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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及中国的对号入座
演讲者:蔡昉    时间:2013-10-17    阅读:733次   

    长安论坛已经搞了很多年了,我差不多也是年年都讲。我设想这个讲座是俄罗斯套娃娃,最外面是大娃娃,第二层还有一个二娃娃,最小在里面一个芯还是个娃娃。比如我们以往讲人口红利,讲就业问题,讲刘易斯转折点,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断地在研究,听众不停的质疑,你一边回应质疑,一边再做新的研究,最后你的研究既可以把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史的过程,包括各国都可以套用的经济增长模式融合在一起,又可以把你所做的每个局部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就像一个大的套娃娃,最后形成了一个大框架。所以我想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一般性划分以及中国如何对号入座,放在每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又有哪些重要的理论命题,而这些命题的中国的版本又是如何,这样相对来说就会更学术化一点。

    (图)

    我们的GDP在世界的比重曾经很高,最高的时候是在1830年前后,占到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后来它一路下降,人均收入也是一路下降,一直降到最低点。这张图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红色和蓝色降到最低点之前都是以一百年、一千年这样来划分的坐标轴,之后则是以每年的一个划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里,就逆转了中国经济的地位,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应该能对经济增理论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我们先来看看经济增长阶段如何划分。应该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学经济学又学增长理论,但是不太讲阶段划分的问题,更多接受的是现代的所谓新古典增长理论。当然,在它的基础上又有创新修正,比如说新增长理论。但是当年我们学发展经济学、学增长问题的时候,接触的是对增长阶段各种各样的划分,而现在的潮流是,现代的理论越来越不倾向于划分阶段。但是,我认为划分阶段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有一个阶段,前面有比我们更富裕的国家,我们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后边还有中等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许多贫困国家,于是我们从整个人类经济发展长河中,找出阶段的划分,就能找一个好的坐标。然后把我们放在特定的坐标中,瞻前顾后,就能认清我们处在什么阶段,有什么挑战,我们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经验,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所有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都会变得更有针对性。

    宏观经济学应该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研究周期问题,短期的;还有一个部分叫经济增长。但是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其实不谈经济增长,而是关注周期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关心到货币发量、PMI最近有什么变化,CPI有什么变化,就业有什么变化等等这些太短期、太具体的东西,反而把宏观经济学变的不那么宏观了。如果我们看经济增长又有阶段的含义,容易给我们提供一个真正宏观的视野,能够把中国的近期问题放在一个长期框架中来认识。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说卢卡斯,他说研究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的盛衰起伏,是一个如此诱惑人的东西。所以,我们观察分析更长期的发展,对理解当前的问题会有更多的帮助。

    过去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可谓五花八门。一个比较有名代表是罗斯托野,这个人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政治家,曾经在美国当过很高的官,他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对相当一部分经济学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早期他是把经济发展划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是标准的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率很低,贫困。第二个是准备起飞条件的发展阶段。因为贫困,大家都努力发展,并且为发展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条件。第三个是起飞阶段,第四个是步入正规的经济发展阶段,第四个是大众消费阶段,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后来他在修正这个理论的时候,又加了一个叫提高生活质量阶段。现在人们一般只记住了他的前面的五个阶段。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些人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人们开始怀疑发展经济学,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就开始放弃发展经济学。在美国大学里基本上是没有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我们熟知的像刘易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在西方已经不被人提起了。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就像美国、欧洲很明智的新古典的增长过程,因此他们不再划分阶段。但是近年来又出现一个新的变化,比如说青木昌彦教授,去年还是前年召开世界经济学家大会,他当时是世界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主席,他的主旨报告按照东亚的经验把经济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叫做马尔萨斯阶段。主要表现是贫困的均衡陷井,人们摆脱了这个陷井,收入水平刚一提高就多生孩子,人一多就把原来的产品摊薄了,人均收入水平又降下来了。第二个阶段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渐缩小农业份额,扩大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叫做K阶段。我曾经对青木昌彦教授说,你的这个阶段也可以叫刘易斯阶段,因为它主要涉及的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他最初是接受了,他说也可以把它叫做L阶段,后来回去他认真想了以后,还是坚持叫K阶段。第三个阶段叫H阶段,是一个靠人力资本提高生产率的一个发展阶段。如果这一关你能够过,就进入到第四个阶段,即后人口转变阶段。这个阶段基本上就是老龄化社会,生育率非常低,不再有人口红利,要向所有的新古典类型的经济一样来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和创新才能得到发展。这是他划分的四个阶段,或者也可以说五个阶段。毕竟青木昌彦教授主要作为地区研究,他不是理论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中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中倾向于划分阶段的,是一个叫普雷斯科特的人,他和一个同事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过去只承认一个新古典增长,叫做索洛阶段,其实我们不能忽略掉人类很长时间是一个马尔萨斯的发展类型。因此他建立了一个模型,说人类至少有两个发展阶段,一个叫做马尔萨斯阶段,一个叫做索洛阶段。前面是一个贫困的均衡,如果你打破了这个均衡,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转型,那么你就进入到新古典阶段,你就要遵循索洛所提出来的,经济增长唯一的来源是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打开的一个缺口,终于承认除了索洛阶段,还有其它的发展阶段。同时他还提出(没有明确的说),在马尔萨斯和索洛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其它的阶段,这个阶段他没说应该叫什么,他说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除阻碍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这些障碍,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生产率更高部门的一个过程。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很自然,这个就是刘易斯阶段,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发展。

