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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迷思
演讲者:樊纲    时间:2013-10-23    阅读:690次   

 

樊纲:今天我们长安讲坛已经二百多期了,在新浪支持下,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支持下,我们到这来办已经是五年了,我作为五十人论坛的学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也在这对各位来宾的支持,老师以及同学表示忠心的感谢。我今天讲这期选择了一个题目,也是最近几次在国际论坛上争论的一个题目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大家关心中国经济我相信在座的诸位不像那些股民们和投资者关心近期的增长和波动,这些都是小事,真正大的问题,在大家心目中的大问题,我相信从年轻的学生到现在的投资者、企业家、政治家,世界各国的人士都在关心的是中国能不能继续往前走,中国能不能有持续的增长,中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井。中国能不能再继续所谓的第二季,中国奇迹的第二季还有没有,因为现实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社会出现很多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成本的提高,工资的提高,过去中国制造业,中国经济的动力之一,我们的竞争力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大量的劳动力,劳动成本比较便宜。这个因素假如正在消失,当然现在分析下来,说实际上这个因素本身大概还有十年不会消失,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十年也是很快的时间,十年可能不够中国完成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会儿这个问题再细讲。因此现在大家开始怀疑中国还能不能持续增长,有的说短期的一些波动引起大家对中国经济的怀疑,其实背后是长期因素的,比如今年六月份中国出现了一次钱荒,世界上一片欢呼,中国终于要出问题了,世界上多数人不希望看到中国持续增长了,所以中国一出事很多人以一种庆祝祝贺的心态在谈论中国出问题了,为什么他觉得中国要出问题,短期的因素是方面,他觉得长期的因素应该出问题,他原来就不相信中国长期增长,怎样三十几年还没有出大问题大危机,觉得更不对了,现在成本上涨了,各种因素发生变化了,他在看到中国短期波动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波动会非常严重,是硬着陆,是崩盘是崩溃,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来了。

  因此今天就借助这个概念讨论一下,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究竟有没有中等收入陷阱,各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们中国怎么才能避免所谓中等收入陷井,怎么才能够继续走下去。长期的问题还有很多,今天也许侧重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确实很重要。体制改革、环境污染的问题都很重要,待会儿讨论的时候可能会讨论出其它的问题,咱们都是搞研究的,首先把概念谈论清楚,能够以一种抽象的办法把不同的事情放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抽象的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来看看中国经济增长所遇到的挑战。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前两年世界银行他们提出来的一个报告,提出一个警示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井。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当很多国家当人均收入达到了中等或者进入中等水平以后就出现了经济停滞,也就是说掉入了陷井。你比如说拉美,其实主要大家用的例子是拉美。它不是最先进的国家,最先进的是欧洲北美,因此它走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比亚洲、非洲收入高,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到了那个阶段就开始出问题,一个危机接一个危机,失去十年又失去十年,阿根廷有一段时间因为汇率稍微过了一万美元,但是三十年在那徘徊就没有超过一万美元,巴西最近几年刚刚超过一万美元,也是在过去达到五千美元开始折腾,失去十年又失去十年,大家把这种现象叫做中等收入陷井。为什么到了中等收入会出现陷,会出现增长的困难,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停滞,而且用这个东西来解释中国的现象,解释新型市场的国家的现象。你到了这个阶段,你的收入已经比那些低收入国家、落后国家高了,这时候你再搞过去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你的竞争力已经不如那些国家了。你的高新科技还不行,你还没有创新能力,你长期依赖低成本的产业,更使你忽视了创新能力的培养,你又竞争不过高收入国家,高不成低不就,你卡在了中间,既不能做低收入国家做的那些事情,又不能做高新科技这些事情,你就掉入一个中等收入陷井,这是一个通常的描述。针对的是中国这些年收入增长,收入提高,包括我后面讲的农民工的短缺,农民工收入的提高,我这没有农民工收入提高的图,如果画出图的话每年的增长速度把百分之七、八一下跳到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六。在一个很高位上运行了几年,至少过去四五年的时间。

