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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转型促经济发展
演讲者:张承惠(论坛特邀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时间:2013-10-31    阅读:718次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以金融转型促进经济转型”。经济转型和金融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进程,金融转型的动因是经济需要转型,金融的加速转型才能更有效的促进经济转型,从本质上说这两件事情还是密切相关的。在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哪个方面由于措施不协调、不到位或者不配合,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的困难,或者说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二个问题是想讲一下中国金融在传统模式下所形成的体系,对实体经济和对金融转型有什么样的阻碍作用,如何转变这种状况。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加快金融转型的问题。

    首先看一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的挑战和一些困难。在两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有没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考察了国外很多国家经济发展历程,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主要影响因素。报告出来之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尾声,将会进入一个中高速的增长时期,而且从中长期来看,经济增速会逐渐的回落。当时经济界很多人不同意国务院发展中心的这种判断,有的非常著名经济学家仍坚持中国还能继续保持十到二十年8%到10%的高速增长。但是到了2012年下半年和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走势证明,我们中心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中国现在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体量庞大,但是它的经济的增速与经济增长质量和民众享受经济成果的程度是不相匹配的。总量看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并没有达到全球第二,而是排在全球一百位,基本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根据国际经验,进入这个增长阶段的国家,往往会由于经济增速快速下滑而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个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会掉入这么一个陷阱呢,我们考察了若干个国家的经历之后,发现主要的原因,一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以后,技术赶超的后发优势不再存在。而技术创新的能力还不足,不能形成竞争力。二是比较优势在逐渐消失。原来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廉,这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特点,这个比较优势在进入中等收入的阶段之后开始消失,新的比较优势却没有形成。再没有大的动力支撑以过去那么高速度的增长,于是经济增长率开始出现快速回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的经济社会矛盾被当时高速增长的经济所掩盖,社会的经济体和社会结构性问题,包括一些矛盾和冲突不容易显现出来。但是当经济增速一旦回落,水落石出,过去被掩盖的一些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出来。很多拉美国家出现了社会动荡,出现了政府解体,出现了一些暴力的行为,这种情况过去已经是多次发生。

    右边这张表是根据我们课题组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做出来的。1995年-201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9.9%,实际增长是9.8%,和潜在增长率只差0.1的百分点。2012年实际平均增长是8.54%,2011年到2015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是8.6%。我们中心课题报告的预测从2015年起,每五年潜在增长率是逐渐回落的,它回落到7%,2030年可能到5%。尽管5%的增速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增长速度,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只有5%的增长率,应该说只是一个中等的增长率。因为从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都有一些大的变化,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一个明显回落的趋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一个明显上升的态势。这是未来我们中心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分析多种因素之后做出的一个判断。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通常都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否则最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出现一个经济快速复苏和发展时期,很多很落后的国家迅速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拉美、中东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是,这些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再继续往前走,成功的很少。根据国际组织统计,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里,到2008年只有13个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绝大多数没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按照基本的经济规律,劳动力和资本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转移过程,可以大规模提高生产率。当可以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迅速减少的时候,工资水平一定会上升,否则没有办法再吸引劳动力。这时候经过农村到到城市、农业到工业的要素重新配置和作为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空间就会迅速缩小,国际竞争力会明显下降。如果不能在制度和体制进行有效的和大规模的创新,大多数国家都会陷入困境,最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比较晚,比别人晚了三、四十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顺利度过转换期,中国也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从经济的一些重要指标来看,增长的潜力在下降,将近20%的增长速度是不可能了。这些曲线的走势基本上是在往右下方走,消费、投资、出口的增长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虽然有起伏,但是趋势是向下走的。根据拉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进入中等收入增长的阶段之后,如果不进行经济转型就会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过去所依赖的高速增长的一些增长的机制已经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一些支持过去高速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某些非常有利的条件或者是大幅度的减弱或者是基本上消失。比如说重化工业是一个具有很高规模经济效益的行业,它的投资体量非常大,需要大规模建设,可以带来很大的需求,产量也很高,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但是重化工业也带来了高污染、高消耗和高排放,自然环境越来越无法承载。现在政府仍然很愿意做一些重化工的投资,因为GDP动力至少在目前为止还是相当强,同时有一个非常大的阻力开始出现,这就是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前年我到厦门,厦门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PX项目没有落地。媒体反响强烈,市民们组织起来到市政府去抗议,采取种种手段反对这个项目。厦门发改委的同志非常遗憾的跟我说,这个项目总投资是500个亿,可以拉动当地很多消费和后续投资,每年产生利税就有100多亿,由于民众的反对项目没能在厦门落地,结果被周围的一个县拿走了,非常可惜。浙江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重化工项目要在本地上马,民众全体反对,政府只好先放一放,害怕引起群体性事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环保敏感期,健康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环境污染等于剥夺了所有国民的财富,所以老百姓是一定要反对的。现在不光是老百姓反对,高层领导同样也很担心这个问题。北京雾霾天,领导同志也要把空气净化器买来装上,不仅在办公室,家里也要装上。

