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又一次来到清华大学这个令人敬慕的学堂。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词，但是如果我问，这个词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是因为什么提出来的？大概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战略机遇期，最早是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由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词叫“抓住战略机遇期”。依据我个人的理解，要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讲起。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国家以及全世界都带来了很大的打击。除了中国大陆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外，我们还有一个香港。香港1997年7月1号回归中国，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春天开始，所以香港经济同时也受到很大冲击，楼市也跌，股市也跌。有人要把这盆脏水泼到我们头上，说是中国的管理不利，香港刚刚回归中国经济就跨掉了。因此当时我们除了要解决自身受危机冲击的影响之外，还要帮助香港。我们当时帮助香港采取的政策，就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了规避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风险，一般的做法都是让本国货币相对美元贬值，以减少危机对自己的影响。但是香港不能这么做，因为香港的港币是和美元挂钩的。香港之所以它的经济能够繁荣起来，它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港币和美元挂钩。所以一直到现在，一个美元换7.8个左右港币，上下波动不会超过两毛钱。香港必须要维持它的和美元挂钩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就是保持了人民币和美元汇价之间很小的波动，实际上是把人民币和港币挂上钩了。以中国大陆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和香港经济绑在一起，就能使得香港经济稍微稳定一点，减少一点损失。

    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的情况下，中国挺身而出，我们所采取的这样一种政策，在当时世界上赢得一片叫好之声。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比较困难，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面临着通货膨胀，唯独亚洲经济危机之后那几年是通货紧缩，而且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到了21世纪初，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后，世界经济开始有了向上发展的趋势，而我们当时的困难还比较多。所以，在“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当时的所谓抓住战略机遇期，就是指外部环境有比较多的积极因素，世界经济出现了向上走的一个趋势，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促进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2002年，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的概念。

    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大家可以看到，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重要的文件还在提战略机遇期。我的这段话是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摘出来的，它讲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也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虽然我们现在还在提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但是毕竟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对它的内涵的理解应该要有新的东西。我们在理解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时，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有利的方面，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和积极因素；另一个就是要讲我们还面临的困难、风险和挑战。

    首先看有利的条件和积极的因素。首先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崭新局面，这是我们现在最有利的一个条件。习近平总书记讲，“十八大”阐明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些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十八大”确确实实振奋人心，它不仅选举了未来五到十年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更重要的是它提出许多新的重要战略措施。比如“十六大”提出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十八大”提出来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体提出来两个翻番，一个是GDP要翻番，另一个是居民人均收入要翻番。