    青木昌彦教授还是不愿意把L阶段叫成K阶段。按照他们已经做的工作和观察中国所走过的路程,以及我们看到大量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以后,我们可以来确定,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是马尔萨斯的贫困陷井,第二是个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分别叫M类型的经济增长,L类型的经济增长。第三个是刘易斯转折点,我们特别把刘易斯转折的阶段列出来,因为它对中国有特别的含义。第四阶段是索洛新古典增长。有了这四个发展阶段的划分,我们就得到一个框架,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框架来观察人类历史是怎么发展的,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今天处在哪个阶段上,我们在哪个阶段上会提出什么样的重大命题,这些命题是作为广大的知识分子关心的。中国怎么走,同时也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重要的理论题目。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几个阶段,看一下和这几个阶段相关的重要命题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看看马尔萨斯贫困陷井。马尔萨斯发展阶段是我们最不应该忽略的,因为人类历史最长的时间是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井之中。有一位经济理论学家说,大家一般公认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一百万年,他把人类一百万年历史的假设成一百码长的美式橄榄球场,假设人类从橄榄球场的这一头起步往那边走,走到九十九码的时候,时间已经九十九万年了,只给人类剩下过去的一万年,这时候人类最重要的产业农业才出现。再继续走,到了公元初有一个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这个时候距球场终点只剩下七英寸了。再继续走,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是工业革命,对于今天来说工业革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人类历史已经走到了剩下不到一英寸的地方。工业革命是划分马尔萨斯贫困陷井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关键点。人类的历史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处在马尔萨斯时代,也就是贫困时代。只是到了工业革命时代,1800年左右,世界上才出现了人均收入的实质性增长。在这之前,全世界的人均收入基本上是在一百美元左右,一直到1800年前后开始迅速提高,现在大概几千美元。在这个提高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一起提高,首先是欧洲、英国,然后是欧洲大陆,以后扩展到欧洲的移民国家,比如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后来扩大到了东亚的日本等等。这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以后,人均收入有实质性增长在世界上出现了大分流,一部分国家开始了快速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但是还有大量的国家处在落后贫穷、缓慢的增长或者停滞中。因此大分流和世界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

