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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和应对策略
演讲者:王一鸣    时间:2013-09-26    阅读:772次   

    非常荣幸和大家做一个交流,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大家关注经济形势,通常是从短期或者从年度的视角分析,我们说的短期一般是指季度和年度,中长期规划一般是指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而中期是个独特的视角。从时间尺度上把握,中期大致为三年,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今后三年会有什么变化,可能对我们把握当前会有一些帮助。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三年,我要讲的中期,大致是指“十二五”规划的后三年。为什么要分析中期?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的变化之中,也可以说它处在“换挡”阶段。我们经历了比较长期的经济放缓过程,增速放缓的压力比较大,分析这个阶段的经济走势,研究一些应对的措施,可能会有利于增强短期政策的针对性,能更好的把握更长一个时期的经济走势。因此,我觉得分析中期趋势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具有一定的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回看一下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来从需求和供给的视角分析一下中期的趋势,讨论一下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和带来的挑战,最后是从改革和创新的视角,看如何培育经济增长动力。

    第一,关于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这个图比较直观一点,本世纪以来,季度同比增长趋势性变化,最高点在2007年的第二季度。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同比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个变化实际上要比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来的早,金融危机是从2008年的三季度开始全面冲击中国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要早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说明它一定有内生性的因素,并不完全是外部冲击造成的。当然,那个时期经济增速放缓,也是我们期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因为当时经济偏热,概括起来叫“三过”: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宏观政策上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在从紧。到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破产,金融危机开始冲击全球,中国政府觉得需要调整政策,着手制定一览之计划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时期的宏观政策从原来从紧完全转向了一个松的政策。一揽子计划实施以后,到2009年一季度经济还在放缓,同比增长率是6.6%,是本世纪以来的最低点。为什么还在放缓?因为一揽子计划要转换成实物量需要有一个过程。到2009年的第二季度,经济开始出现强劲反弹,一揽子计划对经济的拉动大概持续时间是四个季度,到2010年第1季度又达到一个高点,同比增长率是12.1%,然后又是下降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年二季度,为7.5%。尽管中间是有波动的,比如2010年四季度有0.2%个点的回升,2012年的四季度有0.5%个回升,但是如果把季度的变化忽略掉,实际上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基本上是一个下行的过程。经济下降了多大幅度?去年三季度是7.4%,7.4%×2正好是14.8%,季度同比增长率下降了一半,下降幅度还是很大的。如果看年度,2007年是14.2%,去年是7.8%,年度降幅也是很大的。所以,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前整体上就开始经历了一个增速比较明显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下降过程。当然中间是有变化的,一揽子计划的实施中间曾经出现强劲的反弹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曲线会是什么样的,留给大家去思考。我们小结一下,金融危机前后经历了两轮放缓,一轮是2007年第二季度的14.8%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6%,差不多下降8.2个百分点;第二轮是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到去年的7.4%,下降了4.7个百分点。中间曾有一个拉升的过程,原因是由于一揽子计划的实施。

    经济增速放缓是什么原因?经济都是有周期性变化的,经济的增长肯定会有周期波动,但是这一轮放缓还不能完全说是一个周期性的因素带来的。我们讨论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我认为它应该有结构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过去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它的动力减弱了,已经不支撑这种高速增长了,这就是结构性因素。

    周期性因素都是短期的因素,除了短期因素以外还有中长期因素起作用,就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在下降。这一轮经济放缓,它的因素比以前的经济周期波动要复杂的多。未来经济会怎么样?多数机构目前的预测是,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大概是在7.5%到8%之间,七、八月份数据出来以后看,估计全年的增长率在7.6%-7.7%之间。未来很可能是围绕7%-8%之间的一个区间在上下波动。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来看,如果经济增长率在这个区间波动就是合理的,不需要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措施。还有人说这就是未来的常态,它会稳定一段时间。

    第二,我想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下中期的趋势。一个方面是需求点,另一个方面是供给面。我们可以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个需求的角度来分析中期的变化。