    翻番这个词大家也不陌生，但翻番这个概念最早是日本人提出来的。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挨了美国两颗原子弹，几乎是一片废墟。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虽然我们很穷很落后，但是和当时的日本差距不是很大。但是一直到2011年之前，日本都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为什么能够从二次大战的一片废墟上，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美国的支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也使它发了些战争财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抓住了1964年在东京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提出一个收入倍增计划，要在上世纪60年代让它的国民收入增长一倍。倍增和翻番是一回事，只要在十年之内保持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7.2%，就能实现倍增，也就是实现翻番。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设想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三步走。第一步，到上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第二步，到2020年实现小康。邓小平当时讲的小康和现在我们讲的小康社会不大一样，小平同志讲的小康是人均GDP八百美元，达到1980年价格的八百美元就是小康。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期，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我们讲的第一步到上个世纪末GDP翻两番，实际上是借鉴了日本收入倍增计划。日本人是十年倍增，我们是二十年翻两番。江泽民任总书记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实现邓小平提出来的翻两番。到了“十六大”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出任总书记，翻两番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了。当时提出来人均GDP翻番和翻两番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要求增长的更快一些。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有一个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要想实现人均GDP翻番，使年均增长速度要比7.2%多一点。到了“十八大”，新的十年提出了两个翻番，第一个翻番是GDP翻番，这个和邓小平同志讲的以及“十六大”提的人均GDP翻番是一样，是纯经济总量的翻番。但是“十八大”还提出来第二个，就是居民平均收入的翻番，它的含义不仅仅限于单纯的经济总量问题，要想研究人均收入P翻番，必须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我认为至少要考虑以下六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是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经济总量的增长，居民收入不可能提高，更不可能翻番，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和GDP翻番密切相连，和经济总量较快增长密切相连。第二个是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什么都可以算在经济结构里。最简单的所谓经济结构，就是投资和消费结构。现在的问题是投资占GDP的比重相对高，而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对不足。如果能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有利于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假如我们能够调整好这个经济结构，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一点的情况下，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有可能的。第三个是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7，已经超过了0.4的分界线。西南财经大学根据自己做的家庭金融资产调查的结果，算出来的中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6，那就是相当高了。如果能够对现有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制止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甚至缩小这个差距。第四个是保持宏观调控的稳定性。不仅要保持经济稳定较快的增长，同时还要保持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如果居民的名誉收入增长了3%，但是CPI涨幅是5%，那这3%就白增长了，居民名誉收入的提高就被通货膨胀淹没掉了。因此要想真正提高居民收入，一定要做好宏观调控，特别是要保持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第五个是加快改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靠的就是改革。我们现在还面临很多困难和很多矛盾，要想解决这些困难和矛盾，还是要依靠改革。大家都认为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但是我们认为目前改革的进程太慢了，不能使人满意。现在的改革，比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进行的改革难度更大了。经济学有一个帕累托状态，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做了一件事，顶多你得不到好处，但它不会使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损失，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条件，我们推行某项改革，一些人顶多没有沾上光，但是也不会再损失什么。我们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只有那些无保户或者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他们也没有损失，而其他所有的农民，只要有劳动力能干活，都能够从家庭联产承包制这项改革中得到好处。由于农业生产发展，农副产品的供给丰富了，城市里原来实行的粮票、肉票、油票等等供给制度也就取消了，所以城里人也因为这项改革享受到了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决定的时候，没有人会因为改革受到利益的损失，所以大家都赞同，至少不反对进行改革。但是，改革三十多年以后，现在中国不存在这样的条件了。如果我们推行某项改革，其总体效益可能是好的，但是它必然会带来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很可能使某些人、某些阶层、某些集团的利益受到损失，激起反对的声音，因此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就大大增加。第六个是要考虑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一般理解提高居民收入都是想到个人工资怎么样提高，或者说政府设定的最低保障线提高了多少。实际上，我们讲的居民收入有两种，一种是经常性的、日常的或者是平时劳动的收入。还有一种是财产性收入，比如说你买的股票、债券，把钱存在银行里拿点利息，这些都是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早在2002年“十六大”上就提出来了。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条政策落实的不是很好，因此重视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是很重要的。

    要想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首先居民得有财产。居民的财产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财产，一类是非金融财产。房子、汽车是非金融财产，而股票、债券、存款是金融性财产。在金融性财产里面，能够给居民带来更多财产性收入的又是非银行储蓄性金融财产。金融财产分为两类，一类是银行储蓄性金融财产，一类是非银行储蓄性金融财产。银行存款的利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给居民带来更多财产性收入的应该是非银行储蓄性金融财产。西南财经大学去年完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家庭金融财产的调查，有些数据是能够支持帮助我们来分析现状的。

    比如这一张表，讲的是农村居民的财产构成。农村居民的金融财产只是31个单位，非金融财产是123个单位，住宅房屋财产是223个单位。如果农村居民总的财产是377个单位的话，这中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也就是31个单位是金融性财产。这说明现在农村居民的主要的财产形式是房子。而城市居民的金融财产是112个单位，非金融财产是1457个单位，住房的财产是930个单位。如果城市居民户均是2476个单位的话，只有5%是金融财产，所以金融财产在城市居民里所占的比重太低了。总的分析，中国居民财产的构成，房屋占70.9%，其它的财产占23.8%，金融财产只占5.3%。中国居民的金融财产所占的比重太低了，而美国相同的数字，其金融财产占到15%，是中国构成的3倍。如何去提高居民的金融性财产，是我们眼下一个重要的任务。西南财经大学调查的结果说，全国80%甚至90%的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子，当时引起舆论一片讨论。他们的调查表明，中国居民房屋财产占到70%以上，房屋财产数量虽然很大，但是它并不能给居民带来真正的收入，除非你有两套以上住房，另一套还可以用于出租，得到部分收入。像我这样的只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计算价格是4万块钱一平方米，我也应该是个五、六百万的富翁，但是一旦我把这五、六百万兑现，我马上就得露宿街头。所以虽然从理论上计算我有五、六百万的财产，但是它兑现不了，只是理论上存在。