    因此,马尔萨斯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忽略。同时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有大量的马尔萨斯现象,人们说人口爆炸是马尔萨斯陷井,说出现自然灾害、饥荒是人口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是马尔萨斯陷井,出现气候变化的恶果同样也会联想到马尔萨斯,出现了战争对抗说这是马尔萨斯机制在起作用,因此马尔萨斯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在今天也可以找到它的应用场所。马尔萨斯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臭名昭著,其实在世界上也是,过去二百多年大家都在批判,但是他却成为一个人们永远忘不掉的经济学家。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伦敦的拍卖市场上,你去找一本李嘉图最有名的著作第一版,它的拍卖价是六百英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版拍卖价是两万英镑,但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第一版的拍卖价高达三万英镑,它的影响力甚至比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还要大。这是一个特定的阶段,认识这个阶段人们很自然的提出一个命题,叫做如何解释大分流?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何时何地,也就是说你在欧洲在英国在亚洲还是在美洲,无论是在罗马帝国时期,还是在中国的秦代,甚至更早更晚,人类生活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你在研究经济史的时候,凑巧没有比较经济发展水平富裕程度的指标数据,你完全可以用平均身高来衡量人均收入水平。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有个研究所有个杂志叫《中国人口科学》,有一年我当主编,德国人投了一篇研究我们兵马俑的稿子,我也不能完全看懂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给他发表了。他做了考察,并且假设兵马俑是真人大小,兵马俑是士兵,士兵当然要挑最年轻和最好身体的人,因此他估算了我们秦代人当时的平均身高,得出了一个数据,并且在国外也找到了一个数据,最后他发现秦代士兵的平均身高要高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人们的平均身高,这意味着美国到了南北战争时期依然处在马尔萨斯阶段,它的生活水平并不比中国秦代更高一些。

    为什么到了工业革命时期一下子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不同的路径?人们提出这个重要的命题,中国人给这个命题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叫“李约瑟之谜”。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专家,他比较早的提出了中国在历史上是很强大的,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科技也是领先于世界其它几大地区的,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就跟西方拉开了距离,中国落后了。他说,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可以科技领先世界,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反而落后了。中国有很多的学者有很多的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观点也很多,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经济学家也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我并不想多讲,今天我只想简单的讲两点,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让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核心其实不是资本的积累,不是土地的多少,而是来自于Idear,过去我们把它翻成思想,其实不对,如果一定要翻译我们叫它为创意创新。因此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解释经济增长还是不增长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物质资本的积累,一个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有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才可能有创新创意,有物质资本的积累才能把创新创意变成实质性的物质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东西在马尔萨斯时代的任何国家都是稀缺的。如何把这些东西培养、积累起来是核心,要靠的一种激励机制。

西方和中国后来在两点上产生了差距,第一点是中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缺乏物质积累的激励。在早期马尔萨斯时代,大家都务农,人均GDP只有一百美元,让每一个农业劳动者进行物质资本的积累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那个年代需要国家的积累,或者是形成一个地方性的能够具有积累的机制和积累的职能。在欧洲形成了国王分封,你有战功或者你是贵族,就分给你一片土地,建立你的庄园,形成独立的经济体。你可以和外国人做贸易,经济发展了我不会对你抢夺,但是我们两个之间是契约关系,我分给你土地,你享受它的成果,但是到了打仗的时候,由于当时没有国家军队,所以要求你要带人跟着我去打仗。没有钱的贵族也可以自己披一身盔甲,骑匹马,扛支枪跟我去打仗。由于在君主、贵族和地方经济体之间形成了这种契约关系,因此地方有发展自己经济的动力激励,实现了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无法做到的事情。中国比较早的形成了中央帝国,这个帝国的中央政府是不能直接搞经济的,除非要修长城,要修都江堰,大多数情况它都不参加经济建设,只是派下去官员负责抽税征兵。官员只对皇上负责,对中央政府负责,不对地方经济负责,也不会从地方经济中得到好处。土地可以买卖,也有自主权,但是整体上从产权上讲统统莫非王土,因此我们没有形成独立且有很强激励的发展经济的地方经济体,这是物质资本的积累。

