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十二五”规划应建立约束性指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说，金融危机后，怎样制订十二五规划？在目前的形势下制订一个好的规划有一定的困难。其实，“十二五”规划对于要干一些什么事，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已经很清楚，那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发展城市化等。在思想上也都统一了，但对于怎么做却缺乏研究，也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如何编订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有人认为“十一五”规划制订得挺好，但是从几年来的实施情况看，效果并不太理想。这段时间增长更多地偏向于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从产业结构上，本来“十一五”希望服务业更多地带动经济发展，但实际结果是工业发展大大快于服务业的发展。
从城市化发展看，“十一五”城市化的进展不是很理想，主要困难是农民工市民化。另外区域发展方面，“十一五”规划提出来要建设主体功能区，事实上行政主导的，行政区域经济还有所强化。
第二是如何确定“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比如G D P，“九五”计划确定增长速度为8%，实际增长是8 .6%；“十五”确定是7%，实际是9 .5%，计划指标与实际完成差距比较大。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计划经济留下来的规划体制问题“十二五”期间如果还是按照这种方式做，还是改变不了过去的路径。
到底怎么转变发展方式？主要还是一个如何确定约束性指标的问题“十一五”规划将目标分为两类，一个是预期性，一个是约束性，从目前的执行情况看，节能减排两方面效果最好，原因就是作为约束性指标，它落实到了各个地区。“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可能在原来指标的基础上考虑增加指标。
第三个问题，如何推进城市化问题。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我觉得如果没有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的所有好处就都不存在，又会变成土地的城市化，人口半城市化。城市化战略在10年前就提了出来，这10年间城市的变化非常大。但光是土地的城市化，没有人口的城市化，消费起不来，最后还是走回到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上结构。
城市化的途径现在有两种思路，一个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一个是保留户籍，总量控制，逐步推进。前一种思路可能比较难，因为建立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投入太大，有很大难度。而后一种思路则要显示些。保留户籍放宽条件的方式，今年进点，明年进点，用10年解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 结构转变不应该增加宏观税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说，“十一五”规划提了很多要求，我们很清楚要做什么，但是怎么做才能方便公共财政起到作用。
结构问题中，一个是需求结构，一个是产业结构，还有收入分配，另外是资源依赖度比较高，创新不够。如果我们想找到转变结构问题的方法，就要首先分析造成这种结构问题的原因。
先看需求结构。需求结构方面的现状是，目前我们的储蓄率高，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储蓄增长比较快，政府的储蓄占G D P比重增加非常快，居民储蓄其实并没有增加太多，主要的还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增长较快。
再看一下宏观税负，我们从全口径看，包括一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政府基金收入、社保费等等，2008年占到G D P的32%，从1990年到2008年从20%上升到32%，这段时间内宏观税负增加非常快。如果财政税收制度不变，预计这个比例会进一步增加，这说明，宏观税负还是很重，居民收入并没有增加。
如果我们进行财政制度改革，不应该进一步增加宏观税负。改革应该以优化结构为目的，而不是增加政府收入为目的。宏观税负很大部分是非税收入，占的相当多，把它们都加进来，大概是10万亿左右，再加上国有企业上缴的是11万亿左右，这11万亿有一半是非税收入，税收占的比例不到50%。非税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应该认真考虑。
影响劳动力收入占比很重要的是结构转型，如果要实现对劳动力报酬有利的转型就要增加服务业，加快服务业的发展。目前服务业发展慢有很多原因，有一些是制度方面的，比如说服务业的进入门槛比较高、税收负担也比较重等等，据资料显示，中国的服务业税负要高于所有的O EC D国家的服务业税收负担。税收负担过重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中国需要第二轮转型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提出：中国需要第二轮转型。他说，当前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面临两大基本问题：第一，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外部需求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要从制度上实现，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第二，产能过剩、就业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如何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
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最核心的就是要推动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所谓战略性，就是它决定我们今后20、3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我们能不能持续，能不能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地发展，能不能延续我们的高增长期，就取决于我们的调整和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不能到位。