    在金融财产的里面，能够给居民带来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是非银行储蓄性金融财产。虽然这种非银行储蓄性金融财产的风险大，但是它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银行储蓄性的金融财产，利率是最低的。中国居民金融财产中银行储蓄占57%，美国居民金融财产中银行储蓄占12.7%。所以，我们的居民虽然还有一些金融财产，但是它的构成一多半是银行储蓄，现金是18%，股票是15%多，它的构成有不合理的地方，这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结果说，中国的居民住房拥有率是89.7%，其中城市的住房自有率是85.4%，农村的自有率是92%。目前美国是65%，日本是60%，国际住房拥有率平均水平是63%，显然中国的住房拥有率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的多。我们更多的居民财产表现在住房上，而且这种财产的流动性是最低的，甚至只是理论上存在却兑现不了的。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十八大”提出来的两个翻番，特别是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它的含义要比以前讲的翻两番意义深刻。这就要求我们去分析更多的因素，研究更多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总量增长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十八大”的召开，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今年下半年要开三中全会，我们在期待新的中央领导拿出具体战略框架。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中的三中全会都是最重要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内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将勾勒出未来五年、十年中国经济社会怎么走的大的框架。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这是我们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给大家讲几个数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最高时达到年增长14%，年均增长速度相当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以上。2011年我们超过了日本，但那时超过的还不够多，2012年我们的GDP达到了51.9万亿元，进一步巩固了我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当年邓小平讲的小康也就是人均GDP800美元，当然那是1980年的价格。而去年中国人均GDP是38354元，按照汇率计算已经超过了6000美元，具体数据好像是6100美元，已经实现了邓小平所设想的人均800美元，并且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偏上国家的水平。去年我们的财政收入接近12万亿，这个数字是5年前的2.3倍，五年间财政收入增长了两倍还要多，这是讲的经济实力。

    第三个有利条件是经济结构调整，其中有一个数字是我们实现了粮食产量的连续九年增长，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成绩。增产和丰收不是一个概念，丰收是讲收成好，而增产是一年要比一年多。我查了一下历史，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那几年，曾经有过连续的粮食增长，那是因为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战争之中，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稳定了，所以出现了恢复性的连续多年粮食增产。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就没有过连续九年的粮食增产。中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传统说法是5年当中应该是“两丰两欠一平”，也就是两年丰收，两年欠收，一年打个平手。能实现连续9年增产确实是一个了不得的成绩。

    第四个有利条件是社会事业的发展。虽然社会保障体制的强度目前还不够，但是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做到覆盖城乡，人人有份。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服务体系也在不断健全。特别是教育，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已经全部实现，2012年终于实现了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各部委从每年的财政预算得到的钱，除了国防和外交之外就是教育部，得到的钱是最多的。保障房建设的数字列出来也确实挺惊人，2012年开工保障房781万套，基本建成601万套，到去年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城镇保障房1800万套。今年的计划是要新开工630万套，基本建成470万套。如果今年按计划完成，到年底累计保障房将有2500万套，这在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做到，没有任何一个其它国家可以为居民提供2500万套保障性住房。我们的研发投入去年是10240亿元，占GDP的1.97%，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以上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社会事业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我们每年提出来的新增就业的计划都是超额完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特别是从2007年至201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10.7%，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6%，这样的数字是一种质的变化。以往连续多年居民收入增长基本都慢于经济增长速度，只有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原因是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除了那一年之外，都是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去年开始，我们的GDP增长速度是7.8%，城市居民收入增长9.6%，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0.7%，均明显的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今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字仍然保持这样一个趋势，这对于增加居民收入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如果长期的这样一个趋势，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指望的是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相匹配，这是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开始出现了缩小的势头。城市居民的收入应该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一点，但是不能高的太多。有人告诉我一个数字不知道准确不准确，世界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水平的比是1：1.7，也就是农村居民收入100块钱，城市居民应该收入170块钱，这是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国家的情况是这样，2007年是1：3.33，2012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城市居民收入快，所以城乡收入比从1：3.33降到1：3.1。虽然这个差距还是太大了，但是毕竟出现了缩小的趋势，特别是今年一季度的数字出来依然延续了这个趋势，这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此外，我们在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也取得了新进展。生态文明取得了成绩，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国土面积的20%。单位产值能耗以及主要的一些污染排放物的下降，都已经超过了年初设定的预期指标。