  这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因为竞争力丧失了,产业开始转移,经济开始空心化。当时拉美发生过,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韩国和台湾也发生过,韩国台湾正好赶上中国经济的崛起,八十年代的时候,大量韩国企业、台湾企业转移到中国,使得台湾和韩国的企业出现空心化,那时候他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就把这一系列的现象称作中等收入陷井。基本上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你的成本的竞争力消失了,中国现在也很担心,我们现在很多企业也在叫这个事,沿海地区很多企业在叫成本提高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成本提高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劳动成本本身提高,另一方面我们的汇率在升值。企业就感到了压力,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竞争力就是成本的比较同样的产品,比你的成本高低了。外面的订单就不能接了,因为价格太低了,以前能接的现在接不下来了,开始感到压力。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一些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越南、孟加拉、泰国,都有转移。还有转移到其它地方的情况,空心化的一些现象开始出现,所以国际上的一些人警告这个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我们就要分析分析什么叫中等收入陷井了,究竟有没有中等收入陷井。有的人说根本没有什么中等收入陷井,有的人说到处都是陷井。

  刚才说这些事情无非指的是一件事情就是竞争力下降。什么叫竞争力,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企业的一种生产能力,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与成本的相对关系,决定是否可以用同等成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或者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的产品,这块写错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竞争力是一种能力,最终体现的其实就是一个效率概念,就是你的成本和收益的关系,花成本买的这些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的关系。每个要素有每个要素的生产力,综合起来还有全要素生产力,反正是一种生产力概念,是一种经济效率概念。无论是经济学、管理学,企业经营最终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所谓竞争力丧失不丧失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在这就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劳动成本的概念,一个叫做工资的概念,单位平均工资也好,还是工资总额也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工资指的是对劳动者一个人支付的货币,劳动成本指的是单位产品当中工资成本所占的份额,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以人为单位,一个是以产品为单位,或者是一个产值为单位。总产值当中有多少是工人的工资,有多少是资产的利润等等,增加值里面是由谁贡献的。劳动成本的概念跟劳动工资有关系,中间隔着一个东西,叫做劳动生产力。工资可以提高,但是如果生产力提高的更快的话,劳动成本可以降低。现在先看这张图,蓝线是工资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家到2009年以前的一个统计,工资是在不断提高,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红线是单位产品劳动成本是下降的。因此工资提高不一定竞争力下降,竞争力是怎么体现的,竞争力是单位产品,假定是一定的质量的,同质产品当中的成本的高低决定你的竞争力的高低。所以很多企业,尽管中国的工资在提高但是没有走,而且挣钱越来越多,是因为在工资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更快,因此它的单位产品当中的劳动成本降的更低,竞争力反而会提高不会丧失。

  因此进入到中等收入不等于必然丧失竞争力。这是第一个可以推出的结论。第一个推论就是工资到了中等,生产力如果提的更高就不会有陷井。而且生产力、竞争力反而会增长的更快,因为工资虽然提到,但是劳动成本反而会下降。因此在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工资和劳动成本之间,中间环节是劳动生产力的环节,给我们的提示是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提高生产力的话,我们就不会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丧失竞争力。这块就需要多说几句了。

  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可以创新

  通常我们认为中国的企业提高生产力有困难,不会搞高新科技。我们的高新科技产业很薄弱,我们的创新能力比较差,这个确实是真的,我们确实是有待于这方面的改进,如果企业真正不行了,也是因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这个能力,提高生产力的能力确实不如别人,但是在这有一个误区,我们往往一说提高竞争力、生产力,讲的就是我们要搞新高科技产业,我们就要淘汰我们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一般制造业,这个概念是错的。一般劳动密集型、一般制造业,仍然可以提高生产力,仍然可以搞各种创新。只要你能降低成本,生产同样的东西成本可以更低,或者用同样的成本可以改进你的产品质量,改进你的产品销售,创新不光是技术创新,创新还有市场的创新,管理的创新,营销手段的创新,品牌的创新等等。你只要能够卖得更好,你只要能够扩大市场你仍然可以提高你的竞争力。我们过去这些年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很多企业倒闭、竞争力下降,确实有误区。我们的学者、政府、媒体倡衰劳动密集型,鼓吹去搞房地产、金融。弄得大家三心二意,一说提到竞争力、企业转型、产业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就变成了转产,就变成了去搞其他他不熟悉的产业。本来好不容易二、三十年中国企业刚刚熟悉这个领域,刚刚走到这个领域接近前沿,刚刚形成了自己的竞争能力,然后转场了,放弃了自己瞧不起自己,然后去搞了高新科技,新能源、金融、房地产,放弃掉了。

