“十一五”相比，去年GDP增长速度由平均年均增长11.2%下降到了7.8%，下降了3.4个百分点。从结构来看，内需对经济的贡献是1.022，消费的贡献是51.8%，高于投资。宏观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在去年经济大幅度减速的情况下提高到了1.97%。原因就是，当企业面临各种成本都提高的压力，面临着需求外需萎缩，国内减速，企业要想活下来，要想活好，就会更加重视研发和创新设计，加大创业投入，更加重视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开发，更加重视新的管理和组织方式的开发。因此我们会发现，增长的速度虽然降低了，但是转型这种压力也加大了，企业转机的努力也明显的提高了。
第二个“破八”的悖论是收入之谜。过去十年GDP的年均增速10.7%，人均GDP年均增速是9.4%，城市人均收入年均8.6%，农村是7%。是过去十年是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但是这一组数据告诉我们，它却是一个包容性发展有很大差距的十年。去年GDP降到7.8%，城镇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速上升到9.6%，农村上升到10.7%，农民工上升到12.3%，我们发现GDP减速但是民生却得到了更好的改善和保障。服务业也是如此，去年GDP增长减速，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实际上有了显著的上升。原因是当企业面临很大生存压力和转型压力的时候，企业就会按照微笑曲线向着企业产品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和扩展。有一个企业家说，现在中国企业要想降低20%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难，但是可以在生产环节的服务化和增值能力提升获得百分之几百的效益。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减速了，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却有了显著的上升。
第三个“破八”悖论是就业。原来总以为GDP增长“破八”就会产生大规模失业，而大规模的失业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里我列了几组数据，在高增长时期，“十五”期间每年城镇新增就业930万人。“十一五”期间GDP增速11.2%，每年新增就业1140万人。去年GDP下降到7.8%，城镇新增就业增加到了1266万人，是过去十年城镇新增就业增加人数最多的一年。为什么GDP大幅度减速就业人数却增加呢？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制造业的就业是下降的，而服务业的就业是上升的，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是上升的，新业态、新产业的就业是上升的。大学生就业依旧很难，北京有些名牌大学的学生目前就业签约率只有28%，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有关部门统计新增就业的大学生平均工资比农民工还要低两百块钱。问题是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一是需求端出了问题，前三十年我们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嵌入式的代工模式大部分在低端。我们没有给孩子们准备好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一些需要真实技能的工作，这是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导致的。二是劳动力供给端出了问题，为什么农民工就业形势好，大学生就业形势却差？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经济转型导致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有了非常强烈的增长，也就是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越来越有竞争力。实体经济和企业对职业中专初级技工培养的需求是百分之百。对于中、高级技工职业教育的培训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我看了一所大专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占地4千亩，有3万个学生，校园可以跟很多名牌大学的校园媲美。这3万学生的就业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企业都在等着要有确有技能、能解决企业实际生产需要的初、中、高级技工。现在实体经济对大本职业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对硕士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确实发生了变化。这是我搞的今年一季度数据，GDP降到7.7%，很多朋友会觉得形势很差，我说国家的目标不是7.5%吗，7.7%比7.5%还高呢。大家都在讲经济很脆弱，我如果用极限增长方式就算达到8%或者9%，牺牲掉长期增长潜力，这样的速度还能走多远？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转型了。因此，我把2012年作为新三十年、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未来三十年的元年。我们说所有改变主要是由于经济内在的规律在起作用，我们的经济模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动因变了。我们要巩固推动和促进经济内在规律所导致的中国经济的转型，而不要再把它推向旧模式，去追求速度，去追求规模，去追求要素投入来支撑快速的增长。现在的这种转型对实体经济和企业来讲，面临着脱胎换骨的转型之痛。企业面临着两条路，一条是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型，愿意承受转型痛苦。还有一条路叫温水里煮青蛙，不知不觉就走向死亡。
