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至13日，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美中经济合作3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中美经济战略合作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在京举行。与会中美经济学家就后危机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经济与金融领域双边与国际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中美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美应建立相互信任，共同构建全球经济再平衡。

　　美国总统奥巴马经济复苏顾问劳拉·泰森：

　　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好处不如预想大

　　美国总统奥巴马经济复苏顾问劳拉·泰森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上涨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很可能并不像美国国会议员预想的那么大。

　　2005年至2008年期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上涨20%，但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失衡并没有像预期得到缓解。相反，贸易失衡度扩大了近三分之一，而中国占美国所有主要进口产品的出口量比重继续增加。

　　对这些惊人结果的解释就是许多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产品只是在中国完成组装，而零件由其他亚洲经济体生产。

　　中国只占此类产品附加值的10%到30%，因此，人民币即便升值20%，对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影响也不大，除非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向中国供应零件的亚洲各国的货币也能相对升值。但在2005年至2008年间以及自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10年升值后，这种情况均没有发生。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近期分析，人民币的“综合有效汇率”考虑了为中国出口产品提供零部件的国家的汇率波动，且这种汇率的升值速度要比人民币本身慢得多。

　　在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以及实际汇率不断升值的同时，中国的重要供应商，尤其是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它们的货币兑美元以及兑其他中国出口市场货币的汇率却在不断下滑。

　　最终，即便人民币“综合有效汇率”大幅上涨，即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有了显著减少，要让美国国内生产的产品来替代中国进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较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国的进口被其他新兴市场的进口所取代，对美国国内的生产和就业几乎没有影响。

　　今年以来，中方官员表示，中国在今年晚些时候还会加速人民币升值，放宽交易区间，赋予人民币更大的伸缩弹性。有不少原因可表明这么做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中国正在努力控制通货膨胀。能源、食品、房地产等具有政治敏感性商品的价格已经上涨，刺激了工资增加。根据近期的民意调查，物价上涨已成为公众关注的头号问题。

　　中国已接连数次提高利率，试图放缓过热的经济增长，减少通货膨胀压力，但此举收效甚微。

　　近来美元贬值殃及人民币，使中国国内的通胀问题进一步恶化。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可帮助中国战胜输入型通货膨胀，尤其是针对原油以及世界价格以美元结算的商品。

　　人民币升值也能降低中国和外国投资者购买中国房地产、针对未来人民币价值进行投机的动机，从而遏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

　　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可增强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鼓励中国生产商从生产出口商品转移到为国内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从而帮助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局势，人民币升值并加强灵活性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应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未来世界经济能否稳定发展，将取决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将取决于能不能逐步走向一个新的货币体制。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逐步走向一个统一的、崭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体系下，如果美国没有了政府赤字，就不用再发国债。如果美国没有经常项目赤字，国际上就没有外汇储备。这种体系使得一些有货币发行权的国家的债务要求比其他国家更大，而这非常容易产生金融泡沫，从而造成世界经济体系的不稳定，这个泡沫后面还会造成各种公共债务的危机等等。

　　选择某种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是多种货币比较的结果。正是基于美国二战之后的强大，以及美国所拥有的巨大黄金储备量等因素，美元才最终成为了国际货币。但是现在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金融危机、公共财政危机、国际资本恣意流动等，都暴露出这种体制本身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因此，未来发展世界经济的稳定取决于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决于能不能逐步走向一个新的货币体制。具体建议就是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逐步走向一个统一的、崭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美欧经济长期低迷对中国的出口可能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利率和资本流动产生的影响。美国和日本都是零利率，欧洲的利率只在1.5%左右。而中国的利率是3%多一点，利差将导致资本流动，又会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资本流入是一个重要的压力，资本流入又将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进而引发货币和流动性的增长。这个对中国可能产生持续的压力，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其他方面的压力。

　　这次美欧债务危机并不是短期财政刺激政策决定产生的，它是长期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是欧美各国政府长期不计收支平衡，盲目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或者是在不同的政党之间竞相不计成本，不计收支平衡，扩大支出，取悦选民的一种结果。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求在危机的时候，用赤字的办法来稳定经济；在繁荣的时候，在经济增长的时候财政盈余。克林顿时期，也实现过财政盈余。这次问题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一个多年的泡沫破裂，公共支出中的支大于收的状态水落石出，再加上短期内要刺激财政政策，又增加了政府的赤字。所以，导致了有些国家的赤字迅速增长，根本问题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