  确实有这些问题,而我们所说的收入提高以后,我们的竞争力、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话,各行各业都可以应用现在新的技术或者各种新的观念、新的概念在你的本行创新。这个今天就不多说了,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我最近几年经常讲的问题。我们这么一个国家八亿劳动力要就业,我们各行各业都得有大的发展才能不掉入中等收入陷井,我们才能不停滞下来。从劳动密集型到高新科技都得搞。一般制造业我们要进一步的发展,在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发展,而且持之以恒的发展你才能够有竞争力,才能够有创新的能力。为什么我们的皮鞋袜子就是皮鞋袜子,意大利的皮鞋华就是时尚产业,各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意大利的家族几代人兢兢业业就做那些皮鞋袜子做到了世界第一,你刚一代人就开始三心二意就要放弃皮鞋袜子,那你当然只能做皮鞋袜子,没有持之以恒的长期的所谓竞争力的培养,所谓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你都看不起自己,隔三两年就要转产,不可能培养出自己的竞争力。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我们各行各业,从皮鞋袜子到飞船导弹我们都能够提高创新力,使这些产业在中国长期发展。既要做高端的时尚的,又要做低端的,为低收入阶层,为世界四十亿新兴市场国家的低收入阶层,那市场大了,你现在做不了高端的,只要把不断提高竞争力,只要你把刚才那张图里面的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保持一个低的水平,你就一定会有竞争力,卖的一定会比别人好。所以说这个核心问题不在于收入是不是提高了,在于竞争力是不是提高,这是第一个推乱。在另一个意义上我觉得完全不必因为我们进入中等收入陷井而悲观失望。四小龙的例子其实说明我们这些东亚的企业家们不是傻子,社会不出大问题的话,我后面要讲社会的问题是什么,不像拉美那样出大问题的话,我们这些企业会在压力当中求生存的,1997年四小龙也出现过问题,出现过金融危机,但是基本上是走过来了。因为企业认认真真的提高生产力了,去认真的学习、创新,再加上也借助了中国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企业能够去提高竞争力的话,陷井是个伪命题,中等收入不一定就是陷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不意味着你会有更多的困难,因为提高生产力这件事是一致的,永远是一样,你在低水平要提高生产力,你在高水平仍然要提高生产力,所以它也许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只要不出其它方面的问题,这个企业会适应中等收入这个过程,通过提高竞争力的办法。

  中等收入国家也许是有些特殊的困难,因为低收入的时候天然就有一种竞争里,现在没有天然的了,高收入国家教育水平与科技水平比较高,一时半会儿还达不到那样的水平,刚失去原来的比较优势的时候,现在可能会适应不了,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四小龙的经验也说明这一点。如果生产力提高快于工资提高,竞争力可以提高,就没有陷井不陷井的了。

  第二个推论,反过来一个推论。任何收入水平上都可能掉入陷井。因为你在任何一个收入水平上都可能出现收入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过程。这个例子是现在欧洲的例子,欧洲有两个例子,正反两个例子。德国收入一样很高,但是德国因为生产力提高的很快,快于工资的上涨,因此德国没有丧失竞争力,其它的国家高收入水平了,高福利高收入生产力没有跟上也掉入陷井,现在的债务危机。拉美当年的债务危机和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是一样的,都是公共财政的债务危机,都是社会福利制度,工资水平过高,企业没有竞争力,企业的生产力提高太慢的问题。在低收入水平上如果你不能够不断的提高,你的竞争力还没有达到工资水平的程度,还没有达到低工资收入那个水平的时候,为什么不增长,那些落后国家,还没有起飞的那些国家,非洲包括亚洲有一些个别国家,为什么它起飞不了,是因为它的生产力还不能够达到低收入水平,一样在陷井里面,叫储蓄陷井或者叫做低生产力陷井。