中国经济的季度增长率回调是自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的，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调整比国际金融危机还早。这表明我们此次的调整除了危机因素以外，也包含着内生的因素。金融危机只是加大了我们这次经济下滑的幅度，加深了下滑的深度。而中国经济增长内生问题有两个基本约束条件。本世纪以来，我国这轮经济的发展速度，从2001年的8.3%提高到2007年的13%，增量的部分是63.9%，接近2/3，而加速的主要因素是外需拉动，2003年入世后遇到了全球经济高潮，以后可能很难再遇到这种情况。
另外，经济增长对要素的投入依赖程度过高，是另一内生阻碍因素。本世纪以来，资本的投入比上世纪90年代贡献明显提高，说明我们这一轮的高速增长，实际要素投入依赖性增强，全要素贡献率下降。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目前内外需不平衡、供给结构内部不平衡，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滞后的矛盾对经济的约束性越来越大。
如果说第一次转型是着眼于体制的转轨，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包括参与全球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财富积累，劳动力转移，使中国完成第一个目标，从经济弱国到经济大国，第二次转型的目标就要更高，要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所以必须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高社会的共享水平，为更长期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第二轮转型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放手地方可能有突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十一五”规划虽是个很好的规划，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多。现在要做一个好的规划，就要从过去4年总结出经验。他表示，要放手让各地方来创造，企业家可以跟地方相结合，总结各个地方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往往能够在地区得到突破。因为地方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能够发挥大家创造性的话效果可能更好。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十二五”应从强国到富民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指出，“十二五”需要实现的是从强国到富民的转变。他说，我们前30年基本的战略是以政府为主导，国有企业为基础，以强国为目标。如果不能完成上述的转变，“十二五”将难以解决很多问题。他表示，当前中国要完成从外援工业化到内援城市化的转变。中国之前30年基本上是外援工业化，也是世界上最能成功的工业化。但是外援工业化成功以后，需要有所转变，城市化的事情需要在我们内部进行，不能寄希望于外部。“十二五”应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使现在的价格关系逐步合理化，逐步从政府为主导的价格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体系。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 人民币将保持强势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指出“十二五”的最大问题是看清国际环境，美国经济二次探底难以避免，而中国将通过城市化发展来迎接这样的国际环境。
他指出“十二五”面临的是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是这么多五年计划里最复杂的一个“以后美国好不了又不让别人好，对于这样的形势我们要做长期的准备。”马晓河认为，未来不仅是5年甚至可能10年内，世界的形势是高增长低利率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因为危机不断，发达国家不敢轻易推出刺激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和各国货币将保持强势，庞大的外资要进入中国，这个趋势将长期存在。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明确规划定给谁看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针对“十二五”规划，首先就要弄清是为谁而定，定给谁看。“我们不是搞课题研究，不是搞漂亮的课题报告。”“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是怎么执行的问题。发改委长期关注国民收入问题，搞的都是投资项目，我们现在要更重视的是增长方式的改变，全球经济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在的影响等等。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就不能延续过去的做法，而要更多地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有非常明确的要求，有更具体的东西，这才能使规划真正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计划。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 规划重在形成机制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表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不在与是否继续转型，而是怎么形成机制的问题。当前的问题是出现了“想转转不了”的状况，这主要是没有机制造成的。