    第二点,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很多学者包括林毅夫教授也讲到了,说我们的科举制度是一个最阻碍人力资本形成的因素。但是很多人的研究到这为止,并没有说科举制度为什么会产生。制度是被需要引诱出来的,科举制度也是如此。那时中央王朝和地方不是那种契约关系,而是中央政府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要不断的被重复,不断的被确定,不断的由你来表达出来,因此在选择精英的时候,第一你要能够论证皇朝和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第二要表明你的忠诚。当时统治者发现在诸子百家中,儒家的孔子学说是最有利的,可以利用这一套基本的论理,保持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因此就把这个思想接受下来,再用科举制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人想进入精英阶层就只有一条独木桥,这条独木桥就是要来考试,考的是八股,不要创新。本来中国社会的精英也是有的,但是现在只给了你一条路,大家都挤到了那条独木桥上去。而科技、工艺、技能这些东西当时都是不受鼓励的。虽然有创新,也有发明,但是它无法形成足够的氛围,没有形成打破马尔萨斯陷井的力量。这是马尔萨斯发展阶段的重要的命题,在国际上是要解释大分流,而在中国是要认识,为什么我们在近代没有能够实现工业革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故乡,而是落到了后面。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叫做“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78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他给了我们一个工具,我们知道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发展的,主要过程就是把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吸纳出来,用不变的工资吸纳他们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直到有一天把劳动力吸收完,整个过程就叫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过去包括刘易斯本人也没有明确讲清楚,说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是两个过程,至少你要看两个事件才能看明白,一个事件是经济过程本身,劳动力不断被吸收,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的过程;另一个是人口转变的过程。这个人口转变过程总的来说可以这么来描述,就是生育水平或者说人口增长会从马尔萨斯时期的因为贫穷而非常低(因为很穷生不出那么多孩子,同时出生率很高,死亡率更高),逐渐开始人口的增长,到了现代人口转变的发展阶段。人们开始较少的生孩子,生育率慢慢下降。作为对人口变化的一个回应,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比如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二十年以后也经历从低到高,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因为生育率多年下降,也就不能再增长了,老化了,比重也下降了。因此这两条曲线揭示了为什么我们有剩余劳动力,为什么能够得到人口红利,为什么这人口红利终究会过去,剩余劳动力终究要吸纳过尽,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为什么我们终究要走向新古典的增长过程。这是我们想讲的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向世界推荐所谓的“东亚奇迹”,当时主要表现是亚洲“四小龙”。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不懂什么叫剩余劳动力,不懂什么叫人口红利,因此他们批评东亚经济,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奇迹,好日子也不会持续下去。最典型的是克鲁格曼教授,他看到几篇重要的计量经济学文章,用的都是新加坡的数据,他说新加坡GDP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前苏联就是这种增长模式,最后跨台了,所以他说东亚经济就是个纸老虎。因为他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不知道东亚是有剩余劳动力的,也不知道东亚有一个特殊的人口转变过程,在特定的时期能够创造人口红利。他没有做严肃的研究,只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看成普及性的文章,结果大家都和他争论,很多人批评他的观点,因为这个事他在新加坡很出名。我听林毅夫讲过这个故事,在2000年的一个会议上,克鲁格曼去参会,李光耀也在,人们把他介绍给李光耀说这是克鲁格曼教授,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李光耀说我当然认识他。李光耀说教授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说新加坡过去的经济增长都是靠高储蓄、高投资,资本回报终究会下降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但是这种高投资、高储蓄已经持续了四十年之久,我们的高回报到今天还是很高,你怎么解释这个?这个故事到此为止,不知道他是怎么解释的。我觉得他可能解释不了,因为他不知道人口红利这件事情。在东亚和中国都是有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红利的,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人口转折过程,劳动年龄人口曾经一度迅速的增长。

    过去我们测算人口红利,是把人口抚养比单独做一个变量,放在经济增长的模型中来看看它贡献了多少,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个并不一定正确。我们应该看到人口因素在所有经济增长的变量中都起到了作用。