  我们长期讲刘易斯模型的时候,你要起飞条件是你至少有一个部门劳动生产力开始高于工资水平,高于农村生存工资的水平,这个时候经济开始起飞了。你为什么没有起飞,是因为你连这样一个部门都没有,你老是死在那也是陷井。高收入,收入很高,教育水平也很高,如果生产力的水平提高的速度慢于工资提高的速度,慢于工资福利的速度你一样掉入陷井。所以这是一般性的问题,我们这个问题提出中等收入陷井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新东西,前一个也没有新东西。前一个推论是只要生产力提高了,中等收入不中等收入没有关系。第二个推论是不管你收入多高,你仍然可以掉入陷井,只要你的生产力的提高慢于你工资福利的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说什么中等收入陷井,没有中等收入陷井,都可以掉入陷井,或者都可以没有陷井。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般性的问题,你的生产力必须快于你的工资提高。

  第三个推论,如果生产力是中等,工资也是中等,竞争力不会下降。这个跟前面说的那个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只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说一说。如果劳动力市场具有足够的灵活性,社保体制与工资体制相适应,中等的工资与中等的生产力相适应,它也不会有陷井,只不过生产力没有发生变化而已,我的竞争力没有变化而已,我的竞争力没有下降。只要我的工资的增长速度与我的生产力的增长提高速度相适应,我们读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工资怎么决定的,工资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只要我们工资上涨的幅度与我们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相适应,也可以说竞争力没有提高但是也没有下降,也不至于空心化。所以说如果是中等生产力的话也没有问题。至于说到中等生产力是不是就是问题了?产业链是一个光谱,一个连续的谱系,不能说它是跳跃的,不能说只有低端部门或者高端部门,中间可以连续的,可以任何一个生产力的水平你都可以做相应的事情。你工资的上涨和生产力的上涨相适应。意思就是说我们中等收入国家不是注定没有饭吃,没有产业可做的国家,而且历史上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收入达到这个水平,假定都经过了三千、四千美元,我们中国现在是六千美元了,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很多国家没有停下来,很多国家持续的增长了,后面我们再讲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水平上大家可以做这个水平上的事情。我是中等收入国家了,教育水平还没有发达国家高,但是低端的产业我又做不过低收入国家了,那我就做中间的事情。我们把中间的事情做好仍然可以经济发展,仍然可以提高收入,仍然可以通过利润的增长,利润仍然有增长仍然可以拿来投资教育,仍然可以改善我的体制逐步发展。中等收入本身不是问题。

  第四个推论四,其实是回到了推论一。什么叫中等收入陷井。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福利陷阱

  真正的中等收入陷井一定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快于还不够中等的,中等收入一定是生产力要到中等水平,就是你可能还没有到中等,你的收入到了中等了。你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生产力的提高速度就出问题了。真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井无非就是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是所有的低收入高收入都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第四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换了一个角度说了一遍。真正的陷井在一般意义上就是只要工资福利的上涨快于生产力的上涨,就是竞争力下降,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低收入国家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贫困陷井当中出不来,你就不会起飞,现在中等收入的阶段就不能够再进入高收入阶层,你是高收入国家到了这就变成欧洲现在的债务危机。中等收入国家就像拉美的债务危机,高收入国家就像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它反映了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正是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真正的所谓陷井就是工资福利的上涨快于生产力的增长。可以反过来说,为什么生产力不上涨,不增高快一点,是供给角度的问题,我说可以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但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为什么工资提高的快,生产力提高的慢工资提高的也慢前面说了这不是问题,只要工资和生产力相适应竞争力没有丧失。所以当你说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是我们竞争力提高不快的时候,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生产力提高不快为什么你的工资提高那么快,假如工资提高的不是比你生产力更快的话,你的竞争力不会丧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过来说所谓的陷井根本上叫做福利陷井。根本上是因为你的工资福利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慢是问题,前面说了我们得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慢不等于你的竞争力会丧失,假如你的工资福利不提高的比它更快的话。你可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力提高的慢是问题,我们可以去努力,从供给层面我们去改进,去创新,去提高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不等于丧失竞争力。

