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海·2013）研讨会：加快上海开放促改革的重点任务与路径

会议纪要（一）主题发言

上海有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吴敬琏

    今后10年要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发展方式转型，一件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把两句话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我们的发展转型。发展方式转型提出已经有十几年了，但转型的成效似乎还不甚显著，这里有些根本性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发展转型是“九五”（1996-2000）计划提出的。“九五”计划是和十四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改革同时进行的，所以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十五”（2001-2005）期间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在总结“十五”的时候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同时也总结了为什么“十五计划”期间增长方式的转型没有取得成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存在体制性的障碍。体制性障碍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作用太大，抑制了市场的作用；二是资源配置达到的目标往往是政绩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GDP的增长。“十一五”规划力求有所改进，但回头来看，由于改革进展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有退步。到了“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党中央认为转型发展缓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党中央举办了省部级的学习班，提出加快转型“刻不容缓”。“十二五”比起“十一五”要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是中共十八大指出的方向。中央也设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进行路线图和方案的设计。这段时间大家都在积极地研究，向中央提出建议。也吸收了许多地方上所提出的创意，包括“营改增”以及“营改增”引起的其他财税政策的改革。如果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把这个方案制定出来，明年能够开始启动，改革开放促进改革发展可能会进入一个更新的阶段。

    上海是现代化的排头兵，不管在发展转型上还是在改革开放上都起到一个先锋的作用，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中国历来的改革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以开放促改革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拿上海来说，1985年决定上海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建立“四个中心”。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个“扇面”的枢纽。虽然开始的进展并不大，到1991年开发浦东以后，它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一个范例。我想，“自贸区”的问题许多专家还要讲，我就不说了。今天我说一个原来准备的题目，就是发展转型有关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制定“九五”计划时提出的，当时叫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十一五”提出，转型的途径是以下几个：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说制造业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是从原来的制造业或服务化的制造业中脱颖而出的。这几件事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开始酝酿。历史的经验表明，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都孕育着新的产业革命。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同样正在孕育新的产业革命，从某一些处理得较好的发达国家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产业革命真的到来了。中国也应该有所作为。中国原来产业基础比较落后，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条件。但我认为，上海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有很好的条件，完全有可能率先发展起若干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条件包括：一是高素质技术人才的积聚。说到技术人才，中国大概有两个地区是积聚程度最高的，一个是北京中关村，另一个就是上海。上海的应用研究优势也许比北京还要强一些。二是高素质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科研力量。三是立足于长三角的强大的现代制造业基础，以数量来说可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当然还需要升级，但是基础是具备的。四是面对国内外最广大的市场。我们知道台湾的IT产业也是很强的，但是有一个条件不如上海，就是台湾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和腹地，所以目前碰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最后一条，是上海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的体系。跟全国比较，我们这个地区的市场体系的法治基础比较好，上海人比较守规则。现在市场经济的确要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虽然跟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比起来，我们的法治规则和市场监管等还存在很多缺点，但是同全国比较而言，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还是比较好的。

   这些年，特别是从2009年，国务院提出要着力发展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后，各地做了许多工作，一些地区有比较大的进展，例如上海、深圳等地。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各地都照抄国务院提出的产业目录，由于行政决定发展什么产业，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的条件，也没有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不是具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条件，我们还是给别人做简单加工，再打20年工再说。从上海的情况来看不是这样的。一方面，像有些地方发生的光伏、LED投资失误没有出现。最重要的一条，是要牢记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原始性的创新主体只能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机构。原因在于原始性创新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不确定性太大，成功的概率太低，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避免大的失误，就是发动千军万马的企业去闯和试验。如果成功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有1万家以上的企业在闯和试验，就总有一些企业能够成功。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美国政府一般不指定产业发展方向，但奥巴马试图支持他的“再制造业、再工业化”。他支持力度最大的就是振兴汽车工业。电动车最主要的关键部件就是动力电池，动力电池的短板是正极材料。当时全世界做磷酸铁锂纳米级正极材料技术水平最高的是两个，一个是美国的企业A123，另外一个是一个深圳很小的企业，叫做德方纳米。美国政府的支持力度非常大。能源部给了发明奖1亿美元，州政府给了几亿美元的退税，资本市场上又融资了十几亿美元，制造厂很快就建起来了。我们那个企业向深圳市政府要20多亩地，跑了几年没有跑下来。当时我们都很替德方纳米着急。没想到去年美国A123却破产了。因为有些问题是很难预测的，例如，由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燃气价格一下子降了70%，这样一来电动车的性价比就完全改变了。这种事是没有人能够算得准的。所以，确定发展什么样的新兴产业不是政府有能力去做的，应当由企业自主去决定，政府只能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从这方面看，我们上海的新兴产业发展应当说已经初现苗头，就是企业自己闯，自己试验，经过市场的考验，已经渐渐露出一些苗头。去年我和发展研究中心的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同志来上海地区考察了两个产业链的情况，一个是半导体芯片，从原材料一直到设备，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还有一个就是光电的医疗设备，CT、核磁共振等。我们感觉新产业已经初露苗头，企业的努力加上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很可能在这方面把中国的新兴产业建立起来。