有一家企业说，成本越来越贵怎么办，要想办法用便宜的、质量更差的材料代替优质的材料，用比较便宜的新手来代替有经验的技能熟手，用机器代替人工，总之用各种降低品质的方法降低成本。实际上成本上升是不可逆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变化。如果你用不惜代价的手段降低成本，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向死亡。大企业的转型之痛绝对不亚于小企业。小企业目前面临“五缺”，一是缺技术。小企业对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新管理和组织的需求前所未有的迫切，因为企业不再追求便宜了，要追求高品质高质量。二是缺人才，尤其是初级技工、中级技工、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这种人才通过长期经验积累，一直积累到开窍，能够推动企业创新，创造更高的效益。三是缺订单，不仅成本贵，外需、内需萎缩的也很快。开辟新市场企业没有渠道，缺乏售后服务能力和全球维修能力，没有品牌，没有经验。四是缺资金，我们有最节俭的人民，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光是对外金融资产就有五万多亿美金，但是要有效的把储蓄转化成投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还不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五是缺规范。包括宏观经济、市场环境、企业文化、企业责任和企业管理的规范。还有的企业家提出缺安全，也就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太快，往往使企业家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包括产品安全、人身安全、环境安全，还包括食品、水、空气的安全等等。现在我们的80后、90后甚至50后、60后的年纪大一些的人，他们的追求都开始变化。
第三个问题讲下一步中国的前景。首先，我个人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现在真正是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对中国和美国、日本、欧洲的一些企业家讲，过去在中国市场赚的都是血汗钱辛苦钱，未来三十年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才会真正挣到有长期价值提升的财富。中国确实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有一个驱动的因素就是城镇化。城镇化有可能会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群，以广深港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以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环渤海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合肥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这五大地区，在未来三十年会出现世界级的超大城市群，出现能与纽约和伦敦媲美的全球性国际大都市。它能够积聚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企业、最优秀的资源和需求共同发展。这样的机会会出现在中国，这是13亿人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产生的机会，它是不可以抗拒的。有一位经济学家讲，下一步中国的发展，中产阶级的人群有可能从2.3亿人增加到6.3亿人，他们开始追求购买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在世界历史上，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我们将第一次出现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同时，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当消费者愿意为你的创新、创意、创造买单的时候，企业就会愿意舍得为创新、创意、创造投资。中国经济前三十年的优势是低成本和低价格，发展的脊梁和优势是廉价的农民工。在未来三十年中，知识、人才、创新、低碳、规范将成为我们发展的新优势。
其次，中国经济真正进入到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时期。中国将会从简单模仿走向创造性模仿和走向创新。全球的创新资源，目前仍然是集中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中国要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第一是要能够把自己比较劣势的领域转变成竞争优势。下一步中国一定要加快走出去，把创新的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创意中心、信息中心、人才中心的触角和前台进一步投向美、日、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会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购买欧美最优秀的、有着长期经验积累和长期专利积累的美、日、欧中小企业。但是，要想走出去，仅靠这种购买还是不行的，美、日、欧的创新资源价格是非常贵的。因此下一步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把从国外所引进的新技术、新知识、新人才大规模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前三十年，我们靠的是低成本的代工，是农民工造就的低成本优势，下一步我们可能进入中高端制造业的代工、中高端的服务业代工和科技研发创新的代工，形成为全球提供创新服务和高端制造的优势。中国在创新驱动方面，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强烈的国内需求驱动所引诱发的、活跃的创造性模仿和技术创新活动阶段，这是前三十年是没有的。北京有最好的国家创新资源，北京培养了几家真正技术创新性的企业，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非常优秀的学校，但是跟世界更好城市和学校相比，我们在知识创造、知识交流、知识管理和知识运用方面，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未来三十年这个差距会有一个显著的缩小。