    第二个因素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非常沉重的打击。从开始局部的次贷的危机,演变成全球的金融危机,甚至演变成某种程度的经济危机。在这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的外需急剧收缩,从2008年到2013年五年过去,我们的外需已经不可能恢复到危机之前了。由于经济不景气,很多国家之间开始出现更加严重的贸易纠纷,特别是针对中国的贸易纠纷高发。发达国家过去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感觉没有工业制造业经济基础是不稳固的,于是又搞再工业化。美国、欧洲一些政府都在通过政策吸引海外投资重新在本土建工厂。这几年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已经卖不出去了,形成的过剩产能怎么办,要不然是设备闲置,工人下岗,要不然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滞销卖不掉。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

   债务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很严重的挑战。投资效益总体上下滑,是因为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掉,投资就不能回收,不能产生利润。在投资效益下滑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保持原有增长方式,继续高强度的投资,结论就是投资没有回报,甚至不能回收投资,债务就没有办法偿还,中国就有可能赴欧洲的后尘陷入债务危机。现在有测算说中国的外债可能在1万亿美元左右,地方债现在到底是多少,审计之后的结果还没有发布,据说大概是11月底左右可能发布,但是从大家比较认可的水平来看,中国的地方债应该在16万亿-24万亿之间。今年6月份,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是9.6万亿,加上信托、委托贷款,还有一些其它方式的融资债务,大体是在16万亿-24万亿。两个月前审计署的副署长说估计在15万亿到18万亿,基本上这个估计水平是差不多的。国际货币组织有一个测算,把政府融资和预算外基金、债务都算进去,2012年政府债务应是GDP的45%,考虑到还有50%-60%左右隐性的负债,同已经发生债务危机的一些国家相比,这个负债率还不算很高,但是从中国历史比较来看,已经是非常高的水平。

    经济一定要转型,经济转型的目标有很多的表述,主要一个意思就是要调整和创新经济的动力机制,激发市场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过去我们比较注重靠群体、靠企业,将来更加强调个体,而且要提高制度的适应性以及政府应对风险的能力,提升经济整体效率和国家的竞争实力。总的来说,经济增长要从过去的重速度转向重质量,从过去的重要素投入转向重提高要素效率方面。有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从依靠大企业、大项目更多地转向注重培育和发展中小企业。二是从重点依靠第二产业和重工业拉动经济,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要注意发展范围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规模经济效益是依靠做大规模来获得更高的单位投资收益,范围经济效益正好相反,它是依靠扩大交易对象的范围来获的。它可能价格很低廉,但是要面向众多的交易对象来获得经济效益,每一笔的收益可能很低,但是汇集起来效益就高了。范围经济效益目前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电子商务,依靠互联网技术以及创意,面对成千上万的客户,他们可能需要各种质量各种型号的产品,所以要求你一定要有创意。三是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转向投资、消费、出口都依靠,三架马车协调发展。特别需要注意培养消费对内需的拉动能力。    四是从注重消化吸收外国先进技术转向注重自主创新,发展新兴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吸收先进技术的空间消耗的基本差不多了,一些最核心的技术或者是军事技术、空间技术,人家不可能卖给你。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创新。

    要实现上述这些转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由政府引导经济为主转向市场导向为主。前面例子讲,范围经济效益需要大量的交易量,面对成千上万的客户需求,政府对此是无能无力的。政府的长处在于迅速集中资源,重点投入某几个领域,迅速产生效益。它一定是标准化的,是相对单一的,不会有很多个性化的产品。而市场导向就不一样了,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应该有什么供给,甚至人们会创造出某种供给来创造需求,这就是市场的力量,政府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要更多发挥市场调节和经济主体的自律作用。