    (图)这是从1978年改革开始直到最新一年的数据,整个经济是接近10%的增长速度,每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率做出的贡献。最大的一块是下面这块蓝色的,是资本积累的贡献,占到60%-70%,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这部分促成的。看上去它不是什么人口红利,其实不然,它跟人口因素密切相关。我们讲两条因素,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如果迅速增长,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很自然它倒过来的指标就叫做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人口的负担很轻,我们的生产力剩余可以积累下来用于投资,这就保证了物质资本的来源。二是物质资本要想不断的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还要有回报率,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说总靠物质资本的投入回报率会下降,叫边际报酬递减,但是边际报酬递减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短缺,一种要求不变,另一种要求不断投入,报酬一定会递减。但是在东亚和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你积累了多少的资本,我就有成比例的劳动力和你匹配,过去三十年大量的农民工每年从农业转出来,因此报酬递减现象不会发生。过去清华有些老师做过研究,证明中国在很多年里资本回报率相当高,这就是人口因素带来的。除此之外人力资本、劳动力、劳动力的配置,从低生产力的部门转到非生产力的部门带来生产力的进步,都是和人口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长时间处在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刘易斯理论是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的。很多人深受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危害。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国经济学刊物,叫做《中国经济评论》,它的主编应该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他对我们讨论刘易斯转折点的问题不赞成,但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很热,讨论很多,于是他就组织正方和反方一块写文章。当然我是正方,他也找了反方,最后他变成了反反方。正方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了,反方说还没有到,说刘易斯这个命题在中国根本不成立,刘易斯理论根本没有解释力。他调侃说,与其说刘易斯转折点,还不如说是个索尔斯转折点。我们知道1978年刘易斯去领经济学奖的时候,跟他一起还有一个人就是索尔斯,他们俩人一起得的奖,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到了后来他们的观点却是黑白鲜明、针锋相对。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大批剩余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零或者是负数。索尔斯坚决反对说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说有市场把剩余劳动力价格压的低低的最后就没了,更不会出现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他们两个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最后两个都有道理就一块得了奖。我顺便插一点趣闻,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大概在1994年、1995年,我突然接到一个美国教授的邀请,说他有一个难题请我来帮我解决一下,他做的课题是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就卡在了剩余劳动力问题上。我就摘了一个现成的桃子,帮助他用一周时间对剩余劳动力做了一个估算,整个课题我就成了三个作者之一了。在课题结项的时候,请一些大牌专家来评论,其中一个人很大牌,是林毅夫的导师。这个教授是狠狠批评了这个课题,而且主要批评的是我做的剩余劳动力这个课题,说根本不应该有剩余劳动力。因为他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也可以算是索尔斯的学生,他坚决要捍卫说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说这个课题不行。我们三个人态度很坚定,坚决反对批评意见,坚决不改,最后也出了书。有趣的是,这个教授人特别好,他对中国学生尤其好,他退休以后,他的两个最重要的学生经常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做研究,他做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调研和研究,最后编了全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很厚一本论文集。我也拜读了一下,发现他的论文大量篇幅在讲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完全承认中国有剩余的劳动力,他们的生产率比其它部门要低很多,也就是还能说剩余劳动力不存在吗?新古典的经济学家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解释不了东亚奇迹,也解释不了中国奇迹。

    我们知道,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更是一个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农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日本、韩国和中国是最典型的经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的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断在下降,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它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还是在不断下降。很多人批评我说,中国有的是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你怎么说刘易斯转折点到了?我没有说没有劳动力转移了,但是刘易斯转折点还是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含义只是说剩余劳动力还有,但是如果你不再提高工资,人家就不再转移了。韩国1972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之前之后劳动力是在继续转移。我认为中国是在2004年,当然这是官方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重估了一下比它还要低一些,但是过去是迅速的转移,今后仍将迅速的转移。

    第四个是针对中国的特点特意构造出来的,它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是刘易斯转折点。刚才并不是说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剩余劳动力没了,你去读刘易斯经典的文章,其实只是几篇文章而已。读了它以后你会发现,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力还有,但是过去用不变水平的工资就可以无限吸纳劳动力是不太可行了,你必须给他涨工资,促使他继续转移出来。因此出现的普通劳动者短缺,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标志。