  如果说有陷井的话就是一般的陷井,一般的陷井它的本质是福利陷井。你回顾拉美的陷井,回顾拉美的问题,回顾现在欧洲的问题,都是因为拉美当时是在人均GDP 2000美元的时候想要搞人均GDP 20000美元国家的福利制度,社保、养老、医疗,然后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金融危机,货币贬值,债务危机,出了一系列的事,失去十年又十年。发达国家这些年就是工资福利,这个政党要争选票承诺给谁加补贴,那个政党要拉选票承诺给谁要减税。所以如果有陷井,所有这些教训和我们理论上的这些推理,你一个个的推,最基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工资福利上涨幅度快于我们的生产力的提高幅度。

  有没有中等收入的问题,有没有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特殊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它是中等收入这个阶段特别容易产生这种陷井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它属于中等收入陷井。在这里我们作为搞理论的进一步要明确我们的思路,尽量把概念搞清楚,剔除不相关的因素。说中等收入陷井的时候就是跟中等收入相关的问题才叫中等收入陷井。不能这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拉过来。最近我跟世行写这篇文章的人辩论了一番。我说什么叫中等收入陷井,他就举了一大堆东西,说国有企业不好,政府干预太多,我说国有企业低收入三十年前就有,这个不是中等收入才有的,政府管制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不是到了中等收入才有的,环境污染,高收入国家过了我们这个阶段你们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到了很高的时候你们才开始清理,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到中等收入这个框里,说中等收入陷井得有一个什么因素跟中等收入相关才叫中等收入陷井。可以说任何陷井,中国问题多了,你要说中等收入要和中等收入相关我才服气,只有跟中等收入相关的我们才把它拉进来,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容易出现福利陷井这件事,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把不相干的东西抽干净,解释中国的问题把所有的东西拉进来解释。你要解释一个因素说掉入中等收入陷井,你得抽象把其它的因素剔除掉。中国很可能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人老问中国各种因素结合在一块会不会出现危机,我说一个事都可以出现一个危机。比如这两天雾霾,东北那里有了雾霾,弄不好大家如果一折腾社会不安定的话,其它国家的体制真可能出现一次危机,经济增长会停滞,都是相关的。但是我说一个概念是一个概念,如果讲中等收入想想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有什么特殊的因素。我前面基本讲的没有什么中等收入特殊的东西,如果说陷井的话前面的因素是一般性的问题,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收入阶段都会出现竞争力丧失,然后出现经济停滞,出现各种危机。回过头来我们就要仔细分析我们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问题,有没有特殊问题,我说有中等问题。

  第一,比起我们刚刚告别的低收入阶段,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更大。到了中等收入的时候,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到高收入阶层,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当整个经济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收入差距会特别明显,甚至还会继续扩大。以前有个曲线,收入差距最恶化的情况是在收入中等的阶段。而且这个时候大家刚刚走出低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是比较均等的时代,社会收入比较均等的贫穷的时代,但是它确实比较平等。到了现在高低收入的问题就很明显了,我们中国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农民没有转移完,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属于低收入阶层,百分之七十是怎么构成的,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农民工,百分之三十是城里人,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生产阶级,有房子有车,再加上高薪阶层,今天不讲腐败的问题,高收入阶层可能有一半,再往下走,因为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尽管我们的农民工的工资在提高,总的来讲低收入的状况一时半时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而且百分之七十是多数人的,一方面看到城市的贵族买奢侈品、出国旅游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贫困低收入阶层面临的窘境也更加明显。经济系数这两年略有下降,这两年特殊原因是因为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保障性的补贴性支出。也许对经济系数的下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回过头来过两年也许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在这时候社会压力对于缓解收入差距拉大的社会压力,这种社会的要求特别的大。在这个问题而言人们回忆过去美好的旧时光,过去多么平等,过去多么好。过去我很贫穷但是我也很快乐,不断有人在追忆过去,你告别了平等的贫穷的旧时代,进入了差别化的新时代,中等收入。你又没到发达国家的高水平阶段,高水平之后有高福利,有好的社会保障体制,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这是我们现在羡慕的。作为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天天还拿着跟这些国家在做比较,一方面在回忆美好的旧时光,一方面天天有人在讲人家多好,每个人进了医院国家全包,我记得两次在会上年轻人给我提的问题是比起北欧的高福利社会我觉得很不幸福。天天我们都在比,这也是中等收入国家的特殊问题。