    一是投资需求,未来三年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会减弱,投资的增速也会有所放缓。2001年到2012年,名誉投资增速是23.6%,实际增速是20.3%。今年一到八月份的投资正好是20.3%的增长率。在金融危机之前,固定资产投资是相对稳定的态势,金融危机以后,一揽子计划带动了基础设施投资强劲的反弹,它的高点达到33%。今后三年,随着2008年以来我们基础设施大规模的投资,东部沿海比如铁路、公路、机场会相对来说趋于饱和。最近中央强调了西部的铁路建设,包括对周边国家的通道建设,中西部还是有空间的。但总体来看,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相对过去是缩小的。制造业投资,由于产能严重过剩,未来也很难有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所以从趋势上来看,我个人的理解是,固定投资的实际增速相对过去会放缓,比上一个五年规划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二是消费需求。由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需求会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黏性比较大,内生波动性也相对比较少。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我们的消费需求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态势,金融危机以后消费需求上升势头明显减缓,这跟居民收入放缓有关。2008年以来2000万农民工返乡,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虽然我们采取了一些刺激消费的举措,比如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车购税减半等等,对消费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这些政策现在都退出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于2008年以前还是下降了。2011年和2012年,我们的消费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只有11.6%和12.1%。今后三年,消费需求整体会保持在现有的水平上,实际增长率大概会在12%左右。

    三是出口,就是外部需求。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出口经历了一个强劲的上升,到金融危机以前,中国外贸出口保持了年均17.2%的增长率,一直处于一个高位。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负增长。在各种政策因素和全球经济的形势变化的影响下,出口一度出现一个强劲的反弹,因为基数很低,然后又开始下降。从2010年以后,2012年出口是7.9%,进口是4.3%,今年一到八月份出口依然是个位数的增长。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需求明显放缓,全球的市场格局也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外部环境明显的收缩,所以出口需求这一块是在往下走,2009年是负的16%,2010年有个强劲的反弹31.3%,以后再次逐步的回落,2011年是7.9%,今年估计也就是这个水平。今后3年,出口的增幅在5%-10%的区间,对经济的拉动在0-0.5个百分点。

    归纳一下,三大需求,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会减弱,投资的增速放缓18%左右,拉动经济4.0-4.5个百分点,比“十一五”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消费保持实际增长率在12%左右,拉动经济增长在3.5-4.0个百分点,基本上保持“十一五”时期的平均水平。出口总的趋势会处于一种放缓的态势,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还在升值,对出口还是有相当的影响。总的来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下降,大概在0-0.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出口对经济贡献大约0.9个百分点。

    从供给侧来看,大的变化是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劳动力开始绝对减少。去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0.6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性变化,意味着劳动力供需形势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一轮经济放缓没有出现明显的农民工返乡现象,跟劳动力供需形势变化有很直接的关联。

    光说数字很枯燥,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前一段我去广州的惠州,下面有个县叫惠东县,县里有两个镇是生产女鞋的,叫女鞋城,一年生产10亿双。我去了看了几个工厂,因为是贴牌的,各种品牌都有。我问工人工资是多少?老板说最普通的工人三四千块钱,还要包吃包住。他说现在不是工人怕老板,而是老板怕工人,工人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要有休假,不能老让我们上班;二是要有卡拉OK,要不然晚上去哪儿?三是包住房间要有空调,没空调就走人,老板没办法,都得答应。做鞋还是很讲究的,技工一个月五、六千,高级技工七、八千,比大学毕业生收入还多。老板说我这种代工将来是肯定做不下去的,现在是我们六个企业合伙做品牌,一块来搞品牌设计、包装、推广、营销,品牌叫相恋,算是一个民族品牌。最近NIKE和阿迪达斯全面撤资,就是因为人工成本太高,跑到越南、柬埔寨,工人月工资才一千块钱,而我们现在最少三四千,企业受不了只得撤走了,这种变化就是劳动力供需变化带来的。以前我们出了那么多文件,要求企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搞行业工资指导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是效果不明显,这两年工资上去了,什么原因?就是劳动力供需形势变化了。我们原来讨论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的消失。

