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其仁看来，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显然，是一个"增加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起到重要的刺激作用。而此前，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邓小平的贡献，正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

　　周其仁认为，这正和经济学家科斯的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不谋而合。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把企业家请回中国促市场发育

　　在苏联模式下，"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成为中国革命的使命。企业家，作为资本家的另一个词语，自然也不能在中国被容忍。

　　周其仁认为，这个历史在邓小平执政后出现了改变。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荣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而荣先生也被公众称为"红色资本家"。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正确肯定，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到2007年底，中国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和斯密亲密紧握“看不见的手”

　　价格由"看不见的手"调整是经济学家们极力推崇的市场原则。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周其仁说，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这被称为"价格闯关"。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不料，全国各地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涌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10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从此，中国进入了为期3年（1989年－1991年）的"治理整顿"期，政府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