第三是要大力发展知识型、高技术型的现代服务业。要想发展知识型、高技术型现代服务业，我们就要真正转向引进能够发展知识型、高技术型现代服务业的新制度环节。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很多地方都在先行先试，就是以国家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和环境对接。广东佛山不是特区，前三十年也没有什么优惠政策，然而佛山却发展出一批优秀的本地民营企业。佛山企业提出来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对标德国，要把德国高品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提供中间服务的工业服务业引入中国。德国有个机构叫佛来康佛（音译）协会，是公益性、非营利型的应用技术创新科研机构，协会有1.8万个研发工程师，60家研究所，分别在七大领域为企业解决技术创新的方案，提供技术创新的资源，为企业解决技术创新难题服务。德国中小企业能不断走向创新，这个协会被誉为第四支创新力量，功不可没。这个协会的资金有三分之一来自财政拨款，三分之一是来自公共经费，三分之一是来自企业的有偿服务，它不是一个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科研机构。佛山现在下大气力和德国这家组织合作，希望能够引进和逐步探索建立为中国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方案、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公益性机构。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根据本地未来三十年发展的需要，从转轨走向规范，一步一步由浅入深的把规范逐渐建立起来。这个规范一定是一个法治的规范，公平的规范，透明的规范，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支持未来三十年的发展。
第四，如何能够提升生产和贸易的供应链的效率。有一个老前辈叫丁俊发，他是搞物流的。他讲到现在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发展中间，有一个瓶颈是四个不畅：商流不畅，物流不畅，信息流不畅、资金流不畅，也就是我们的流通成本太贵，物流成本太贵，制度的交易成本太贵，这是我们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如何打通贸易、生产、金融和基础设施的供应链，为中国企业转型创造一个好的国内供应链、全球供应链体系，这个也是下一步我们期待这个方面会发生巨大变化的。
中国已经进入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时期。走出去战略是2000年“十五”计划提出来的。“十一五”期间提出，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十二五”提出来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政策导向上，“十五”时期重点是鼓励企业大力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合作开发国内短缺的能源和资源。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对能源、资源、矿业的开发走出去都是对外直接投资，明显的规模和速度是加快的。“十一五”在政策导向上增加了要促进原产地多元化，由中国投资、中国制造、中国出口，转变成亚洲投资、亚洲制造和亚洲出口，进而变成全球投资、全球出口和全球制造。日本丰田把它整个汽车生产体系，用投资的方式分散在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和亚洲以及日本本土市场，构成一个丰田日元生产体系、丰田美元生产体系和欧洲、亚洲丰田生产体系。这种投资的多元化，最后形成一个风险的对冲机制。中国在“十一五”时期也在大力推进原产地的多元化。另一个走出去就是在境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无论是建设的能力，还是投资能力、管理能力，都在明显地走向全球市场。“十二五”提出，要鼓励创建国际化的营销网络品牌，要重视当地的民生和履行社会责任，我们不是利润最大化的一个逐利机器，而是走到哪里都要造福当地的人民，为当地创造就业、创造税收，为当地创造GDP的贡献。在这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有了更多的发展。
还有就是履行社会责任。我曾经去一个国家调研，当地的朋友跟我讲，中国的企业存在一个问题，你们需要煤炭、石油和木材，就只管付钱大量在我们国家买煤炭、石油和木材，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大量购买我们这些资源，最后就破坏了我们的资源、环境和生态，你们能不能考虑帮助我们发展非资源型产业。发展正常的工业、正常的农业和正常的服务业。当中国大规模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怎么履行好社会责任，突然成为走出去战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前三十年改革开放，积累了五万多亿美金的对外金融资产，直接投资只占8%。要考虑把这么多的对外金融资产管好用好，造福本国的人民，也造福于当地的人民，为世界发展做贡献。中国进入到全球投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全球服务的新阶段，中国企业面临很多的机遇。2008年，中联重科收购了意大利的一个全球混凝土领先企业，2012年，三一重工百分之百的收购世界混凝土的巨头，这两个收购都是强强联合。如果中国企业自己做，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和成倍的投资，才能得到本地的主流产品、主流渠道、主流品牌和主流技术。通过收购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使中国的机械装备企业的技术能力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意大利的CIFA（音译）董事局在讨论这个并购案的时候，董事局一定是面临着两条曲线，一条曲线是不同意中国企业的并购，那么它的增长曲线将会是一条平缓、长期的增长曲线。还有一个是决定同意中国企业的并购，它将是一个斜率很陡峭，成长性很好的这么一条增长曲线。最后董事局做的决定是同意中国企业并购。并购以后到2011年前十个月，这家企业的业绩同比增长39%，意大利总统亲自授予中联重科董事长莱昂纳国际奖。中国的大市场，中国的高成长性，为我们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强强联合和转型升级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经济确实到了一个新三十年的坎儿，中国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大的变化，需要我们适应未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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