    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劳动力的减少,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储蓄水平会下降。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是投资和出口拉动,高投资的基础是高储蓄。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储蓄水平在提高,是因为被抚养人口在减少,人口抚养比下降。被抚养人口减少的原因是计划生育。在座很多人是“80后”,因为你们是独生子女。但是现在开始变化了,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被抚养的老年人口开始增加。1980年出生的人今年33岁了,父母差不多该退休了,退出劳动年龄是两个人,而进入劳动年龄人口是一个人,这就是劳动人口关系的变化。被抚养的人口规模开始扩大,但不是少儿人口而是老年人口。抚养少儿人口,这种投资叫人力资本投资,对老年人的抚养叫什么投资?我还没有想出来,意义肯定是不一样的。老龄人口现在是多少?到2012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接近2个亿,到2025年要超过3个亿,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就像我们要背着一个美国的总人口往前跑,你说能跑得快吗?讨论未来中期的增长速度,还能像过去两位数的增长吗?肯定是不行的。抚养支出大量增加,对于家庭来说是这样,对于国家也是这样。大家都说未来家庭是四二一结构,其实四二一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人长寿,也许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在,就不是四二一了,这说明一个家庭的养老支出会大量增加。国家同样是这个道理,储蓄量下降,投资率一定会下降。原来讨论投资率过高,过了这个阶段你想让它高都高不了。人口结构变了,抚养比变了,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一定会下降,投资增长会放慢,关系是对应的,不是你想调整就能调整的。劳动供给减少,投资供给减少,经济的增长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生产率,叫资本产出率,经济学给它起了一个概念叫“全要素生产力”(TFP)。过去的高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做了很多的贡献,相当程度上来自于生产要素的跨部门转移,农业的人口转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你的产出就会提高六到七倍。比如我在家种地,一亩地丰收了才一千多块钱,到工厂一年挣个两三万、三四万,你看它提高了多少倍?这就是过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现在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都在明显下降,最近我到沿海的几个农村做问卷调查,村里已经没有50岁以下的人了,都去打工了。我问村长出去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他说找不到工作也不回来,都不愿意种地了。村长问我,再过二十年还会有谁去种地?我也没办法回答。现在,劳动力能转移的基本上都转移了,有的人说还有八千万到一亿二千万的可转移劳动力,我认为这只是理论推算,现在剩下的这些人,没有文化、没有技能,在劳动力市场是没有竞争力的,有些就是沉没了,经济学叫沉没成本。理论上是有这么多人还可以转出来,但实际上是转不出来的。

    我们要靠创新来提高全要生产率,推动技术进步,但是90%规模以上的企业没有研发活动,我们面临研发能力的不足的问题。你再靠引进技术行吗?引进技术的外效也在大大减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改革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现在都在讨论改革,但是不少人心里想着是要改别人而不是改自己,改革涉及到一个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还有一个因素,供给侧属于外部性,这一块基本上不讨论外部性的问题,现在不讨论不行了。资源和环境的元素正在逐步强化,2004年我们做能源规划,预计到2020年能源的消费量达到30亿吨标煤,而到2012年就达到了36.2亿吨标煤。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们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这个也是约束条件,再加上雾霾,这是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潜在增长水平很多人会有很多的计算,我们也做了一些计算,当然我们要扣除环境影响的负的贡献。因为我们对治理环境的投入可以分解为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我们是可以计算的,我们计算的潜在生产水平差不多也是往下走的,当然这种计算会有很多,未来三年是百分之七到八。

    第三,讨论增长阶段的变化和挑战。我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的变化,正在换挡,这是一个合理化的现象。我们做了样本分析,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进入第四个十年以后,它的年度增长率都在4%以下。今年是改革开放35个年头,我们已经进入高速增长的第四个十年,现在的增长率还在7%-8%这个区间,我们已经很了不起了。为什么我们的样本和其它的样本不一样,肯定有中国特殊的原因,我们的疆域辽阔,有很多对冲的因素。它的变化过程会更加缓和,但是总归会有变化,不能永远高速增长,永远发育。如果永远发育也会麻烦,不断长个也是挺麻烦的,它都是有规律的。我们用麦迪逊的数据库作为一个样本的分析,因为它是用购买力评价换算成国际元,这样大家可以比较。7000到11000这个区间是减速的高概率区间。2010年是7371国际元,2015年超过11000国际元,我们正好处在减速的高概率区间。你的增长的速率的变化也是符合统计规律的。