关于城市化的问题，魏杰表示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有两种人非常积极于此事。一种是农村把村子变成城市，但所有的事情还没法纳入城市的农村人；还有一种是城里的农村人，他们在城里已经有房子、有职业，但他们却不是城里人，没法进城市保障体系。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 企业发展 机制很重要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介绍，联想并购IBM以后营业额最好的时候达到了170亿美元，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时一度亏损267亿美元，于是2009年2月份他又回到了董事长的位置，杨元庆出任C E O。随后的三个季度，第一个季度扭亏，后两个季度盈利，且势头越来越好。总结这里面的经验，他认为与机制有关。杨元庆出任CEO之前，CEO是一个美国的职业经理人。虽然他工作积极，但是由于他计划就在中国公司做5年然后离职，所以许多决策都是短期行为，一些必要的中长期目标中要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在电脑行业里，这几年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个人消费电脑的增长速度大于商业用电脑的增长速度。然而联想并购的IBM，过去在海外主要做商业电脑，所以现在必须调整供应链系统中的IT系统。另外还要投入很多新产品。这两件事都要增加投入，大概要5到7个亿美元的投入。这个美国C EO早就看到了这点，但是始终不肯做。这充分说明了机制问题的重要性。因为中国许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C E O也是职业经理人，也未必一定会做长远规划，而董事会的董事们的主要任务是看住这个企业怎么样遵守法律法规和不要犯错，于是就没有人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 该出口时就要出口
“我们中国做规划也好，做大报告也好，总喜欢提新阶段。其实更重要的是扎扎实实做好事情，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跟风式地提高服务业在整个G D P中的比重没有必要。一个乡镇，一个县一个市，不一定非要搞服务业。关键是要把大方向问题解决，按不同地方的省情、地情具体操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危机对我国外贸的打击将是普遍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自己限制自己的出口，美国不会说出口多就不敢出口了。中国的出口有强大竞争能力，那就要出口。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大加强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因此，不管发展什么行业，对经济发展有利的就要大力支持。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 “十二五”规划定位很重要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表示，“十二五”规划的定位十分重要，只有明确好规划的定位才能使规划可行。“十二五”规划期间的基本环境有6个方面要考虑：一是中国的崛起更引人关注；二是全球金融体系重构的压力增大；三是传媒和网络时代的挑战更加严重。“推特”“微博”等方式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范围大大增加；四是环境与资源约束更强；五是结构失衡的矛盾亟待解决；六是行政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认清环境后，就是规划定位问题。制订五年规划时一定要进一步明确规划的定位，明确规划的功能。规划到底是给中央政府制定的，还是给地方政府制订的，还是给企业还是公民制订的，应怎样规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公民在规划中的责任和义务等等。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以防通胀的方式防地产崩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出语惊人“十二五”期间最大的风险在于房地产的崩盘。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机制来防范。应该用现在调控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调控房地产。通货膨胀调控有一个C PI指标，并且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每年不能超过3%-4%，超过了这个幅度就会有政策出台。另外全国性、地区性的通货膨胀由谁负责也是明确的。
从宏观角度来说，首先要建立一个非常权威的准确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其次这个指数要有一个社会容忍度，既要有上限也要有下限。要建立相关的“问责制”，权责明确也是防范房地产崩盘风险的有力保障。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 土地出让应招标、拍卖并举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建议，把现有土地拍卖方法改成招标和拍卖同时进行“我们搞房地产的老总说为什么房价涨，就是拍卖拍的”。拍卖是市场办法，是非常有效的，但这种方法在经济学上讲是看不见供给线的，因此现在需要采用招标的办法。从世界上大宗商品，黄金、石油的定价来看，就是供给和需求交点定的，有一个报价中心，谁愿意买报价，出什么价钱，买多少，决定卖的也来报价，构成一张图，就是供给线和需求线，从交点定价位，这就是市场定价。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 建立人民福祉指数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指出，如果想克服G D P导向的政府行为的话，“十二五”规划就应考虑以改进人民福祉为目标。现在很多人提幸福指数，但是很多是一种主观愿望，我们国家提出小康社会，提的目标是客观指标，物质产品指标。福祉是很古老的一个说法，其本身包括物质生活，再有一种愿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提升，创建福祉指标体系是值得探索的工作，希望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可以建立包含4个部分的人民福祉指数体系，即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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