　　美债危机的教训对中国有重要意义。中国刚刚开始建立社保体系，由公共财政和一些社会机制来承担社会分配的职能，包括医疗，社保，就业等等。在这个阶段要特别重视吸取世界各国的教训，避免再走弯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胡永泰：

　　中美贸易关系需要共同纠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胡永泰表示，缓和美国与中国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需要由中国和美国共同采取纠正措施。

　　胡永泰说，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或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并不能单独反映经济状况。相反，它们中的每一项都反映了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状况。当人民币被低估时，中国央行在外汇市场不断进行干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美国的低储蓄率也使美国倾向于向国外借款，以填补其投资和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而美国至今并无一份可靠计划来削减在经济复苏后的预算赤字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由于贸易不平衡是由诸多因素导致的，这又直接表明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将针对一个任务运用多个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不仅仅包括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还包括在措施上同样大的变化，例如中国降低贸易壁垒、美国减少预算赤字、美国进出口银行放宽信贷融资。

　　如今备受称赞、在1985年9月签署的《广场协议》，在它签订后不久，却造成全球金融市场严重动荡，因为该《协议》旨在推日元大幅升值。随着《卢浮宫协议》于1987年2月仓促签署，《广场协议》仅生效了17个月，便寿终正寝。由于全世界现在才开始愈合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创伤，如今再对金融市场造成类似于《广场协议》式的冲击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更重要的是，在减少美国贸易赤字方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升值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可信。当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的238.5日元/美元升至1988年的128 .2日元/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日元升值了86%)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整体贸易收支差额只是略有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5%下降到2 .8%(下降0 .7个百分点)，日本贸易顺差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4%下降到2 .6%(下降0 .8个百分点)。最大的变化体现在日美两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在1985年后，当日本直接出口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大幅攀升时，美国贸易赤字仍不见有多大起色，因为美国消费者的应对方法是转而购买别国类似的进口商品；日本企业将其生产基地搬迁到其它亚洲国家，以服务于美国市场。日本的贸易顺差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因为日本新建的海外生产基地从本国进口了大量的固定设备和半成品。

　　由于60%以上的中国出口商品是由外商投资的工厂生产的，如果人民币重演日元在1985-1988年大幅升值的那一幕，许多外国投资者就会将其业务迁往世界其它地区。除非美国提高目前很低的私人储蓄率并削减预算赤字，否则第二个《广场协议》也无法充分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这样一来，导致的主要后果是对美国的外债来源进行重新配置，并引发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主任肖耿：

　　人民币升值主要风险在资本市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主任肖耿表示，汇率不可能同时调节贸易流量和资产存量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市场。由于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与G D P都远大于对外贸易量，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贸易流量及相关就业的影响不会太大，也不是主要的风险，但对中国经济整体价格水平及各类资产存量价值，包括股市、房地产市场及外汇储备，具有巨大及深远的影响。

　　如果要做人民币升值压力测试，应该考虑测试人民币升值对通缩、中国净外汇资产存量价值、中国国际化大都市房地产存量价值、在华外商投资价值等的影响。

　　中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目前由于通胀及升值预期已经过高。以美元计，也太高。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这些房产价格以美元计就会出现大泡沫，与日本东京当年的情况类似。泡沫之后就是房地产价格大跌！这些资产存量价值的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相关资本跨境流动，并可能对资本市场带来难以预测的冲击。

　　汇率波动对整体经济的影响非常大、非常复杂，蒙代尔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汇率波动是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导火线。

　　维持汇率稳定可以消除当前复杂的世界经济中人为的、也是不必要一个不确定因素，为全球经济恢复提供重要的基础。欧元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彻底消除欧盟国家之间汇率波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二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目的也是维护各国间汇率及国际收支的稳定。