    中国经济增长这种阶段性变化它有渐进的特征,它有很多可对冲的因素,使得它的变化相比较其它样本它的变化更加的缓和。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国内市场拓展空间还很大,因为我们疆域辽阔,沿海市场已经得到比较好的发育了,内陆地区市场潜力还很大。中等收入群体在不断的扩大,西方有媒体说我们中等收入人口有三亿人,随着规模的扩大市场潜力还会不断的释放出来。我们的新增消费跟美国比,虽然还要差很远,因为市场的成长性强,增量会比美国还大,这是我们的潜力所在。

    第二,我们创新能力的提升空间也很大,提升空间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我们的政府虽然教育投入现在达到了占GDP的4%,对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最大的因素是在家庭。为什么?每个家就一个孩子,只要他长大有出息,父母愿意把所有钱用来投资培养孩子。东方文化重视教育,这都是人力资本的投入。芬兰总人口580万人,挪威总人口600万人,而我国每年大学毕业生就有700万人,比这些北欧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未来这些人力资本投资一定会转化成创新的能力,当然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来配合。

    第三,经济增长的回旋空间很大。我们说有三个空间:拓展空间、创新空间、回旋空间。所谓回旋空间,正是由于我们原来的区域发展差异性,现在沿海地区比较拥挤的企业可以转到内陆地区,成本可能更低,比如富士康、人保、微创、戴尔、英特尔现在都到成都、重庆去了。再加上一套产业配套条件,成都开通了保税专利,它的成本比沿海航运成本还要低。有些电子产品可以通过航空运输,也比沿海到欧洲的距离短,所以物流成本是下降的。原来我们担心不能转,是担心物流成本提高,但是现在反而下降了,这就是我们的空间。

    第四,未来三年中期也会面临一些挑战。一是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劳动密集型正在失去比较优势。我们不仅不能拓展市场,传统的市场还会被别的经济体所替代,比如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成本比我们低,可能会替代我们原先有竞争力的市场。更大的竞争者有印度。去年年底我去了印度,十五到三十五岁的青壮年劳动力5亿人,它的青壮年劳动人口规模非常大,这都是未来潜在的竞争者。再靠低成本竞争没有空间了,但是做高端的我们又缺乏足够的研发创新能力的支撑。我们有高技术,但那是组装不是制造,比如大家用的苹果手机,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但是我们没有自主技术,没有自主品牌,我们的附价值非常低,一个苹果可能只赚十几块钱。现在我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后有追兵,成本比你还低,前面还有发达国家开始围堵,比如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架构一个TTP自由贸易框架,在大西洋地区架构TTIP美国和欧美自由贸易框架。它谈的自由贸易,不是原来所谓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标准更高了,要搞企业中立、劳工权益、环保标准、政府采购等等。它是用一套新的贸易规则来倒逼你,约束你,这就是围堵。加上我们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短期内很难提升,所以未来的拓展难度会大大增加。

    二是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不仅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新兴产业业也面临着过剩压力。钢铁现在10亿吨产能,水泥29亿吨,这样的规模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像石化、纺织、有色的规模都很大,包括造船、航运也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中远洋一度是很好的企业,现在ST了,全球航运市场不景气了,外需不景气,加上我们经济增长放缓,产能过剩的压力就出现了,新兴产业中,比如光伏也是产能过剩。

    三是中期面临的一个挑战,是生产要素的成本还会持续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基本上是不可逆的,怎么去克服这种因素,只能拿技术进步去对冲它。这个成本上升还会持续,还有其它的成本,土地的成本、资源的成本。

    四是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会进一步突显出来。我们怎么从加工组装转成研发为主的制造,这个转型是我们必须推进的。

    五是财政和金融的风险有可能增大。我们在高速成长时期扩大投资,比如2008年以后地方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扩大技术设施投资,增加负债,货币供应量接近GDP的两倍了,这在高速增长时期问题不大。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财政收入增幅大幅度下降,很多资产价格比如土地的价格开始往下走,你的债务和信誉风险就暴露出来了。现在地方政府负债风险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首先要把它总的规模搞清楚,它的负债可能不完全透明,地方可以去负债搞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最好不要去向银行融资的方式。地方搞长期政策可以发债权,但是预算法不许地方政府发债,现在可以试点,倒逼财政体制要做相应的改革。金融系统现在大家讨论的是影子银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不能完全否定它。市场化的东西在不断做大,慢慢形成双轨,采取的办法是倒逼金融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债有风险,要倒逼财税体制改革;产能过剩风险,要倒逼投资体制改革,这都是未来面临的挑战,同样也是我们推进改革的进一步动力。