  中等收入阶段不该推行高福利

  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当过中等收入,欧洲那些国家它们那时候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收入,从来没有一个参照系,而我们天天在网上说人家多好多好,每个出国回来的也是说人家多好多好,天也特别蓝,月也特别圆,天天在这有参照系,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参照系,落后国家还参照不着,还没有资格比呢。现在我们多少有点钱了,活的也尊严了,这时候就说看看人家多好,多么平等,我们多么不平等。作为中等国家的和高收入国家,高福利国家的一个参照比的时候,光比人家好的地方,没有比债务的地方,都不知道欧洲为了高福利欠了多少债。福利赶超的压力就大了,每个人在讲人家的福利都那么好,我们也应该多么多么的平等,最近是养老要并,早晚要并,怎么并,钱从哪里来,农民进城,当然要进城。我们不主张农民工进城马上都变城市户口,城市户口意味着一大堆的福利,钱从哪来,马上要消灭户籍制度,愿望都是好的,看人家多么平等我们多么不平等,它毕竟是一个过程,我们离最终的统一、最终的一致、最终的平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是一个经过发展,通过收入的增长,税收的增长等等逐步实现的过程。在没有使显得过程中天天在比,很焦虑、很纠结,压力很大,就出现了福利赶超的这种社会的需求,社会的压力。这个是解释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所有的因素。

  这是中等特殊的情况,跟落后的时候比不一样了,那会儿没有什么差距,现在一方面有了差距,一方面你跟高的比有参照系了。落后国家增长过程、发展过程很大的一部分压力来自于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的存在,欧洲、英国它们早年没有参照系,他们可以比较容的走过这个阶段,尽管问题都差不多,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到了这个阶段比较焦虑,总是在比。这是所谓当世界分化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逐渐走到中等收入的时候往往产生的这些问题,特殊问题。拉美到了这个阶段最显眼的就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马上要学发达国家的社保体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因为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问题产生的特殊的这种困难,发展的特殊困难。特别容易产生工资福利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无论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往往会产生这种情况。企业成本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很大程度来自于社会的压力,来自于政府的要求,来自于社保体制的改革等等。企业要消化掉这种过高的成本最重要做的事情是要提高生产力,努力创新努力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如果这方面过快的话确实能够把这些企业压的喘不过气来,这也是真的。

