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素有中国经济“智库”之称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0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众多经济学家、企业家围绕“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新阶段”的主题进行了研讨，并将“调整、转型”视为我国“十二五”期间发展的核心词汇。出席年会的有论坛成员许善达、杨伟民、白重恩、王一鸣、吴敬琏、魏杰、龙永图、张曙光、夏斌、汤敏、吴晓灵，论坛荣誉成员茅于轼，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柳传志，以及嘉宾郑京平、马晓河等。

2009年9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全国“十二五”规划编制的前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十二五”规划编制前期工作。2010年作为“十一五”的收官之年，目前有关下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已进入重大议事日程。据悉，该规划编制有望在今年完成后于明年初提交国务院，并在明年3月提交全国人大讨论。

突破原有规划路径

对于定位未来中国社会经济中长期发展路径，“十二五”规划显然具有重要作用。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在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方向和政策国际研讨会上透露，有关部门在规划和编制“十二五”规划时，将继续关注扩大内需等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重大举措。

在此次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0年年会上，众多经济学家对“十二五”规划表示期待，同时提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的内外部环境都将发生较大变化，如何准确判断这些变化，将“十二五”规划的编制落在实处尤为关键。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谈及“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时表示，在目前的形势下制定一个好的规划有一定的困难，“‘十二五’规划对于要干一些什么事，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已经很清楚，那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发展城市化等具体内容，但对于怎么做缺乏研究，也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之前，首先应该做的是总结我国在“十一五”期间的经验与教训，“‘十一五’是一个很好的规划，但在实施中实际的进展并不多，所以对‘十一五’规划的实施进行总结，势必有利于‘十二五’规划的制定。”

早在2008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情况时曾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将对后两年规划实施形成严峻的挑战，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还不到位、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供需总量及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矛盾，都将成为此后“十一五”规划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显然，直至今日，上述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对此，杨伟民指出：“从几年来‘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情况看，效果并不太理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本来希望服务业更多带动经济发展，但实际结果是工业发展大大快于服务业的发展；在城市化发展方面，城市化的进展不是很理想，主要困难是农民工市民化；在区域发展方面，‘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主体功能区，事实上行政主导的行政区域经济有所强化。”

这种主观愿望与实际发展相背离的现象还反映在我国的GDP增速上。资料显示，我国“九五”计划确定的GDP增速是8%，实际增长8.6%；“十五”规划确定的是7%，实际增速是9.5%，GDP的实际增速总是高于规划目标。杨伟民分析，造成这种情况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计划经济留下的规划体制问题，即地方的发展规划总是先于国家的发展规划发布。例如 “十二五”的国家规划要明年两会期间才发布，但地方的规划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就出台了。一般情况下，地方的经济增速目标要高于国家目标，市里的目标又高于省里的目标，就这样层层加码，国家的经济增速目标甚至在有的地区成了必须完成的底线目标。

杨伟民建议，“规划的写法，能不能改善一些？”即可以考虑改变之前面面俱到谈工业、农业、服务业的思路，专门针对每个重大专题和重大问题，提出具体应采取什么措施，这样“可操作性比较强”。

“如果还是按照这种方式做，还是改变不了过去的路径。”杨伟民指出，“‘十二五’期间的转变发展方式主要还是如何确定约束性指标的问题。‘十一五’规划将目标分为两类，一是预期性，二是约束性。从目前的执行情况看，节能减排方面效果最好，原因就是作为约束性指标落实到了各个地区。‘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可能要在原来指标的基础上考虑增加指标。”

此外，有专家建议，我国应逐渐淡化“GDP崇拜”的现象，更多考虑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改进人民福祉。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演讲中指出：“十二五”是经济转型也是社会转型，转型关键在于机制：微观是企业机制，宏观则是政府的行为机制。

定义中国式“十二五”

在年会论坛上，众多专家提示，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将异常复杂，甚至是这么多个五年中最复杂多变的。

对此，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认为，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充分考虑国内外环境，其中有六个的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是中国的崛起更引人关注；二是全球金融体系重构的压力增大；三是传媒和网络时代的挑战更加严重——“推特”、“微博”等方式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范围大增；四是环境与资源约束更强；五是结构失衡的矛盾亟待解决；六是行政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未来不仅是5年，甚至在10年内，世界经济形势都将是高增长低利率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因为危机不断，发达国家不敢轻易推出刺激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和各国货币将保持强势，庞大的外资要进入中国，这个趋势将长期存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指出，关键是要清楚这样的趋势对中国有没有益处，我们怎么利用这样的趋势？“中国现在最大优势在于，我们通过城市化可以发挥巨大发展空间，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很快增长速度，这个增长不会在‘十二五’出现，因为现在的认识不统一。”

“‘十二五’规划可能是一个处于拐点的规划，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可能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说，“十一五”期间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十二五”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未来中国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除了做巨大的出口国家以外，有没有必要成为资本输出大国，这些都应该成为规划制定者思考的问题。

在强调认清当前形势的同时，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主张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应正视自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所拥有的外贸优势，具备“该出口时就出口”的魄力。“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危机对我国外贸的打击将是普遍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自己限制自己的出口，美国不会说出口多就不敢出口了。中国的出口有强大竞争能力，那就要出口！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大加强了我国的外贸竞争力，因此不管发展什么行业，对经济发展有利的就要大力支持。” 龙永图如是说。

“十二五”期间，面对外部复杂的国际环境，被提及数十年之久却一直悬而未决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增长方式和结构转型着实令人期待，作为支持这一转型的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吴敬琏认为，在“十二五”期间就是要放手让各地创造，企业家可以跟地方相结合，总结各个地方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往往能够在地区得到突破，因为地方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能够发挥大家创造性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

“跟风式地提高服务业在整个GDP中的比重，没有必要。一个乡镇、一个县、一个市，不一定非要搞服务业，关键是要把大方向的问题解决，按不同地方的情况具体操作。”龙永图说。

据悉，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陆续召开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十二五”规划座谈会，考虑长远目标成为地方的共同建议，而且各地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按照张平的说法，东部地区是要深入研究如何率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而中部和东北地区则是如何解决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更好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