    这里是农民工资增长的情况。

    对于中国的特点,我们在刘易斯的特点上加上了一个人口因素。如果说2004年我们看到了出现农民工招工难,此后农民工工资一直处在上涨过程是一个现象的话,背后的推动力至少有一条,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慢。终于到了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15到59岁的人群开始绝对的减少。我们的人口抚养比是把劳动年龄人口放在分母上,于是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了。前面说的获得人口红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逆转,很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下来,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在争论刘易斯转折点究竟到没到来的时候,也有好心的国外学者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因为经济发展是很长的过程,所谓的点就是一年,你们如果不说刘易斯转折点,而是说刘易斯转折区间是若干年,也许人们更愿意接受你的观点。我就想到底这个区间是多长?我们从2004年熬到了2010年,突然发现有两个变化,2004年出现民工荒、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六年的时间应该算是一个区间了。即使说刘易斯转折区间,我认为它也走完了,我们面临一个经济增长减速的过程,这时人们开始讨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井是指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特别是中等收入偏上阶段以后,你不能够再增长了,后面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你都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那么你就是陷入到了陷阱。这个陷阱从一开始要出现一个经济从高速增长突然减下来,因此有一些人去研究,到了什么时候经济增长会发生突然把速度降下来的现象。有一些美国大牌学者做了一项研究,研究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美元标准,并且构造了很多国家的数据,包括早期工业化国家,还有东亚和拉美国家。结果发现在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的时候,一般就会发生减速现象,这些国家前八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8%,到了17000美元之后,平均增长速度一下降到了3.3%,减掉的速度是3.5%,降了一半还多。如果中国一定要说个减速点的话,我觉得是2010年,到这一年,年龄劳动人口到达峰值之后就绝对的减少了,人口红利就消失了,相应的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就大幅度的降下来了。我们按照前面那项研究的口径来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是一万一千四百六十六美元,比美国人研究的减速时间来的早了一点,这也正好符合中国未富先少的特点,人口转变来的太快了。

    它的减速表现在这条粉色的线,是我们估算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按照劳动力的供给,资本投资水平,生产率的进步情况等等因素,模拟我们的增长能力到底有多强,发现从2010年之后的确是下降了。总的来说,在1995年到2010年之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是10.3%,实际增长率也差不多,大部分是符合的.在这之后在“十二五”期间,只有7.6%,到“十三五”期间就只会有6.2%,主要原因是人口红利消失,剩余劳动力大幅度的减少,这时你的速度就要降下来。当然6%或7%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看,还是 一般国家规律中减速之前的速度,还是不坏的。这就是二元经济发展结束之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刘易斯转折发展阶段,而这个发展阶段上的重要命题,就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像在马尔萨斯结束的时候提出一个大分流命题,或者说李约瑟之谜。

    中国还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说减速,减速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开端。最有名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拉美很多国家,还有亚洲的马来西亚,甚至南亚的一些地区。我们总结这些国家的经验,发现中等收入陷阱有“四步曲”,也可以看作四个步骤,它们有时候也是并存的。

    第一步是发展阶段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有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比如说墨西哥比索的贬值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是任何事情总是会因为某一件事情的触发,把你的本质暴露出来。在这个发展阶段之前,你有一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但是到了特定发展阶段以后,你的手段就不管用了,你又没有找到新的杀手锏,所以你就要减速。有的时候减速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你要明白以后如何保持持续增长。如果减速之后你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不知道人口红利消失了,不知道是因为刘易斯转折点到了,不知道是因为传统的靠投入推动增长的模式不管用了,而是应该靠科学进步、靠改革,你就会犯一些误判行为的错误,你就会把正常的减速推成了经济的长期停滞。1990年之后,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了,和我们2010年的情况几乎一样,但是日本不知道它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也不知道它的供给能力降低了,它以为是需求不足,因此日本人用了所有的精力搞大规模的刺激需求,还搞了区域政策,但是越刺激生产力越不能进步,最后错失二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是零增长,把减速变成了停滞。

    第二步是指高速增长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增长我也增长,你拿的份额高,我也有所改善。如果经济不再增长,蛋糕不再做大,成为一个大小不变的蛋糕,人们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来重新分配这个蛋糕。还能是均等的分配吗?肯定不是,谁的谈判力越强,谁对政策的影响力越大,或者谁以前占有更多的资源,谁就可以得到更大的份额。这样重新分配蛋糕,收入差距就会急剧扩大,社会矛盾会变的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就提出要改善收入分配,改善老百姓生活,于是他们的政策就变成了典型的民粹主义政策。这时,有更强谈判力和政策影响力的人也会站出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导致这些国家陷入恶性循环,导致体制固化。拉美国家最典型的是阿根廷,阿根廷历史上人均GDP曾经超过一万美元,几乎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比美国还要富裕,但是在这之后不仅是停滞,甚至是倒退。