  当考虑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确实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要考虑到我们竞争力的保持和我们进一步的发展。防止掉入所谓陷井。简单说这个结论确实存在一种称作中等收入陷井的事情,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很简单,因为在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容易发生福利赶超的冲动,掉入所谓的福利陷井。真正意义上的陷井也就是这个陷井。当然不否认中国还有其它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掉入其它陷井,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从七八年前开始讨论,亚行有一个研究项目叫包容性增长,让更多的阶层共同增长的时候,我当时写的东西是再回顾拉美陷井的教训,在这个阶段人人都会要求增加社会保障,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提建议怎么更平衡的搞社会保障发展,政治家都愿意花钱的,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职责警告政治家们,警告社会不要超支。现在好在有了欧洲的教训又来了,不要超支这件事更明确了,我们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慢一点,只要工资福利不超过它的增长不会掉入陷井还可以继续增长,你还可以继续扩大就业,你的收入水平可以每年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水平增长。我们可以持续的逐步的走过去跨越这个阶段,我们这个阶段早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世界最高的是挪威八万美元人均GDP,美国五万左右,日本五万左右,瑞士也是八万左右,你才六千,所以说世界银行的标准不对,应该是八千美元进入到中等收入,那是二三十年前的标准了,现在两万美元算中等收入就不错了,你现在才六千还低水平国家,现在很多人的要求是发达国家的要求,今天上午还有学生给我打电话,现在要研究十三五了,研究下一阶段的发展,正在算假如欧洲每年增长百分之二,我们每年增长百分之七,我们需要多少年才可以趋同,这个数估计得六七十年。发展到最后是趋同的,发展到最后是我们要追赶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没有到中等收入,我们还得过低收入国家的苦日子,这是我们现在要想的问题,也许我这说的过头了,道理是这个道理。要现在想过发达国家的好日子,过两年就掉入这个陷井停滞了。有人跟我说你不要瞎操心,中国的体制不可能超福利,我说但愿吧,但愿中国的体制还有一些优势,不至于搞民粹。

  但是中国又有一个特殊问题,这个问题算不算中等收入再考虑,是导致现在收入提高过快的一个因素,就是农民工早退。最近我刚主编了一本书,研究人的城市化的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劳动力短缺了,工资上涨的很快,工资上涨的快与生产力提高的现象也是因为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的比较快。农民工收入增长有各种情况,比如说过去多年农民工的收入是固定的,民意工资是不涨的,通货膨胀率提高的话会有一个补偿的问题,即使现在涨了,为什么,按道理来讲现在不应该讲。为什么不应该涨,现在争论到没有到刘易斯拐点,到刘易斯拐点的时候,其它国家的经验通常是农民在劳动力当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工业化进一步发展,下降更得多了,美国现在只剩下1.7的劳动力是农民了,法国只有2.4,日本那么多精细大米,又是给牛做按摩,农民还不到4。第一阶段工业化完成到刘易斯拐点农民差不多得剩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我们现在官方的统计还剩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四十五,刨除人在农村,如果剔除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这些人的话,把他们剔除还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五,所以现在不应该劳动力短缺。第二刘易斯拐点的边际条件是农民的工资基本上等于外出打工人的工资,基本等于农民工的工资。扣除迁移成本,应该是基本上趋于相等。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农民现在一年挣下来的钱不到农民工的一半。有的人说是百分之五十几,有的人说不到一半,所以边际条件不成立,数量条件也不成立,我们现在不会出现民工荒,为什么出现了民工荒,就是早退的现象。

  什么是早退,就是农民工因为在城里住不下,因为在城里没有长期的安居立业的条件,政府不给他提供公共服务,从孩子的教育到住房的保障都没有,因此他打工打了一些年就回去了,他总在流动当中。根据澳大利亚大学的十年的跟踪调查,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外出打工年限是七年,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三十二岁,也就是说他到一定年龄就退出去了,退出城里的劳工力供给,我们在城里见不到老职工,我们过去都知道产业工人多么宝贵,熟练程度、纪律等等,老农民工没有了,而农村现在有一批有打工经历但回到农村家乡小镇上的一批中壮年劳力,这是中国的现实,也就是说这些人过早的退出了劳动力供给,导致了对于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的短缺,导致了工资的过快上涨。这是什么问题?城市化不足的问题,城市化滞后的问题,是城市化滞后拖了工业化后腿的问题,是城市化滞后导致我们在生产力还不能充分提高的时候,我们的工资福利先过快的提高了,确实有这些情况。像对于一些企业来讲,当然这些企业也是因为过去没有培养自己提高生产力的能力,现在逼着它去提高,如果突然要升级,一下子工资成本上的过快,确实有一些企业面临压力甚至倒闭破产。所以说曝出了中国的一个特殊问题,这个属不属于中等收入陷井,我说不属于中等收入陷井,反映的问题是一致的,它属于非城市化陷井,是没有城市化陷井,是农民工不能城市化,人不能城市化的陷井。