    从各国的经验看，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当新产业的苗头出现以后政府怎么做。政府最需要做的是提供良好的员工生活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和企业的经营环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组织好基础性的课题研究。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很密切，但两者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科学成果是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的，所以应该由政府和社会来负责。企业要考虑它的盈利性，当有很大的外部正效应的情况下，要企业去承担，除非企业规模很大，否则是不可能的。

    另外就是共用技术。完全由一个一个企业去攻，常常因为专业、市场规模等限制效率不高。一种成功的做法是用PPP（编注：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缩写）的方式提供共用技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组成的，这个有很成功的经验。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二代（2G）移动通信标准的制定。美国是高通一个企业做的，就是CDMA；欧洲用了企业联盟的方式开发的，就是GSM。后来GSM的市场占有率大得多了，像以后3G、4G标准都变成用企业联盟的方式制定的了。组织产业联盟我们缺乏经验。政府要牵头，要帮助制定好规则，但不是由政府直接做。

    在节能环保方面，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应当进行补贴。但这种补贴最好补“需方”，不要补“供方”。我们有一些很失败的教训。例如，为了要达到最低经济规模，科技部搞了一个推广新能源汽车的“十城千辆”计划，选十个城市，每个城市补贴一千辆新能源汽车，但几乎所有补贴都给了本地的生产企业。后来搞到了二十多个城市，总量达到2万多辆，但由于市场信息还是零散的，所以政府需要规划，但规划最好不要搞成过去的计划那个样子，最好是提供信息的那种规划。现在很多地方支持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方式有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就变成了公司总部，所谓“书记就是董事长，市长就是总经理”，有些做法就容易造成失误和浪费。比如由政府制定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还有就是用“拉郎配”的方式搞产学研组织。其实应当承认，产学研他们各自追求的具体目标不一样，一个好的体制就是能够满足各方面的追求，实现共赢。其实全世界有很多合理有效的产学研之间的方式可供我们借鉴。要避免竞争后的补贴。在进入市场竞争以前可以补贴，但进入市场竞争以后补贴一个企业就等于打击其他企业。尤其不要由政府包销产品。

    还有一个由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问题。现在有些地方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花的钱很多，但支持的方式需要研究，尽量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小企业融资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小企业有外部正效应，风险也比较高。如果完全靠市场利率融资，企业是承担不了的。现在我们这里常常采取由政府直接给钱补贴的办法，效果是不好的。其实世界各国都有由社会支持的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由它们分散一部分风险。中国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全国各地都设立了由财政部分支持的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信贷担保基本上由商业提供了，所以在这次金融危机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都不起作用了。上海小企业担保公司在早期是设在经委下面，后来跟中央的“中投保”合资建了一个公司，一方面有补贴，一方面商业化运作，效果在全国的小企业信贷担保里面是做得最好的。

    还有就是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在最早的时候，以色列和我们一样建立国有的风险投资公司，后来改了，政府只出引导基金，因为这里有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不确定性太大，所以最好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企业：一部分经营人员是普通合伙人，负无限责任；而出资人只负有限责任，我们也做了这个。很多地方政府虽然叫引导资金，但往往是指定给谁投资，相当于政府补贴，政府承担全部责任。像前面讲到半导体芯片产业，最近有四个业内企业提出，要求政府建立总额2000亿元的基金支持10年。我觉得2000亿对中国来说现在是很小的数字，问题不在这里。比这个多得多的钱完全拿得出来。问题是用什么方式，符合于市场原则的方式去支持，这个需要进行研究，做出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所有这些事都牵涉到我们的体制问题，所以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体制和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调研的六个大问题（编注：一，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经济配置效率。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四，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力蓬勃开展。五，要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六，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我的理解这也许就会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大的框架。我建议所有的同志都认真想一想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每一个问题里面其实都有许许多多具体的体制问题需要解决。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光这一条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市场体系不是说哪个市场，它包括商业市场、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市场体系要“统一开放”。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统一，地区分割、地方保护、部门保护到处都有。还要“竞争有序”。只有竞争性的市场才能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现在垄断到处都是，怎么能够把市场体系做成竞争性的市场，竞争也不是乱来，而是有规则的，怎么能够把规则建立起来呢？这就牵涉到全民素质的提高，牵涉到监管方式的改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应当参与到这个研究中来。

    1990年、1991年的时候经济是多困难，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路线图，1994年开始执行，这就建立了中国崛起的制度基础。所以，前景应当是很有希望的，关键就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