    第三个方面，我讲一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潜藏着新的机遇。国际环境对我们有有利的地方，从政治方面讲，当前国际上维护和平、制约战争、反对霸权的力量在进一步壮大，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虽然世界有不安宁因素，局部的战争、局部的冲突接连不断，但是总体来讲当今世界和平还是主旋律。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百万大裁军，主要的判断就是新的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世界环境是以和平为主的，到现在依然还是这个样子。和平的环境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在经济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世界范围内要求实现互利多赢、促进共同发展的有利因素在增加。特别是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世界对中国的期望越来越强烈。如今我们判断国际经济环境，主要看三大发达国家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日本，这三个发达国家经济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美国确确实实是在好起来了，而且它好起来的基础比较坚实，它在过去的六、七年里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提高它的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的条件就是牺牲了美国的就业。在危机之前，美国大的集团也存在着经济效应低的部分，要想提高经济效益，就应该对这些低效应的部门进行整合和重组。在危机之前要想这么做很困难，因为要想整合低效益的部分，就必然会带来失业。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给美国资本整合这些低效益的部门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口实，遇到危机了，只好解雇工人。它是牺牲了就业的劳动者利益换取了整体经济的提高。美国现在经济向上走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会给我们带来机遇，我们要抓住。

    欧洲的问题很困难，为什么呢？我个人的看法，虽然欧洲的问题是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财政性的危机，但是它的根子在金融在欧元。我觉得欧元的存在有它的不合理性，美元和人民币百元大钞大家都喜欢，那不过就是一张纸。这张纸之所以人人喜欢，它必须具备两个性质，第一个性质是它的信誉性。以前人们进行交易用金、银等贵金属，贵金属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单位价值。但是人们背着金、银出去交易很费事，于是出现了钱庄、银号，开出一张银票给你，你不用背着金、银出门了，这是因为开出这张银票的钱庄或者银号的信誉性值得人们信赖。第二个性质是它的权威性。人民币百元大钞的背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美元百元大钞的背后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但是，欧元的背后却没有政府，所以它就缺了一个权威性。当经济状况好的时候，货币有信誉性就够了，但是出了问题时就需要权威性了，然后欧元恰恰没有权威性。欧洲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需要有一个政府来支持这种货币，于是就提出来搞一个财政契约，也就是搞一个财政政府。使用欧元的各国要放弃自己的财政主权，按照财政契约各司其责。但是把政府功能中的财政功能独立出来，难度非常之大，到现在也没有能实行下去。当初主张设立财政契约、搞财政政府的，基本上是右翼政党，右翼政党对付主权债务危机的政策是要紧缩。他们认为，如果不紧缩，危机会越来越严重。紧缩的结果是减少社会福利，要消减政府开支，不仅造成了公务员的失业，最后还影响到一般民众的利益，于是激起欧洲老百姓上街游行闹事。一旦选举，把右翼政党给选下去，左翼政党上台。左翼的政策是要发展，认为如果不发展拿什么钱去还债。右翼和左翼，一方说要紧缩，另一方说不能过度紧缩而是要发展，到底谁对？我看都对，都有道理。这就是欧洲的矛盾，解决不了。