  如果农民工进城都不走了,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比较拉美,拉美的现象是到处都有贫民窟,贫民窟是失地农民进了城再也回不去了。我们先不说最初是怎么失地,小农失地逐步都失了,他们都搞了土改,每个人都有所有权,重要的特征就是可以卖地,没钱的时候可以抵押出去,家里出了病人抵押出去地没有了,某个金融家跟当地土豪官员一勾结弄个高尔夫球场,给你点钱就卖出去了,这帮小农们就失地了,失地就进了城,进城之后没有工作就在贫民窟搭个棚子住下来,十八岁找工作,二十八岁找工作,三十八岁找工作,四十八岁找工作,五十八岁找一个看门的工作,永远不退出来。我们没有贫民窟可以退回去,家里的房子特大,现在出去打工天天住工房,家里大别墅放着,他还有地可去,地还不可卖,所以说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的户籍制度是建立在农村土地制度基础上,为什么搞城市化先得搞土地确权,农民才可以真正的流动,城里开始承担责任,逐步的增加对这些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的供给。这种早退,非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滞后陷井的现象,我们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大国,不是那种小的城市经济体的国家,唯一一个经济大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通常都是工业化滞后城市化,城市化的比率高于工业化的比率,一大批失业失地的人在城里构成贫民窟,我们没有贫民窟结果我们的城市化程度低于工业化程度。工业化程度刚才说了将近百分之七十,城市化程度只有百分之五十,这就是我们的特殊问题,是现在我们工资成本提高比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严格说来不属于中等收入陷井问题,属于城市化滞后陷井的问题。现在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加快城市化步伐。现在所谓新兴城市化的概念好处就是终于把人的城市化提到了一层。已经退回去的农民不指望他再回来了,刚才说沿海地区的企业外迁了,一部分迁到了越南,一部分迁到了湖南,这是最好的,再迁到河南,内迁的企业可以把退回去的这些农民当地的再用起来。有个词叫大妈农民工,出去打工有了经历了,他又回来了,四十来岁了,但是他又被雇佣了,是就地来实现工业化,这是一种出路。

      我们中国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希望,我们不一定彻底空心化了,韩国、台湾当时空心化都迁到中国来了,我们有两个中国,过去外国人老说有两个中国,现在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成本太高了,内陆地区的中国现在可以接过来,来缓解工资上涨过快,各种成本上涨过快的这种情况,使所谓的非城市化陷井不至于太严重的阻碍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增长。所以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特殊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新兴城市化是新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的不要再回去了,再有一代是现在在农村街上跑的那些半大的孩子们,等他们再出来的之后再基本在城里待下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完成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基本上实现。还需要多久,应该比过去想的还要短一点,过去想还有二三十年,如果想的是岁数大的已经不出来了,还有两代人的话,大概还有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第一阶段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真正进入到中等收入的问题了,在这个阶段应该都属于低收入阶层。到那个时候真正属于中等收入阶层,那时候的问题是能不能随着收入的增长,刘易斯曲线原来是平的,到刘易斯拐点之后真正向上倾的。这时候的问题是工资的上涨是不是和生产力的上涨相适应。你这条曲线是不是真正满足它的边际条件,也就是说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只要符合这个条件你的竞争力不会丧失,你可以继续增长,一脱离这个条件不管你收入水平是高是低,你都可能掉入陷井,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如果进一步改进这个PPT,应该把刘易斯曲线放进去,可以通过这个曲线可以看一看它的条件究竟是什么。中国的发展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潜力也巨大,我个人一直比较乐观,我们还有几十年的正常的高增长,不要出现过热的增长了,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可能是百分之七、八,过两年百分之六、七,保持一个正常的高增长逐步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要避免防止中间不出危机,不被危机所打断。小的波动没关系,不要出大的危机,至少不出像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危机。不被危机所打断,这种不仅仅是金融危机还是社会危机,不被这些危机所打断我们持续的发展。我今天主要的内容就讲这些,希望大家批评指正,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些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