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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经营环境搞好了就有生路——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对话
作者:周洁    时间:2009-01-10    来源:楚天都市报    阅读:1649次   
  对话背景
  1月10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来汉,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为东部产业转移与湖北产业承接献智。
  一介书生,温和儒雅,银发满头,见出时间的光泽。身为举起“市场经济”大旗的鼻祖,吴敬琏却不独占其美,说是顾准在“牛棚”里就预言了中国“市场”的“神武景气”,他只不过“守机待时”。
  “湖北曾经是很开放的,敢为天下先。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听听你们湖北朋友的声音。”吴先生的开场白把采访定位成了“漫谈”。近3个小时里,他都在“找出问题”。比照胸中装着世界的经济版图,吴敬琏洞若观火。一个建议“湖北地区,比劳动力便宜、交通方便等,很难说跟别的地区有优越性,把体制搞好,就有主动权”,是为百业之总枢。
  人物介绍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著名经济学家,《改革》杂志主编。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核心教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首席经济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曾连续两年高票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钢铁汽车业要挖附加值
  问:湖北的经济格局,武汉市的首位度很高,过于依赖少数重工业行业,如武钢、东风。曾经有句话,武钢一打喷嚏,武汉就感冒。如今,武钢在广西建立了一千万吨的新厂,很显然从澳大利亚进矿就便宜许多。湖北却因此紧张,厂子都搬走了怎么办?
  吴:别紧张,钉在武汉是没有前途的。
  现在,国家没有说把钢铁联合企业放在内陆的,第一,铁矿石集中在澳大利亚、拉丁美洲,要靠海运。第二就是污染。长江的承载能力已经不行了。如把长江污染了,生存的根基就没有了。
  有些东西,你硬留是留不住的。做减法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要做加法。对于武钢来说,只能生产高附加值特种钢铁产品。
  汽车工业是我们湖北的大头,也要想怎么提高附加值。现在的汽车工业,其中一个薄弱的环节是在电子器件上。汽车整车成本里面,平均的水平,电子器件占30%,越高档的汽车,占比重越大。国内目前可供应的只占不到10%。器件不在硅的价钱,不在铜丝的价钱,在软件设计的价钱,空间很大。
  问:能源的问题,环保的问题,目前国家政策鼓励小排量汽车,严格控制尾气排放等等,这对高档汽车生产可能是一个瓶颈。
  吴:所以,汽车工业要解决新能源的问题,但这不是一个省可以解决的。我们正在努力,希望国家出台政策,和市场力量结合,把好技术筛选出来。
  问:好像科技部万钢部长就有个电动汽车项目?
  吴:这个项目苗头不是很好。以氢做燃料电池,先电解水得到氢,氢压缩以后装在罐里,汽车就燃它。因不加油,排出废物为水,是“零污染”。但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能量守恒,造氢消耗电,氢燃烧推动发电机,发电机充电再去推动电动机,转化太多,效率就不高了。另外,氢这个东西会爆炸的,有安全的问题。
  问:好的技术怎么筛选?
  吴:过去的办法,由领导机关认定,然后给补贴,恐怕不好。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主张政府补贴时,不要影响市场竞争,补需方。比如分成三个档次,即氢燃料动力、混合动力和纯电动,给不同的补贴,让市场竞争,可能就将好的技术筛选出来了。在能源这方面真正得到突破的话,那我们整个汽车产业就打了翻身仗,变成世界领先了。
  赚钱在服务上才叫先进
  问:也许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全重”的思想的惯性,工作的惯性影响,抓企业变成了抓国有大企业,其他都看不上眼。
  吴:是有这个问题。先进制造业,我觉得要把定义弄清楚。什么叫先进?我认为就是服务化的制造业。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营销售后服务。现在,赚钱都在服务上,这才叫先进。听说湖北还有卖坯布给浙江,那就是卖苦力了。
  大型城市的功能是什么?是用集聚的服务业去辐射,去带动广大地区的产业发展。服务业关联度高,要方便快捷。像香港中环立体交通,上海陆家嘴建环形天桥,形成“空中走廊”,将主要建筑物相互连通,来去方便,效率就高了。
  而制造业只跟产业里面各个分支交换很密切,跟别的产业的交换并不多,需要专业化。你搞在一个大市里,仅人员上下班,时间就是大成本。
  我国大城市都有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城市调动资源的能力跟它的级别有关,越高级的城市,摊大饼越摊越大,成本很高,效率很低。现代社会是不是要每一个省都来一个中心,我挺怀疑。
  问:像香港、上海那样的空中走廊,武汉还没有。但武商集团就把世贸广场、武汉广场、武汉国际广场在空中连在一起,购物很方便的。我看到一个数据,武汉人均消费总额,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多元,可见,武汉周边城市有许多人到武汉买东西,在向武汉聚集。
  吴:武汉服务业的条件非常好。人们到武汉买东西,也说明其他地区服务业网点不够。金融危机影响,民工陆续回来,听说湖北有100多万人。他们有的有手艺,有的有点积蓄。媒体是很重要的力量,你们报纸可以组织一些调查,找出问题。比如返乡民工有没有创业的意愿?创业碰到哪些困难?讨论讨论就可以让认识深化。大家给他一点帮助,比如增值税取代营业税,降低税赋,就可以让他们实现创业。小买卖在农村有很大空间,浙江就是从做小买卖做起的。
  政府企业做好各自的事
  问:湖北高校多,科研院所也多,但科教优势转化成生产力较弱。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高校的职称评定,不鼓励教授去做应用工作不妥。
  吴:学校就是学校,任务就是培养人,不是去搞产业。弄不好,会使教学的质量下降了,创业也没搞好。
  深圳华为是中国第一个在印度设了研发中心的企业。任正非(华为总裁)告诉我,他以前是产学研一条龙,跑到清华北大,去搞一个华为实验室。结果呢,因教学人员的精华都被弄到赚钱的地方去了,教学的质量下去了。凡是高级的软件,都做不出来。任正非只好把高级的软件弄到印度去做,做好后回来把它固化成为线路图,然后送到硅谷加工。
  我们的科学、教育、技术,可否产业化,这个要做系统的研究。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怎么搞出一个科技来了。呵呵。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科学创造是科研机关。两个不同的问题,要行行出状元。不要批评教授不关心产业化,他的职业就不是搞这个事情的嘛。
  问:您怎么看技术改造的问题?
  吴:技术改造是浙江以前走的路,走绝了,到头了。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把最好的设备买来,加工出口。外国人也很刁,他不断改自己产品的规格,布的尺幅越来越宽,你就必须去买他最新最贵的设备,你赚的钱,很少很少,3%。
  问:不少企业家感言:现在挣钱难了。
  吴:不是挣钱难,是要有眼光。印度在10年时间内,就变成非专利药生产的世界第一大国。我们有大量留学生在外国,早就知道信息。比如非专利药,到哪一年就失效了,我就先做准备。人家一失效,我马上就上。前些年,我们优惠太多,不愿意做些艰苦的事情。加上人民币汇率低估,只做原料药,反正可以赚钱,也不用费劲,就这么耽误了时间。
  这次危机,如果我们头脑清新,也是一个机会。没有别的路了,只有背水一战。需要政府做政府的事情,企业做企业的事情,传媒把这个道理信息都告诉大众,大家合力,就可以有一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