    为什么会积累的这些风险,后面一个理论的解释,就是所谓的隐性担保问题。地方融资偿债的缺口,人们总觉得会有人来管,就像我们的高校建设,搞学校合并、搞大学城建设负了一堆债,最后有人管吗?地方融资同样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不能轻易管,现在要割断这种关系,即便要管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商业银行前一段时间钱荒,你说管不管,不管都来挤兑怎么办,问题不解决它还会来风险积累。所以我要管,也要有相应的法子,要逐步从制度上割断这个关系,这就需要改革。

    中期宏观政策框架应该是什么样的?是我们所讲的区间的概念。在区间以内,理论上讲不应该进行过度的干预,让市场去发挥作用,而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在区间以内,只要通胀不突破上限,增长率和就业率不突破下限,就不要去过多的干预。如果再去干预,把经济硬拉起来,付出的成本会很大。假如滑出了我的底线,就要有适度的干预,这就是未来的政治空间。

    过去在经济增长主要在需求侧,就是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去拉动,需求政策空间还有,但是在减小,负债率在提高。货币发行量的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亿了,接近GDP两倍了。所以未来宏观政策的趋向上应该更加注重供给管理,要把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很好结合起来,而且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的政策。供给侧最核心的一个要义就是放松管制、激活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强化竞争提高市场效率,倒逼市场的创新,通过市场的创新再去创造新的需求。例如产业的兼并重组,落后的产能要下决心淘汰一批,保存的产能要提高创新和生产效率,还可以重组一批,转移一批。

    第二,要立足于提升制造业的价值链。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研发平台,没有条件的可以通过政府和私人企业合作的模式,这种模式现在长三角、珠三角都有,理事会是决策机构,搞什么研发由理事会来决定,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中小企业也可以合作做共性技术的研发,做标准、做测试都可以。国家可以给有条件的大企业一些支持来做研发平台,吸纳我们每年七百万的大学生毕业生,让更多的大学生到研发平台去。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以前生产性服务都内化在企业内部,比如研发、设计、标准、物流、配送、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今后都要慢慢外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企业。中国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工艺设计,我去看了一些,相当一部分是国外学成回来自己创业的,比如做汽车的外观设计,做得非常好。中国的制造业要靠生产性服务提升价值链,现有的生产性服务都被跨国公司掌控,比如苹果公司把制造环境给你,而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握在自己手里,两头都被它掐住。我们仅仅是工厂化的模式,工厂以外都不管。所以提升制造业价值链,一定要靠生产性服务。我们要建立一个全球化生产运营体系,越来越多的企业要走出去。去年全球五百强我们加上香港和台湾已经有96家了,美国也就130家,这个很了不起的,我估计再过十年就能跟美国差不多。但是我们企业国际化程度很低,相当多的一部分没有扩展国际市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全球化的企业,也需要更多有全球视野、有很好的语言能力,了解国际业务的人才。

    我们并不是不要做需求侧的事,我们要更加注重供给。比如农民工的市民化,现在农民工及其家属是2亿6千万,这部分人转变了生活方式,需求潜力就会释放出来。城镇居民消费差不多是农村的3.4倍,如果农民工真能像城市居民那样去生活,他的消费就会扩大三倍多,这是巨大的需求。需求侧还要注重收入分配的改革,这个事也很复杂,现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也是很难的。