    所以根子还是在欧元这儿，真正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欧元解体。可能让欧元解体带来的麻烦，比维持欧元的麻烦更大。政治家都是软柿子，他们宁愿选择小麻烦。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一个货币解体的例子，比如前苏联原来统一使用的卢布，国家分裂成十几个独联体国家以后，他们都有了各自的货币。南斯拉夫过去也是使用一种货币，分成五、六个国家之后也都有了自己的货币。实际上，欧洲学术界早在两三年前就在讨论欧元解体的问题了。他们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把那些差的国家排出去，比如葡萄牙、爱尔兰等，不让它使用欧元。还有一种方案，是再搞一个“欧欧元”，比如德国再搞一个更高层次的货币，把其他人甩下来。上个星期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一个论坛，会议组织者花重金把蒙代尔请来了，蒙代尔不是被称为欧元之父嘛。他在会上发言，要把欧元和美元搞成一种货币，我们在下面听着感觉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欧洲的问题很难解决，欧元给它带来的麻烦，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好起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对欧洲寄予太大的希望，而是要防备它出现更严重的问题。糟糕的是欧洲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量比美国和日本都多。

    日本现在采取的是货币扩张性的政策，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应该是对的。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关键是它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大国经济中通货紧缩的只有日本一家。通货紧缩状态，对于一般老百姓的短期生活来讲肯定是好的，因为商品在降价，你可以买更多便宜的东西，可以享受更高更好的服务。但是从长期来说，通货紧缩不利于社会长期发展。为什么呢？我们天天要上班干活，辛辛苦苦，首先的目的是人得活着。除此之外我们还不满足，我们还想未来生活的比现在更好一点；要想以后活的比现在活的更好一点，那就一定要比现在有更多的收入；要想以后有更多一点收入，就要以后比现在多一点产出；要想以后比现在多一点产出，那么一定要使未来的生产规模比现在更大，或者未来的生产效率比现在更高。这样你才能够有更多的产出，才能够有更多的收入，才能够活的比现在活的好一点。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你就要限制消费，拿出一部分钱去投资。作为一个人他必须具备两种功能，一种是消费功能，一种是投资功能，消费功能是为了你活着，投资功能是为了你以后比现在活的好。马克思的分析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只具备消费功能，他们出卖劳动力换来工资收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培育出下一代也会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投资功能在资本家那，资本家剥削了剩余价值，除了自己挥霍之外还拿出来一部分去投资，扩大再生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劳动者仍然是具备消费功能不具备投资功能。剩下的钱存在银行里也不叫投资，叫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中国人才变成了真正的人，他不仅具备消费功能，而且还具备投资功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民营企业家，自己拿着钱办工厂去了。我们普通民众买个股票买个债券这都是投资，甚至把钱存在银行里也是一种投资。

    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认为现在生产矿泉水挣钱，于是决定限制我现在的消费，拿出一部分收入去投资生产矿泉水。如果现在矿泉水是一块钱一瓶，两年后我的工厂投产仍然是一块钱一瓶，我就会有投资意愿。如果两年之后矿泉水卖一块五角一瓶了，我的投资意愿就更强，因为有钱可赚。但是，如果两年后矿泉水变成降到只有五角钱一瓶，我的投资意愿就会受到大大的影响。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通货紧缩会使社会不愿意投资，也就没法发展了，人民也就没有办法让未来过的比现在好一点。因此，日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通货紧缩问题，要扭转这种通货紧缩的状态，才能够使日本经济有所发展。日本以前的政治家太短命了，当了首相两三个月就下台，干不成什么事。现在的这个安培以前有过当首相的经历，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一个招，从一个经济学分析的角度看，他要解决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问题的做法是对的，比什么都不干要强。当然这么做也有它的风险，因为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当前日本想要的，问题是怎样能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如果它付出了通货膨胀的代价，经济增长了，这是值得的。现在的危险是，日本如果付出了通货膨胀的代价，但经济没有增长，出现所谓的滞胀（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就麻烦了。目前来看，日本的一些数字显示，它的经济有比较多的有利因素。未来会不会出现滞胀我们还要观察。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国内会不会出现滞胀，另一个是会不会引起国际上的摩擦，国际社会会不会长期容忍日本这样去干。

    外部环境三大经济体，一个是美国确确实实存在着机会，我们怎么样抓住这些机遇。欧洲从一段时间来看没有太大的指望，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矛盾，根本性的矛盾解决不了。日本有好的方面也存在着风险。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经济方面面临的一个环境。

