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4月23日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作了題為“金融危機對就業影響及對策”的主題演講。蔡昉在演講中表示，當前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在經濟恢復中要防止無就業復蘇的危險。解決目前的困難，政府應有所作為，著力降低自然失業率。
失業率可能再漲一個點
蔡昉說，中國在這場金融危機下所遭遇的GDP的損失，其實並不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在就業的損失上面很可能會更大一些。從數據來看，城鎮登記失業率從2003年開始，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但是到了去年，從4%的水平一下提高到4.2%，今年第一季度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3%，也就是說勞動力市場狀況從去年起開始變壞，而且今年一季度還在繼續。
再看更通用的數據———城鎮調查失業率。這個指標曾經因為上世紀90年代後期大規模的失業現象，在2000年的時候達到了最高的7.6%，但是從2002年開始下降，一直降到了2007年的5%左右，但是2008年又上升了，據推算大概比2007年漲了一個百分點。今年假如像去年一樣，城鎮調查失業率再漲一個百分點，就超過了7%，也就是說，有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僅次于2000年的失業比較嚴重的一年。
自然失業率也在上升，而且表現出順周期現象。據蔡昉介紹，勞動力市場上的變化，並不完全是周期因素導致的，失業也有自然失業，包括結構性的失業和摩擦性的失業。在很長的時間裏頭，中國的失業率中最主要的部分，大概超過70%的因素是自然失業率，它和GDP增長速度、和經濟周期無關。但是，從去年開始的這一次失業率的提高，完全是周期現象，也就是說是中國實體經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了失業“從目前的經濟指標來看，盡管稍微有一點點回暖的跡象，但是還很難看到有實質性的變化，因此對中國今年的就業仍然可能會產生很大的直接影響。”
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農民工就業的衝擊上。蔡昉說，農民工這一次是金融危機衝擊的一個主要群體。過去，城市經濟不景氣時，這些人就回到農業接著務農，農業被作為勞動力的一個蓄水池。但是，這一次不一樣了。
首先，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農業的勞動生產力提高非常快，機械化程度的提高也非常快，這意味著許多農民工回去以後也沒有太多的活可以做。其次，土地經過了各種各樣的調整，如二輪承包，有相當多的農民工已經沒有土地了。據調查，農民工當中至少1000萬人是沒有土地的。此外，今天的農民工已經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農民工，他們從來沒務過農，他們也幹不了農業，也不想幹農業。
防止無就業的經濟復蘇
“現在政府努力保增長，許多人預期，經濟增長恢復了，那麼很自然的，失業率就會下降，就業就會得到恢復。但是我也有一個擔心，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叫做無就業的經濟復蘇。”蔡昉說。
據他介紹，2月下旬，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預計，美國經濟今年下半年就會開始恢復，但是失業會仍然保持很高的狀態。這是美國特有的一個病症，叫做“無就業的復蘇”。這在美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兩次。第一次是1991年、1992年，那個時候美國經濟衰退，隨後經濟開始復蘇，但是失業率仍然保持在很高的水平，這種狀態持續了十幾個月。到2001年、2002年的時候，美國又有一次經濟衰退，然後經濟開始復蘇，但是失業率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這一次持續了大概29個月。按照伯南克的預計，今年美國經濟開始復蘇，明年經濟就可望會有一個相對比較好的增長速度，但是接下來還會是“無就業的復蘇”繼續。
“無就業復蘇”是怎麼造成的？蔡昉認為，有兩個直接的原因。他說，經濟危機的時候，企業要考慮生存，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他們會選擇多用一些機器替代人工，從而增強市場競爭力。同時，當企業的這種行為轉變成一個產業的行為的時候，勞動密集程度比較高的產業就要轉移到海外去。產業調整之後，已有的勞動者和產業結構調整後的勞動力需求不匹配，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和摩擦性的失業現象就會增多。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中國可能會發生同樣的現象。因為金融危機影響到了中國的實體經濟，首先受到衝擊的是沿海地區，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外向型產業，這些企業有一部分已經開始採用機器、資本替代人工勞動。