    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和新兴的消费业态。国家鼓励信息消费,新的消费业态最多的是电子商务(网购),这个领域成长性很强,差不多每年接近翻一番的水平。像马云的淘宝平台,在各个省排名排第六位,去年是12000亿的销售额,他自己说要达到10万亿的规模。十万亿规模就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比如快递公司,快递公司就能有上百万人实现就业。有过很多事他自己都没有想过,比如第三方支付,因为有个时间差,你支付了,要等对方收到确认了再把钱给供货方,打进来的钱总比打出去的钱多,由于业务量在扩展,慢慢形成了一个资金池。资金池越长越大,一直大到他觉得这事可以办成银行。马云说我办银行就可以做很多商业银行不敢做的事,我就敢做信誉信贷,商业银行敢做吗,所以这种业态的创新已经超出了他过去想象。我们说创新,不仅是指技术创新,也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在社会上发展非常快的节能服务公司,就是搞能源合同管理,公司到清华来,说我给你降低电费一半,我来改造我来投入,电费降低了,减出的一半收入三分之二给我,你自己留三分之一,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不出一分钱,省出来的钱还不用全给我,我的投资设备十年以后全部给你。这种投资也能赚钱,所以也是现在发展非常快的业态。

    最后,谈一下如何培育增长新的动力。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但是潜在增长率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是可以提高的,提升潜在增长水平就是靠改革。过去三十多年,差不多经历过三次大的上升,每一次上升都是和改革直接关联。第一次是从1981年到1984年,主要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解放了农业的生产力,农民投资土地的热情被大大解放出来,迅速解决了吃饱肚子的问题。有人把这轮改革叫做“危机式改革”,因为文革结束以后,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你再不改革就死了。第二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是一个最大的顶层设计,这一轮改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潜在的生产率水平。第三次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人说叫倒逼式改革。你入市就要按照世贸规则调整我们的法律法规,倒逼你去改革。未来我们的潜在增长水平下降了,提升当然还有空间,就是看能不能继续推进改革。过去我们三十多年的发展就是靠改革红利的释放,现在我们要去创造新的改革红利,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把市场和社会能够做的事情还给它们。我们未来转型的方向,比如过去搞重化工业需要资源集中配置,可以更大程度发挥政府职能,但是今后我们需要创新,创新需要个性化的创造,需要更大的自由的空间,以前的那种模式越来越不适应,需要给市场主体更大的自由空间。

    下一步改革,第一点很重要的是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过去三十多年,我们的商品和服务基本实现了市场化,除了成品油、电价、天然气等少数几个关系国际民生的商品还是由国家定价以外,当然也包括利率,国家定价的相对来说现在已经很有限了。但是我们的生产要素没有完全的市场化,例如土地、资金、劳动力。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就需要怎么让它流转起来,优化资源配置要素是要流动的。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不能上市交易,现在我们正在推进的改革就是要推进土地的流转,一是要产权确权,推进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制度。有的地方是承包地的经营权,不是所有权,所有权还是集体的。要明确宅基地的使用权,以前宅基地也是没有证明的,不能交易,但房产权就可以交易,给你办了房产证,要素才能流动起来。三十年前土地搞承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再往后走,这种制度再不变革又会阻碍生产力发展了,因为你不能流转,种地不挣钱农民就跑到城里去了,地也没人种了。如果土地流转起来,就可以把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经营。城市的工商资本也可以到农村并购土地,然后搞大规模经营,这样才能向现代农业发展,不流转很难优化配置。第一要流转,第二要建立交易平台,就是农村土地交易市场。第三是要有严格的用途管制,种粮的地不管怎么流转到谁的手上,始终只能种粮食,不允许转成盖房子,要不然我们18亿亩耕地很难保住。土地改革还涉及很多很复杂的事,涉及到法律层面上的事,比如有人提出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同价同权,这就涉及到相关法律,因为法律规定很明确,农村土地不能上市交易,它被关联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至少要往前走。