    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也有新的机遇。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势必带来产业革命，这是经济大国必须抓住的机遇。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是周期波动的。周期波动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繁荣，第二个阶段是衰退，第三个阶段是萧条，第四个阶段是复苏。繁荣就是形势一片大好，往哪投资都赚钱，想工作就有工作，而且工资还老涨。但是繁荣没准哪个环节就出了问题，拉动经济衰退。衰退到底就是萧条，于是大家开始苦苦挣扎，就有人跳楼有人上吊了。萧条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人主动率先进行资产重组、设备更新和研究技术进步，带动整个经济进入复苏阶段。复苏到顶就是下一次繁荣。经济周期波动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这四个阶段中，对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进步更重要的阶段不是繁荣，而是萧条。因为只有在萧条阶段，如果你不去变革就只有上吊跳楼，只有主动变革或者运气好人，主动进行资产重组、设备更新、技术进步，才能率先好起来。因此我们讲，最重要的阶段是萧条阶段，要能把萧条阶段带来的压力转化为进步。萧条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进行科技革命进而带来产业革命，把危机的坏事变成好事。我们是有后发优势的，更应该掌握好这样的机会促进我们的发展。

    最后我讲讲“倒逼”。“倒逼”这个词是习近平同志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上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很重要。这段话讲到：“抓住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存在的机遇，重要而紧迫的是要跟上形势、转变观念，适应当前外部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规律”。这个和以前的提法不一样。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那样的传统机遇，而是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样的新机遇。以前所谓抓机遇，是想办法多出口，想办法多吸引外资，再后来是想办法怎样利用两个市场，要把东西卖出去，把世界上的资源买回来，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外部环境中的国际贸易保护一直针对着中国，过去美国年年要审查给不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搞的我们好紧张。后来中国加入了WTO，这种配额制限制不住我们了，于是他们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要求人民币升值，从削弱你的国际竞争力入手来限制你。后来我们进行了汇率制度的改革，现在人民币升值已经不小。他们在汉城开会又搞出一条，就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每一个国家的外贸顺差不能超过GDP的4%。这个提法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很合理，国际贸易是一个联合游戏，你的顺差越多必然有逆差越多的国家存在，所以讲提出来每一个国家的顺差不能超过GDP4%是合理的。但是2007年提出来的这个准则针对的就是中国，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顺差是10%-20%。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的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现在外贸顺差已经不足GDP的4%了，这一条也管不着我们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又是什么呢？他们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做竞争中心这样一个概念。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一年一次有个战略会谈，记得是在前年会谈之后，发布了一个公告，中美之间经过战略谈判达成了十几项协议，其中有一项是中国承诺提高国有企业利润的上交比例。中美谈判怎么扯到中国国有企业利润上交比例呢，因为国际社会认为，我们的国有企业得到了政府太多的支持，所以要我们在这个战略会谈中做出这样的承诺。现在世界上对中国的发展设定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招招都是冲着我们来的，反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习近平同志讲的“倒逼”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不要指望还有以前那样的一个外部环境，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反过头来要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这才是最根本的。抓住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存在的新机遇，我们需要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研究如何搞好宏观调控。

    我工作以来遇到过三次国际性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第一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10年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这三次危机当中中国的表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评论是不同的。前两个危机时，世界对中国是一片称赞之声，称赞人民币不贬值这个政策好，中国拯救了世界。美国金融危机中又称赞中国4万亿的投资。这两次危机中，我们的对策虽然当时有它的必要性，也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但是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最后导致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二十一世纪初，当世界经济出现向上走的趋势时，我们跟进的步履就很艰难，既要防通货紧缩又要搞保发很困难。美国金融危机我们的4万亿对策带来的后遗症，现在也越来越明显，一个是当时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还有现在越来越暴露的产能过剩。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际社会不夸中国了，甚至还在抱怨中国，说中国怎么没有采取行动，再搞个几万亿才好呢。我们当然没有也不会再去搞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明显的后遗症出现。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人家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好，经济全球化是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事情。我们对宏观调控怎么样做才是更好，一定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