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汇率问题在中美关系之间影响力有限
樊纲表示，汇率问题在中美关系之间影响力有限。在后危机时代，中美双方应该进一步展开可持续性发展的合作，在全球范围之内携手前进。
樊纲首先分析了美国的宏观经济走势，他指出，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但是复苏的步调是缓慢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进一步放缓的迹象。虽然没有二次探底的危险，但是美国人均居民收入并没有太多的增加，另外失业率也会居高不下，目前美国失业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
再看中国的经济情况，目前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比较强劲的，而且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泡沫的危险，所以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抑制过热的宏观经济，包括货币供应方面的收紧。通过这种货币政策的调整，能够使得中国经济从双位数的G D P增长下降到8%-9%左右，8%-9%的G D P增长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具有可持续性的。
从长期来看，中美双方的经济都需要做一些调整，主要是让世界达到一个更均衡的发展。在后危机时代，中美双方应该进一步展开可持续性发展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携手共进。在G 20峰会的框架之下，中美双方将会进一步展开合作，形成一个全球政策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如何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复苏以及包括后危机时代各种各样的问题。
樊纲说，中美经济学家讨论中达成一个共识：人民币的升值不能够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美国削减贸易赤字和就业的增长都不是最重要的。汇率问题在中美关系之间影响力是有限的。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显示，人民币升值和对美元的贬值能够让美国削减赤字，能够促进美国的就业。
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对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可依存度的提升，包括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抑制通胀等意义都是重大的。人民币升值，很多的国外产品就会变得更便宜。
人民币的汇率不仅仅对于中国的就业率有影响，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影响，人民币确实处在升值的通道上，但是中国政府会控制升值的幅度。所以人民币汇率确实会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樊纲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人民币升值将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也会做出贡献。中国企业、外国企业都是希望看到人民币汇率稳步地进行改革。
就贸易方面来看，樊纲表示，中国贸易顺差在最近几个月又出现了增加的迹象，这样的复苏趋势还会进一步增强，所以中国应该尽可能多地做一些经济调整。另一方面，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迹象，对于中国这样的贸易大国来说，是很正常的，贸易的增加肯定会导致贸易摩擦的增加。所以应该以平常心来对待它，不要把它政治化。
美国财政部前部长肯尼斯·戴穆：过度杠杆化是造成危机的本源
肯尼斯·戴穆表示，过度杠杆化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上升得过快，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关注过度了。
肯尼斯·戴穆说，在后危机时代，金融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金融如果管理不好的话，有可能会对实体经济，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情况造成负面的影响。
在现代经济当中，任何现代经济都是有周期的，实际上所有的实体经济的活动都与一些金融贸易相关联，包括买一些产品或者买一些服务，最后也可以转换成金融服务，总之有很多的金融交易与这种贸易和实体经济交织在一起，因此不能把金融脱离于宏观经济，同时宏观经济也离不开金融贸易。正是因为金融有可能会造成危害，所以要进行监管，政府要对金融机构、银行进行监管，这也是中美两国需要讨论的最为重要的政策议题之一。
毫无疑问，真正的金融危机确实是爆发在美国，它是由于一些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上的不当行为造成的，这和各国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同时它也和宏观经济有关，正是因为在经济当中出现了太多的借贷和杠杆化，所以造成市场当中大量的操纵或者投机行为。
在肯尼斯·戴穆看来，太多的杠杆化造成了经济上的困难。他指出，最开始的起因是房地产行业价格下跌，造成了人们以投机的心态来以房屋作为抵押进行借款，这同样对于美国的立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欧洲国家也是如此。
肯尼斯·戴穆还说，这在中国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上升得非常快，比如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不管怎样，还是有太多的投机发生在房地产市场，对于这个市场的关注太过度了。
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胡永泰：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需要双方的改变
胡永泰表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双方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双方在G 20的范畴内携手合作。
胡永泰说，在中美双方经济学家讨论过程中，大家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是美中贸易之间的紧张局势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种紧张局势也在上升的过程中。这样一种关于中美贸易的紧张局势，实际上是在美国出现的更广泛领域现象中的一部分，这是他们对于全球化一种抨击的表现。全球化的那些赢家悄悄地享受着好处，但是那些全球化的输家们就会大声地抱怨，并且把这些问题引入到政治层面上。
二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正是由于两国的经济条件和现状，造成了这样一种不平衡，所以解决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双方的努力。
胡永泰认为，中国可以采取以下这些措施，使经济更好地发展。