    第二点,劳动力市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并轨,它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现在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也在推进,中小城市正在逐步放开,大城市也在逐步创造条件放开,特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把暂住证改成居住证制度,要有一个过渡,然后逐步跟户籍打通。大城市敢轻易放开吗?像北京这么严格的户籍管理,每年还新增50万到60万人口,这意味着20年后北京人口将达到3000万。有人说户籍只是一张纸,实际上背后是公共服务,我觉得这个分析还不够,户籍还关联到中国城市的行政管理制度,就是一种等级制度,城市等级越高,它集中的优质资源越多,比如说最好的大学一定要在北京,各省最好的大学肯定是在省会城市。但是你从这个视角去观察一下其它国家,比如纽约州最大的城市是纽约,纽约的首府在哪?它的首府绝不在最大的城市。中国如果哪个地方是首府的话,它不是最大也要变成最大,因为它能集中更多的资源。北大、清华肯定在北京,复旦、交大肯定在上海。耶鲁在很小的一个城市,它怎么不在纽约?还有很多跨国公司总部,也不在大城市,这样资源配置就比较均衡。我们把最优质的资源都集中在最高级城市,人人都往这里面挤,谁不愿意分享这优质资源呢。有人说户口后面有这种福利,这种说法是对的,但还不这么简单,即便公共服务能均衡了,人们还会往大城市去,因为优质资源更多。前一段时间我去美国旧金山南边的一个城市,见了市长,市长说我是美国第十大城市,97万人口,我们海淀区多少人你知道吗?美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不超过十个,而中国肯定超过一百。只要有这个体制,资源就会往大城市集中,而且城市会越长越大。

    第三点,资金市场要素,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现在利率市场化正在加快推进,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但有人说以前上浮下浮30%,你也没有用够,现在放开有必要吗?但是至少贷款利率放开了。下一步也许存款利率也会放,首先可能是中长期的存款,然后再放开短期的。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还要伴随准入制度的变化,怎么让民营资本进去。现在准入制度里面最主要是存款的保险制度,一旦放宽准入以后,银行充分竞争了,意味着有的银行会破产,美国就经常有银行破产。银行一旦破产,就意味着你的储蓄会打水漂。前些年中国老百姓股市亏了跑到市政府门口坐着,假如现在银行说你存在银行的钱没了,他又该怎么干呢?所以一定要有相应的存款保险制度,要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机构。这些事都会进一步推进银行利率的市场化,一定会改变银行业现在的格局,提升银行业的服务质量。现在很多保险公司上家里敲门,给你鞠两个躬,问能不能在我们那里做个保险,我相信以后银行也会这样。只要竞争充分,它一定会提高服务质量,提高运营效率。当然要素还包括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第二块是社会领域,推进社会公平的改革。现在我们说叫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起点公平的制度环境。这种公平的改革当然也包括经济领域,要打破领域,创造一个公平的这种竞争环境。更多的人关注公平是在社会领域,在促进人的横向流动的时候,怎么促进人的纵向流动。大家说得比较多的大学,农村来的孩子比重越来越少,这个怎么解决?我不知道清华的比重是多少,有人说有的重点学校是10%,有的甚至不到10%,而且农村孩子对读书信心越来越不足,觉得读完书也找不到工作,因为找工作不完全取决于你读的好还是不好,这事就麻烦了,这事就和公平有关系了。我们未来越来越需要创新,需要创新的社会一定要有公平的环境,才能最大程度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如果一个人靠勤奋靠努力,不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谁会去奋斗呢?所以我们说人人都要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人人都要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它的前提条件一定是公平的环境。

    第三块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我们现在简政放权,现在已经下放了两百多项审批权,管理流程以前是前置管理,就是审批,要逐步向事中和事后管理转变,向后置转变。审批是权力监管更是责任,政府要让步权利而承担更大的责任,让权利和责任更加对应起来。你要加强事中的监管和事后的评估,政府管理里面还涉及财税体制改革,怎么样更加透明,税制怎么进行合理的调整。现在财富结构里财产的比重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没有财产税。改革还要建立跨越部门决策体制,因为自己改自己,割自己身上的肉是很难的。改革最难的是有新的利益协调机制,我们需要一种跨部门、超越部门利益的决策机制,意味着要打破一些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是如果一开始把所有的利益格局都打破了,受损的人都会站在对立面去。如何积极稳妥地建立一个新的利益协调机制,能不能用增量代存量?改革开始也是增量,国有企业改不动先改民营企业,城市改不动先搞农村,内地搞不动先搞沿海,沿海搞不动先搞特区,利益调整同样就是这样调整过来的。我们能不能先从增量开始,增量一定是建立一种公平的分配机制,然后来倒逼存量的调整,这个同样需要智慧,改革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今天我就讲这些,不一定讲得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