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3月1日讯 2月26日，以“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新阶段”为题，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召开了2010年年会。该论坛是中国智库组织，经济领域多位官员和学者参与。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结局之年，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正在进行制定“十二五”规划（2011年~2015年）的前期工作。

　　“十二五”规划的指标问题

　　“十一五”规划，曾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转变，比如需求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土地和人口城市化的结构转变等等，包括以主体功能区思路弱化行政主导的“块块”经济，但有些转变并没有实现，行政区域经济甚至还有所强化。

　　当前正在思考的“十二五”规划，可能相对于做什么来说，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将更加重要。比如转变发展方式、调结构、扩大消费等问题，都说了很多，绝大多数问题统一了，但究竟怎么做，还缺乏有效的途径和政策。

　　在这样的思考之下，我提两个指标性问题。第一，怎样确定“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

　　指标问题很重要，涉及全局，还涉及年度指标怎么确定。我国“九五”计划确定了GDP增长8%的速度，实际执行是8.6%；“十五”时期定了GDP增长7%的速度，但实际是9.5%；“十一五”时期目标是7.5%的增长，但到目前来看大体是10%。可以发现，规划指标与实际完成差距比较大，这个原因有很多，也包括地方规划和国家规划不一致问题。中央定了之后，各级地方规划层层加码。

　　“十二五”期间这个问题怎么做？如果照旧，还是改变不了国家规划和地方规划的关系。如果不改变，无论中央定7%，还是6%、8%，地方都会比中央目标高。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需要研究讨论。

　　第二，是约束性指标问题。“十一五”规划将目标分成预期性指标和约束型指标，当时曾遭到过讨论，但现在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目前从执行效果来看，整个“十一五”规划的执行就节能减排方面是最好的，原因就是作为约束型指标，并且分解落实到了各个地区。

　　“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指标、减排指标这样的综合性指标还要坚持，还要增加若干这类指标，现在还在研究。

　　有一个指标可能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做调整，就是单位GDP能耗指标。该指标与GDP挂钩，GDP增长快、分母变大，这个指标就会下降。因此有的地区把实现该指标的工作，放到了加快GDP增长上。这样，能源消耗总量上去了，GDP上去，能源单位却下来了。这样做的结果是，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上去了。

　　有人建议用能源消耗总量，来代替单位GDP消耗，形成倒逼机制，这需要再去研究。

　　另外，可以考虑加入新的约束型指标：开发强度。这是国土空间开发的指标，衡量所有建设空间与整体空间的比重。

　　目前我国总体开发强度为3.5%，不是很高，但我国国土有一半以上的不适用开发，考虑到这些我国整体开发强度是不低的。我国很多地区，比如深圳的开发强度在40%，东莞开发强度在38%左右，考虑到当地的山地等等，目前的开发强度已经很高了。另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日本大都市圈以及法国巴黎等大都市相比，这些大城市的开发强度已经不低，但人均GDP比他们低很多。

　　长远来看，全国应该有开发强度指标，有利于集约高效地开发空间，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有利于空间结构调整。

　　“十二五”是改革第二次转型开局

　　中国经济30年发展，以危机爆发为标志，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要走向未来30年，“十二五”规划将非常重要。此次危机表面是外部需求收缩，影响制造业和就业，深层次还是中国发展模式积累的结构矛盾和问题，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

　　过去30年，中国实现了从经济弱国到经济大国的转变，但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推动社会结构转变。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一次转型，那么未来将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转型。

　　第二次转型要完成五个基本任务：第一，全球经济进入深入调整，难以恢复到危机前，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第二，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如何提高制造业的技术、人力、资本含量，提高附加值；

　　第三，在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低成本比较优势减弱，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如何加快培育自主创新和人力优势；

　　第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日益迫切，如何加快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增强科技教育对经济支撑；

　　第五，利益结构更加复杂多样，如何突破体制障碍，对已经形成的经济关系和利益格局进行新的调整。

　　以此次危机为转折点，“十二五”时期将是中国第二次转型的开局时期。从“十二五”时期的内外环境来说，此前的全球化浪潮，很可能以危机为标志，进入一个全球化的低潮期，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失衡将进入再平衡调整，比如美国即已经提出，要把出口翻番。而这将加大我国的紧缩压力。

  　待研究的重大问题还很多

　　目前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国民，对于“十二五”期间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明显的成果，已经有迫切的期待。在2月3日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有50次提到了“加快”，即可见迫切的心情，也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情。

　　制定“十二五”规划，我认为，有几个重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个，在“十一五”规划的讨论里，第一年当时就提出，我国人口结构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出现。但这个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今年春节刚过，招工难来了，好像措手不及，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怎么对待。目前我自己还判断不了，这是春节短期现象，还是人口结构导致的长期现象。

　　其实，用工难和人口结构的问题，在2005年左右就逐渐发展，目前我国与临近国家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正在丧失。因为我们对重大问题研究不够深入，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凸显。

　　与此类似的重大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关于外汇体制问题，关于财政问题等等。另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要学过去30年的一个经验，就是要放手让各个地方去创造。

　　把社会转型放到重要位置

　　我认为“十二五”时期的核心，不只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还应包括社会转型。要把社会转型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应该说，相比于经济发展、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问题更加滞后。怎样在未来把这两个转型相互推动，是一个根本点。

　　在经济领域，过去是加快发展，现在是加快转型，通过转型保持持续发展。再加上社会转型，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十二五”基本思路和关键词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要加快这两方面的转型，使得中国在未来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

　　“十二五”时期的11个问题

　　会议进行了丰富、广泛、深刻，但又充满矛盾的讨论。归纳来看，有十一个需要重点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十一五”的经验，有哪些目标没有实现，怎样提高规划的执行力。

　　第二，要认真研究“十二五”期间国际环境、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是V形复苏还是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结束？这将是观察中国经济重要的前提。

　　第三，“十二五”期间国家角色如何进行战略定位？“十一五”期间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国际环境变化之下，未来中国除了制造大国，是否有必要成为世界的市场？除了产品出口国家以外，有没有必要成为资本输出的大国？战略定位问题将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基调，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结构促进转型，具体的内涵是什么？有人提出民富，提出人民福祉，有人提出结构转型、社会结构，有人提出改革主导，基调应该怎样定？

　　第五，在危机成功应对之后，中国经济的矛盾和风险表现在哪里？产能过剩、泡沫风险、潜在压力现实化，怎么认识这些问题，防范内外风险？

　　第六，扩内需的源泉是什么，有人提出是城市化，城市化的模式是什么，大都市圈和城镇化的区别在哪里，要解决什么问题？

　　第七，在“十二五”期间，供给模式如何调整和创新，究竟以什么路径实现？供给模式将不只技术创新，还包括发展模式创新。是通过国家统一计划，还是鼓励地方创新？

　　第八，“十二五”时期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保底线的基础性工作内涵怎么定义，特别是社保、教育、住房问题等怎么对待解决？

　　第九，怎么更好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应该承担什么公共职能，市场怎么发挥基础作用？应对危机期间，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经济向好，要更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包括更好地保护产权，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完善，推动价格、财政、金融等领域改革，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轨道。

　　第十，走出去的问题很现实也很迫切，企业需要扮演什么角色，并且使得我们的做法和国际更加接轨？

　　第十一，推动科学发展、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怎么形成更加普遍的社会共识。人均收入从3000美元到5000美元跃升的阶段，是社会主体多元化的阶段，社会共识非常重要。政府发挥公共职能的作用，促进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