　　房地产价格是通胀的先行指数。如果房价上涨形成了稳定的趋势，其他价格也会相应上涨，因为租金、工资与原材料是最重要的三个要素价格。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房价已经大幅度上涨，原材料价格也已经大幅度上涨，剩下的是工资还没有大涨。可惜，房价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在通胀统计数字中充分体现。传统的通胀指数是以C PI(消费者价格指数)为标准，并不能反映资产价格上涨。而汇率与资产价格与价值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以上海房地产价格通胀来计算，人民币实际汇率显然已经大大升值了，也许应该贬值了。

　　在目前，中国可以考虑非常明确地采取跟世界一揽子主要货币挂钩的汇率政策。我们的金融体制跟金本位挂钩，不能说操纵，我们是为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稳定，才跟美元、欧元一揽子货币稳定挂钩。这样，在预期上就打掉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

　　人民币国际化的捷径是成为国际投资的战略货币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的捷径是让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的战略货币。

　　要想迅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让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的战略货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邀请世界著名的、成熟的证券交易所到中国开设分所，用人民币对他们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让中国百姓迅速、简单、直接地向外投资，而不必去国外。而且这些交易所，管理比较严格，风险相对较低。这样可以在现有的情况下吸引大量的人民币向海外流动，能够更快地通过民间部门来寻求中美之间和全球的经济稳定。

　　中美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不仅表现在贸易上，而且表现在资本流动上。中国的某些制度阻碍了资本流动，尤其是向外流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管制制度。资本管制在过去以控制资本流出为主要政策目的。现在这个政策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中国有巨大的资本存量。下一步要做的是尽快研究如何改进资本管制制度，最终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消除中国资本向外流动的障碍。资本流出越多，会更多的接近国际收支平衡。

　　在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建立自由交易的外汇市场，可以让更多中国的私人企业到外国去进行投资。尤其是在美国的国债信用等级被 下 调 以后，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应该是在总的资本输出规模保持不变甚至增长的前提下，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而增大对美国民间部门的投资。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投资比美国国债更安全。对美国国债的投资是政府行为，投资数目很大，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是毁灭性的错误。而私人投资是分散的，即使出现错误，可以由企业家自己承担，而且这种分散的投资导致的失败也不会引起宏观层次和战略层次的大问题。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

　　国际货币储备体制需要改变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在会上表示，欧美债务危机与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监管体系有密切关系，国际货币的储备体制需要改变。

　　一些欧美国家之所以长期以来只顾支出，不顾收入，最终造成今天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条路可行。“这与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监管体系有密切关系。”作为主权国家，美国的货币政策首先考虑的还是自身的利益，整个世界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被绑架了。2002年到2008年，美国为了渡过由于IT泡沫破碎产生的经济衰退，使美元贬值了37%。金融危机以后，从2008年到2011年，美元贬值了13%。

　　国际货币的储备体制需要改变。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有三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仍以一种主权货币为主，这也是现行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少数几种主权货币相互竞争的模式；第三种模式就是构建超主权货币。

　　国际货币的储备体制改革，目前应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方面积极研究设计合理的目标模式。另一方面，注意可持续的发展。一定要通过发展为过渡到目标模式创造条件，为建立新的秩序赢得时间。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

　　人民币快速升值不能解决贸易顺差问题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称，人民币快速升值不能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

　　针对世界各国指责中国对外出口太多，张燕生表示，中国贸易顺差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顺差是1830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3229亿美元，一般贸易逆差472亿美元。加工贸易的主要增值环节在国外。据专家测算，中国加工贸易出口1美元所创造的附加值仅为0 .2美元左右，而中国从美国进口1美元商品为美国创造的附加值则高达0 .8美元。中国出口太多只能说全世界在中国出口太多，中国顺差太多只能说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顺差太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快速升值不能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

　　近年来，中国在意大利出问题时增持意大利债，在美国出问题时，连续三个月增持美国国债。在欧洲出问题时增持欧债。这些行为说明中国在逆周期调节。

　　对中国来说，短期的增长和通胀都是可控的，最关键的是长期问题。这些长期问题是三十年不平衡发展战略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很长时间。

　　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最重要的是金融稳定，货币稳定，社会稳定，大宗商品价格稳定。当前的实体经济冰火两重天，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非常困难。再过五年左右，倒下的很可能是新兴经济体。所以，应该从全球角度考虑当前的短期的复苏，中期的结构和长期的全球经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