    我们应该从几个方面来避免这个陷阱。第一个我用运动员的例子来看什么叫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就是你的增长能力,对运动员来说,潜在增长率是他作为个体,身体素质有什么样的能力和极限。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有它的生产率的变化,它的生产率是他的教练团队和科学的训练,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形成稳定的应该达到的成绩,那个成绩是潜在增长率。当他的成绩不再增长稳定在那里,甚至有时会下降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它的极限发生作用了。比如说他从18岁长到28岁,潜在增长率就要开始下降了。如果这时我们站出来说,不是这么回事,下降的问题是缺乏刺激,是需求不足,可以用需求因素刺激他,我们到网上去鼓励一个运动员或者骂一个运动员,也可以通过行政部门说这是政治任务要为国争光,还可以用广告商去刺激他等等,结果你不知道它的潜在增长率和供给方因素,仅仅从需求方去刺激他,老想让他在他的实际增长率之上去增长,有的时候也许会达到目的,但是总体上看,必然出现的结果就是使运动员受伤。这个比喻如果拿来对经济增长讲,那要说事情就更多了,通货膨胀是它,泡沫经济是它,僵尸企业也是它。

    有人讲新一届政府有一个“李克强思路”或者叫“李克强经济框架”,第一条就是不大规模搞刺激。有人认为不刺激经济是不太可能的,应该是不搞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概括是对的。日本就是刺激经济,它的人口红利消失,不再有剩余劳动力,传统制造业没有竞争力了,表面上看确实是需求的因素,背后是你的劳动力不像过去那么充足了。如果这个时候刺激经济,还要生产更多的制造业产品,结果没有人买,再刺激也没有用。那么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呢?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需求是相互攀升的,你有什么样的实体经济增长,才会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什么要求。产业增长慢了,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你反而要刺激基础设施,也没有人愿意来投资。你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没有那样的需求,你扩大了流动性,钱总要流向一个什么地方,除了流到贪污腐败人们的腰包里,还会流向非实体经济,比如理财行业。凯恩斯是讲刺激经济的,一位在政府任职的经济学家给他写信,说如果你宣布起动一项2亿英镑的宏大计划,你将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拿不到一个订单,因为经济中没有需求,当流动性放出以后,对金边股票部门有很强的刺激性,人们都会把它放到虚拟中去投资,它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买股票、买外国资产、买梵高的画、炒房地产,所有能够创造财富、理财的东西,实际上都背离了刺激经济的初衷。这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泡沫经济起来了,终究要破灭,日本捅破了泡沫以后,就陷入到二十年的停滞。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我们的问题出在供给方,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解决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有办法。

    我回到前面讲到的故事:克鲁格曼和李光耀的对话。李光耀问的很对,说新加坡40年的高储蓄率,投资回报还这么高,你怎么解释,问的非常好,因为克鲁格曼不懂得人口红利没办法回答。但是李光耀也有一个混淆了的地方,他混淆了投资的回报率和资本边际报酬,两个东西混在一起说,有时候两者有一致性,有时候也不一致。

    我们看看这张图,横坐标是经济增长过程,劳动力长期不断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一边转移劳动力一边积累资本,一直到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在纵坐标上的资本边际报酬可以保持不降低,同时投资回报也可以很高。但是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了,资本的边际报酬就会下降,也会导致投资的回报率下降。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不去干预它,按照QB0这个趋势降下来。对策有两个,一是看看还有没有制度潜力,李克强总理说改革可以创造制度红利。二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原因是劳动力不充足了,但是劳动力受到户籍制度等因素的约束,如果把这些约束打破了还是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延长人口红利,可以让资本边际报酬下降速度慢一点。假如说可以变成不是QB0而是QB1,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新加坡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新加坡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它采取了开放的移民政策,利用了一个国际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今天新加坡的GDP由40%是外籍人创造的,它可以防止资本边际报酬过快的下降。日本移民政策很严格,所以劳动力就是短缺的。中国未来缺少的劳动力,把现在所有号称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加在一起给我们也不够。虽然我们也有潜力可以挖,让农民工转移的更充分一些,但是最终我们的资本边际报酬总是要下降的,人口红利总是要没有的。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把资本编辑报酬下降的那部分补上去,仍然可以使你的投资回报率不下降。实新加坡做到了这一点,新加坡在目前创新的排名上列在前十位,日本则在前二十位以后了。这两个过程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通过改革创造制度红利的过程。

