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经济强国梦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结构转变

 

   本报记者鄢来雄北京报道 在“十一五”收官之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日前举行了主题为“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新阶段”的论坛年会。与会专家学者就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该如何引领中国经济走势进行了探讨。他们反思了“十一五”规划的得与失，预测了“十二五”经济风险并提出防范建议。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普遍认为，中国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转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以专家的身份探讨了现行体制下我国规划编制中存在的不足。他说，我国GDP屡屡超速暴露了规划设计的不足。他举例说，我国“九五”计划确定的GDP增速是8%，最后实际增长8.6%；“十五”规划确定的是7%，但最后实际增长9.5%；“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是7.5%，但最后实际增速是10%。GDP的实际增速总是高于规划目标。他分析说，GDP的规划指标与实际完成情况差距较大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地方的发展规划总是先于国家的发展规划发布。比如，“十二五”的国家规划要明年两会期间才发布，但地方的规划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就出台了。一般情况下，地方的经济增速目标都要高于国家目标，市里的目标又高于省里的目标，就这样层层加码，国家的经济增速目标甚至在有的地区成了必须完成的底线目标。而由于地方政府手握资源，经济增速的任务几乎都能完成。但超速的GDP是用粗放的增长方式换取的，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他表示，如果国家规划晚于地方规划发布的问题不解决，“十二五”GDP估计又要超速。 
  杨伟民提出，“十二五”规划中应继续增设约束性指标。他介绍说，“十一五”规划中，把节能减排设置为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较好。“十二五”规划中，建议增加污染减排的指标，同时应该合理讨论节能指标是不是要继续与GDP挂钩。“十一五”规划中以降低单位GDP能耗为目标，有的地方采取的路径是提高GDP的总量来稀释，这样的结果是，单位GDP的能耗可能下降了，但能源消耗的总量并没有减少，还有可能随GDP增加而上升。 
     杨伟民还建议，应把“开发强度”设立为“十二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他说，尽管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我国总体的开发强度还不是很高，但如果除去一些不宜开发的地区，我国的开发强度已经很高。像深圳这样的地区，能开发的区域已经非常有限。他认为，设立开发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经济学家汤敏则认为，房地产崩盘或成“十二五”经济中的最大风险，房地产崩盘的风险防范必须放在“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位置。他同时认为，目前我国房价调控的手段过于微观和随意。因此，应设立一个类似于围绕CPI的变化进行宏观调控的房地产调控指数系统。例如，设立一个房地产预警指数，当房价上涨接近预警水平，那么相关的宏观政策，包括利率、土地供给等措施就应该及时启动，进行干预，包括使用问责手段。
     针对房价高企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应改革现有的土地拍卖制度为招标和拍卖相结合，以此平衡地价降低房价。他认为，房价具有民生属性，而土地拍卖又缺乏上限，最终结果是，土地价格过高进而推动房价的快速上涨。采取招标与拍卖相结合的方式，则有利于土地价格的平衡，其直接的结果是愿意低价转让土地的出让方成交可能性更大，这就可能达到地价的平衡，而非地价一路不回头地高涨。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次危机表面是外部需求收缩，影响制造业和就业，深层次还是中国发展模式积累的结构矛盾和问题，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一次转型，那么未来30年将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转型。因此，“十二五”规划将非常重要。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从外部加快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他说，如果说前30年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是第一次转型，引入了市场机制，参与了全球竞争，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优化配置和财富积累，以及劳动力转移，使得中国完成了从经济弱国到经济大国的目标，那么接下来，中国将进行第二次转型，这一次目标更高，就是要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而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转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认为，“十二五”规划可能是一个处于“拐点”的规划，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改变了世界，也可能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思考我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除了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做出口大国之外，有没有必要成为资本输出大国，这些应成为规划制定者思考的问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十二五”应该成为我国重要的转型时期，不只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还应包括社会转型，要把社会转型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要改变目前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指出，“十二五”是经济转型也是社会转型，转型关键在于机制：微观是企业机制，宏观是政府的行为机制。她认为，企业的微观机制是否正确，取决于能否真正解决平等保护所有产权。“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现在没有落实保护产权，于是很多人把自己的财产转到外面获得一个身份，有的人在外面发展了，有的戴了一个帽子（变成外国人）。另一个担心则是现在的富二代很多都没有父辈创业精神”。
     而在政府机制方面，吴晓灵指出，中国最大的特点是政府掌握了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的资源，政府行为的正确与否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大。她特别提出，“十二五”规划要克服政府的GDP导向，在规划中写入“人民福祉”目标。她建议，人民福祉指数应该包括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公共服务4个方面。这4个大指标下面又分为收入与消费、对社会环境的安全感、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46个小的指标。 
     吴晓灵透露，她所供职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已经把“人民福祉”作为“十二五”的重要调研题目。她也希望这样的指标设计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最终形成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考核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