一是中国的金融体制需要改革，应该把巨大的储蓄适当地引导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上来。
二是政府要考虑如何增加进口以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中国应该使用它巨大的外汇储备来进口所需要的高科技以及教育方面的资源。
对于美国来说，关键在于必须要提高储蓄率。如何提高储蓄率？
一是在私有部门要做自我修正和调整，因为公众的财富在泡沫破裂之后损失很多，需要帮助他们重新积累财富，这样才能够提高他们的储蓄率。二是在公共部门的储蓄率方面，控制成本的措施要尽快出台。
胡永泰认为，美国和中国除了各自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在一些领域当中携手合作，以减少保护主义的情绪。
第一个，美中可以合作的领域就是加强世界贸易组织的机构，并且支持多边自由贸易。具体而言，美中应该考虑如何推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尽早圆满成功的完成，因为一个成功的多哈回合谈判会加强W T O的力量，而增加了W T O的力量之后，就会更有力地遏制或对抗那些保护主义的声音和力量。
第二个，美中可以合作的领域是在20国集团范畴内，保护主义力量的主要来源就是因为世界经济疲软。如果有二次探底的话，保护主义的力量就会更大。所以对中国和美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动全球战略的制定，就是如何确保全球经济的可持续恢复。
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委员劳拉·泰森：中美双方需要互逆的经济转型
劳拉·泰森表示，美国经济增长的步骤将是缓慢的，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双方需要互逆的经济转型。
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着中期就业方面的转型和经济的转型。对于经济的调整以及经济的转型，双方应是一种反向的行为。比如说美国需要强调进一步提升储蓄率，而中国恰好是要降低储蓄率。美国是要防止消费过度，而中国是要刺激消费。在这一点上，双方政府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
确实，美国经济增长的步骤将是比较缓慢的。在未来的几年，美国、欧洲这种市场需求都是非常低的，就业率的上升也会比较低。这就对工作岗位的供给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假设美国要出口更多的话，世界上必须要有更多的对美国产品的需求，美国才能够进一步扩大出口，这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增长情况。欧洲或者是美国，可能要依靠亚洲市场，包括中国的需求增长。
在中小企业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中美两国可以互相借鉴。在危机之后资本市场有所收缩，中小企业在借款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这方面需要改进。税收政策上可以做些调整，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在中国还应该进一步减少中小企业进入特定产业和行业部门所遇到的一些门槛过高的问题。
劳拉·泰森表示，在众多的领域当中，相信中美双方的经济学家都可以做一些相互的研究。美国现在的情况就很不乐观，现在美国遇到的是一个缓慢的复苏，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失业率会比较高。美国经济的复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增长情况，当然中国也有很大的比重，因为中国的市场也很大，在这个领域当中希望中美能够通过双边磋商，加深共识。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美国监管过度导致中国投资困难
汤敏说，中国目前在海外的投资环境也在恶化，美国监管过度就导致了中国在美国投资困难。
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入，对投资环境的担忧越来越多。比如现在很多国外公司对中国目前提出的自主创新的政策和这些政策伴随的一系列措施，以及中国对于《反垄断法》的处理问题，处理方式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包括美国的投资环境，中方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担心。比如说监管过度的问题。举个例子，美国电网现在是一千多家小电网，分得非常散，因为监管的体制问题，电网的效率非常低，电网的线损率是13%，中国只是3%，这样的话现在投入电网应该说效果非常好，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监管原因中国很难去投资。
还有，现在国际舆论环境也比较差，包括最近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买美国的债券，买日本的债券，也引起了很多国家的批评，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投资环境在逐渐恶化的一些表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要加深中美双方的合作。比如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美国现在要创造就业，需要发展中小企业，中国同样也需要发展中小企业，双方都有很多的经验可以互相借鉴。
中美双方公司合作起来对第三方投资也很有潜力，很多的中国公司、美国公司长期在中国进行投资合作，已经建立了很好的相互信任关系，对于第三方进行投资是很有潜力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汇率调整对中国有益
盛洪在会上表示，金融危机使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如果继续坚持之前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策略必然与美国产生贸易摩擦。在当前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有好处。
盛洪判断，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逐渐走下坡路，因为金融危机使全世界的投资者对美国的资产安全产生了一些怀疑，美国原来靠贸易赤字发美元，然后再靠吸引外国投资使美元回流的这样一种模式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重要性在增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完成，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投资需求，同时也带来了永久性的消费增长。在此消彼涨之中，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经济比重会增加。如果没有意识到国际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还想用危机之前的贸易战略对待中美贸易问题的话，两国必然会产生一些贸易摩擦，乃至贸易冲突。