    我们做了一个模拟,按照目前的趋势,如果我们不改革,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从现在的水平还会继续下降,这个下降当然没有到停滞的情况。我们还想问有没有人口红利?模拟一,在2011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劳动力总量是减少的,但是如果能让劳动参与率更高,让更多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每年劳动参与率会提高一个百分点,你就可以让潜在增长率增加0.88个百分点,这是相当可观的。劳动参与率靠晚退休是提高不了的,六十岁上下退休的人企业是不需要的。但是企业目前还需要农民工,因为户籍制度的约束,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没有社会保障,在家里转移不出来,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太早,太频繁,所以如果搞好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就可以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

    模拟二,在这个期间,我们想把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再增加一个百分点,已经相当困难。我们只是模拟而已,如果能增加一个百分点的话,潜在增长率可以增长零点九九的百分点,几乎就是一比一的对立,这也符合西方人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没有全要素生产率就没有GDP的增长率,全要素增长率直接刺激经济增长。这个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改革得到,也只能通过改革得到。通过让农民工转移可以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优胜劣汰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和效益的提高,当然还有技术进步创新的因素。

    最后一个阶段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新古典增长的核心是没有任何红利,没有剩余劳动力,资本报酬递减,因此经济增长唯一来源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它的基本假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实有两个部分,第一块是技术进步,最富裕、最健康的国家在创新力上总体都排在世界前十位,科技前沿、新兴企业都是在这里发起的。这些东西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起到了一半作用。过去我们不知道发达国家也有资源重新配置的潜力,它虽然没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但是他们发现,在部门和企业之间也有生产率的差距。如果你的生产率低于我,你的生产要素就应该给我用,我就应该把你淘汰掉。因此美国企业之间一直在经历着生产要素的你争我夺,更有效率的企业得以更多的投入和更多的生产要素,因此它生存下来而且规模扩大了,这种生生死死创造性破坏对美国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了30%到50%。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更多了,城乡之间生产率有差距,部门之间生产率有差距,部门内部企业和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也很大,我们也需要经过一个重组的过程,这就要求改革,所以改革的红利是有的。

    用最后一张图片作为一个总结。三个人,第一个是克鲁格曼。克鲁格曼最近发表了一个言论,说中国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剩余劳动力没了,前边变成了一堵墙,中国很可能撞上这堵墙。他不仅是中国崩溃论的鼓吹者,他看谁都要崩溃,称得上是崩溃论的老祖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要说这位诺贝尔获得者终于承认我们讲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但是他的结论完全不对,历史上他也没有说对过,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东西才能让他再一次破产。第二个大家都很熟,叫萨默斯 ,很多华尔街讲金融危机的电影里都有露脸儿。这个人反正不招人喜欢,说话很直,但是他对中国非常乐观。他有一个习惯是喜欢做一个冥思,一百年以后或者三百年以后,那个时候的人会如何写我们今天的历史,他经常做这样的冥思。其中一次他讲,那时候的人们会如何写今天的事呢?他说,我猜想他们已经忘记了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可能忘记了全世界冷战时代的结束,但是他们一定能够记住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崛起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为什么呢?他说大概中国是唯一能够实现一个人在一生中改变生活水平超过一百倍的国家。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加了一个爱因斯坦,因为爱因斯坦有句名言,说负利这个东西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东西之一,可以被列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为什么呢?在统计学上有一个拇指规则,你不用到电脑上算,可以随便的算,叫做“七二法则”。它的含义是说无论人口也好,经济也好,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的话,你想翻一番需要72年,但是如果你每年增长7.2%的话,你十年就可以翻一番.如果你每年增长10%的话,7.2年就能翻一番。中国人平均寿命现在80岁,为了符合这个“七二法则”,我们假设是72岁,我算了一下没有那么夸张,中国人能够在一生见到的人均GDP增长应该是70多倍,这也是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见过的。把中国的经济放在一个更大的发展阶段上来看,也能让增加信心,我们能才知道要干点什么。了解了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在学说史上处于什么地位,在经济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也有利于我们找到一些研究的课题,写论文会有新的角度,我就说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