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进行的“新浪长安讲坛”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呼吁再次上调个税起征点。值得注意的是，许善达的身份是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于税收问题，无官一身轻的他，自然能够站在公众的立场就税负的轻重问题为民众代言。不难想象，如果他还是国家税务总局的现任官员，恐怕面对公众对税务问题的质疑时，会更多地从维护税务部门利益的角度公开发言，比如为中国税负没有“传说”的那么重辩护，为现行个税起征点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等等。

　　在公共政策问题上，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属于哪一个利益群体、处在什么位置，都会决定当事人的立场和观点。就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由现任官员主动提议出台这一制度，无异于“壮士断腕”，所以体制中人在这个问题上从来都是“沉默是金”。而退休官员则不然，无欲则刚的他们，很容易从约束公权力、打造阳光政府的角度，呼吁建立和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比如不久前“两会”上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化学工业部原部长秦仲达等多名官员均提议或者支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

　　人之将退或者人之已退，其言也尖锐。近些年来，我们能看到太多退休或者行将退休的官员，发出与体制主流论调截然不同的声音。2005年年底，行将卸任的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公开点名批评8省区支持国家助学贷款不力，一反官场肯定主流批评细节的“外交辞令”，引起舆论的关注和追捧。在摆脱官僚体制“谨言慎微”的束缚后，退休官员更容易从民间的立场而非官方的角度发出声音。

　　不过，为民众代言并不具有先验的正当性，因为这会导致极端的民粹主义泛滥。也就是说，官方的表态和站在民间立场上的表态，没有哪一方能够宣称自己永远正确。真正有理性的声音，应该是经过公开辩论后形成的声音，因为正确和理性的观点只能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才会形成，而且，通过公开辩论来筛选观点，从来都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还缺乏营造公开辩论的制度机制，甚至在最需要辩论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在有意回避辩论，在今年“两会”上，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提出质疑的首富张茵，在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向其发出辩论的“战书”后，不是选择激烈辩论而是刻意回避就是最好的例证。

　　真理不辩不明，对于涉及公共政策的问题，公开的辩论程序是达致政策理性的必要前提，否则任何所谓“观点交锋”都会成为“自说自话”，只会在表达的当时产生舆论效应，而无法引向公共政策的完善。由此，让退休官员和现任官员进行公开PK，是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因为退休官员相比于普通公众，对于政策出台的内幕、相关资料和数据的掌握更有优越性，而这会使得公开辩论更具有针对性，不像普通公众只能从大原则或者道德上进行辩论那样“无的放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