“有人說，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不再具有比較優勢了，很自然要轉向別國，勞動力更便宜的那些國家，比如印度、越南甚至孟加拉。如果說這兩件事情都普遍發生了的話，那麼，GDP增長就是恢復了，就業的壓力也不會減弱。因此，我們說，中國也要防止‘無就業復蘇’。”他說。中國能做的就是讓產業盡量留在國內，較好的辦法就是讓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內各地區轉移，從東部轉向中西部。
青年失業率高是常態
蔡昉說，中國每年新增就業2000多萬，基本上都是青年人，總的來看，新增就業問題是青年就業的問題。但是，青年失業率高本來也是常態，其他國家這樣，我們國家也是這樣。
為了排除金融危機的影響，用2005年數據來看：城鎮平均失業率是5.16%，24歲以下勞動力的失業率則高達9.5%；從農村來看，所有人的失業率綜合算下來還不到1%，但是24歲以下青年人的失業率高達4%。從文化水平來看，隨著學歷的提高，有失業率提高的趨勢。文盲的失業率只有3.3%，小學畢業人群的失業率有5.9%，上完初中就達到了7.7%，上完高中就達到了13%，上了大專的達到最高的失業率是13.4%，上本科以後低了一點，大概11.9%，讀了研究生和博士，失業率降到了10.4%。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保留工資的存在。所謂保留工資，就是一個勞動者去找工作的時候，不管他制定沒制定計劃，實際上腦子裏面都有一個願意接受的最低工資。在勞動力市場上越是脆弱的群體，越是沒有競爭力的群體，他的保留工資通常也是最低的，文盲的失業率低，就是因為他最容易接受企業提供的工作。然而隨著學歷的提高，保留工資也隨之提高。
但是蔡昉明確表示，不讚成通過降低教育去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問題。首先，中國的教育仍然與先進國家存在著巨大差距，提高教育水平，哪怕僅僅就提高到高中水平，就可以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收益。據他研究，如果把現在中國企業職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到高中，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就可以提高24%。同時，城市的勞動力報酬可以提高17%，農村的勞動力報酬可以提高21%，從而以性價比保持中國產業的比較優勢，提高中國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勞動者的收入。
蔡昉說，經濟危機時期是人力資本積累的最好時期。由于不好找工作，人們可能願意多讀一些書。美國人力資源的雄厚基礎就主要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打下的。接下來在二戰之後，又有1200萬退伍軍人，于是政府通過了一個退伍軍人保障法案，幫助800多萬退伍軍人上了大學。這是構成美國此後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促進就業政府應有所作為
當前我國就業壓力比較大，蔡昉表示，在解決就業的問題上，政府應該有所作為。他說，過去，我們保GDP增長，但是GDP和就業不同步。我們過去有過這樣的經驗，1998年以後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政府投資的方式帶動經濟增長，但在就業的帶動上沒有取得好效果。當前政府提出4萬億元投資擴大內需，如果按照現行的結構投資，可以創造4765萬就業崗位，相當于當前全部非農產業就業的10.5%；但是如果按照最大化就業方案投資，則可以創造8321萬的就業崗位，相當于目前非農產業就業的18%。
政府應該如何促進就業？蔡昉說，這首先要從政府目標的優先程度說起。在美國，就業在宏觀經濟政策當中取得崇高地位是在1946年，當年通過的就業法案第一次明確地把聯邦政府的責任界定為：第一最大化就業，第二最大化產出，第三最大化購買力。但是由于後來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同時存在，1978年美國政府又通過了一個“充分就業與平衡增長法案”，把就業的重要性降低了。
現在，中國政府遵循宏觀調控四大目標：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這與1978美國充分就業法是一樣的，目標很多但是顧此失彼，不能說它是就業優先的宏觀經濟概念。同時中國的貨幣政策也受到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幹擾。
蔡昉呼吁，現在政府工作目標應該更加關注就業，宏觀經濟政策也好，貨幣政策也好，財政政策也好，產業政策也好，都應樹立就業優先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好當前中國面臨的周期性失業問題。同時，由于自然失業包括摩擦性的失業和結構性的失業，都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相關，如果政府能夠順應勞動力市場要求，提供好的就業服務，就業培訓，包括中介等等，也就可以降低自然失業率。
蔡昉說“如果我們能夠作好勞動力市場，做好就業服務，我們從自然失業率中找回一個百分點、兩個百分點也不是不可能的。2008年社會各界非常關注《勞動合同法》，其實當時還和它一起出臺了一部《就業促進法》，作用就是通過消除勞動力市場的歧視，明確政府的責任和各個方面能夠有利于降低自然失業率的措施，這部法案我們現在更應該很好地發揮它的作用，這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方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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