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机制问题如果能得到妥善解决，实际上对双方都有好处。盛洪特别强调，维持一个较低的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对于中国不利。因为偏低的汇率会使中国产生持续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带来货币供给过多。他说，其实在2006年、2007年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了，当时中国房价猛涨，背后的原因就是贸易顺差过大。最近这两年，这个问题也依然存在。
盛洪表示，现在中国有人反对人民币升值或者调整，这一股力量实际上来自出口商，他们只看到了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或者提升对于贸易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如果人民币汇率长期过低，就会导致实际的通货膨胀，结果是他们的生产成本会迅速上升。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实际上对于中国是有好处的。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一视同仁”并不公平
张燕生在会上就中美的经济联系问题发表了四点意见：
第一，关于自主创新。张燕生说，从中国来讲，自主创新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现在中国领导人做出承诺，对于境内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前3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驱动，中国现在希望转变到由要素生产率增长驱动，在这个转变中，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中国企业非常缺少自主创新能力。举一个例子，目前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相当于8岁的孩子，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相当于25岁的壮年，如果让8岁的孩子和25岁的壮年一视同仁，那么意味着中国今后要想转变到要素生产率增长驱动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二，关于政府采购。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中国的政府采购将近6000亿人民币的产品中，中高端产品绝大部分是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和进口产品，如果说美国出口计划在5年之后翻番，主要靠中国政府采购和市场开放来创造，这将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第三，关于中美贸易的问题。现在中国在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采取的措施是扩大进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买什么？美国最有优势的高科技产品我们很难买到，如果再继续大量地买美国的农产品，就会涉及究竟是美国五六百万农民的人权大，还是中国五六亿中国农民的人权大？
第四，关于贸易平衡。看看美国的经常项目就会发现，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最大的是2006年，达到了8000亿美金，当时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是2500亿美金。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2006年经常项目顺差2500亿，有50%左右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是跨国公司内部创造的。然而谈到国际贸易失衡和再平衡的时候，有人总是希望美国人和中国人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美国储蓄率变化与监管当局自律有关
郑京平在会上表示，美国储蓄率的大小变化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自律有关，事实说明，美元的贬值并不一定能够使美国总储蓄率上升，这是美国总储蓄率从1945年到2010年数据的变化所揭示出来的事实。
他列举出一组数据：
1945年到1974年，布莱顿森林体系实施期间，美国总储蓄率是20.1%；
1975年到1985年，在放弃了布莱顿森林体系以后，美国总储蓄率降到了19.2%；
1986年的广场协议到2002年，美元相对贬值以后，总储蓄率平均降到了16.6%；
从2003年-2010年，也就是房地产泡沫形成以及 破 裂 引 发 金 融 危 机 期 间 ， 美 国 总 储 蓄 率 只 有13.5%，2009年-2010年总储蓄率只有11%左右。
“这个时候已经比1945年-1974年实施布莱顿森林体系之间总储蓄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就说明总储蓄率的大小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自律应该是有关的”。郑京平说。
另外郑京平表示，金融危机时贸易保护主义更加严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少数利益受损的集团抗议声音比较强，而整个国家受益的大多数因为不是直接受益，反对抗议的声音比较弱；二是有些政治家迫于各方面压力，迫于政治的需要，为了拉一些弱势群体的选票，可能有作秀的成分。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向来不是对外扩张的国家
吴晓灵表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创造一个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有益于改善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国家，中美彼此之间的了解、理解、信任是世界稳定的重要条件。
吴晓灵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对中国有一些担心，有的担心中国会创造一种和现有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相对立的模式，有的担心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会对外扩张。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坚持了国家过多的干预。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向外扩张的国家，中国有13亿人口，要改变中国13亿人口的生活，国内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而中国非常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让中国人能够安心地集中精力解决自己国内的矛盾，为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利益，有更多的共同点。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通过彼此的沟通，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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