    还有一条是,要从过去的区域竞争式发展转向统筹城乡,促进不同区域间的良性互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区域间竞争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但是靠这种竞争意识发展的模式很难起再持续下去,因为做任何吸引都是有边界的,你吸引资本、技术、人才,这些手段和优惠政策其它地区很容易模仿,被人家模仿之后你就不再有比较优势,相反会增加摩擦,增加竞争成本。所以未来中国要在不同区域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而不是单纯的竞争。

    第二个问题讲讲金融。第一个方面,现有的金融体制不能够满足经济转型的要求。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之下形成的,现在也在转型,但是我觉得才刚刚开始转,连一半也没有转过去。这种传统模式之下所形成的金融体系,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体。这点很容易解释,就是说迅速聚集社会资本,最方便的手段是银行。以传统发展模式,政府用行政的力量聚集社会资金资源,投入大项目、大企业建设,最有利的金融工具就是银行,所以才形成中国银行占主导的间接为主的融资的特征。2012年年底,银行业资产规模是100多万亿,证券业最多2万亿,保险业7万亿,这个差距相对来说还是很大的,从资产规模就可以看出中国绝对是银行主导。

    这是2011年的数据,到目前为止结构变化不是很大。2011年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200%多,这在我所比较的国家中是最多的。股票和证券是50%左右,这个结构和美国是截然相反的,而美国是直接融资资本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在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中,日本是一个典型,它和东方模式差不多,曾经也是用行政的力量和行政的手段去扶持一批银行金融机构,聚集社会资金去搞项目建设。但是它的银行资产与GDP的比重比我们低很多。即便是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它的金融结构和中国也是相差很多的。

    第二特点,既然我们是以大银行为主,必然会以大客户、大项目和外商投资为主要的服务对象,这就是我们在传统模式之下形成传统的金融结构。我们的金融机构哪怕是区域性的银行都想成为跨区域的全国性的大银行,追求规模扩张是银行普遍的理想和行动方针,连保险公司也是一样。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一定会按照存贷款规模和能力来论英雄,保险公司则是以保费多少论英雄。我们观察其它一些国家保险业情况,通常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是保费规模;第二个是保单建树,这是个很重要的经营指标;第三个是保额,保额是对社会的保障程度。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后两项指标,只有保费的指标,以保费论英雄是中国保险业长期以来的行为导向。这个情况也很容易理解,政府重点扶持大企业,大企业一定需要大的金融机构,大的金融机构必然也会追求大企业,是相辅相成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特点,资本市场重点保护的是融资,融资者不是投资者。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主体是投资者,是那些拿自己钱来冒风险的人,但是在很长的时期之内,我们的资本市场保护的是融资者,因为到资本市场筹资都是大企业或者是国有企业。资本市场建设的早期阶段,其实就是为了国有企业解困服务的。后来不这么提了,因为股权结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也上市了。从我们资本市场制度的效果来看,结果是保护融资者的,因为它不能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进行严厉的惩处,完全不能形成威慑作用,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是非常小的。债券市场也是一样的,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我们的债券市场只有大型国有企业在这个市场发展,民营企业需要发改委批额度,而发改委基本上批的都是央企。

    第四个特点,重点支持工业,而农村金融长期发育不足。中国经济发展长期靠的是剥夺农业、剥夺农民、剥夺农村,可能主观愿望不是这样,但是客观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剥夺三农其实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个阶段剥夺的是工农产品,把农产品价格人为压低,工业品却卖的很贵。上世纪80年代电视机刚面市,18寸的电视要一两千块钱,而当时的猪肉才几角钱一斤,鸡蛋才几分钱一个。第二个阶段剥夺的是农民工,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只有很低的工资和很差的福利来为城市做贡献。第三个阶段是剥夺农村的土地。把农村的土地廉价收购,然后转给项目开发商、房地产商。在这种子情况下,农村金融长期发展不足,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被剥夺的群体(请媒体不要用剥夺这个词)。我们到地方去调研,很多农村都在反映,说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成为抽水机,因为它没有投资机会,储蓄的钱都调走了。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前些年从农村大量吸收资金,然后统一拿到别的地方调配使用。

    第二个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效率不高。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总体来说资金过剩,但是实体经济资金又供给不足,最典型的表现是弱势群体融资难、融资贵,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比较严重。融资难的问题,在政府的多方努力之下有所缓解,但是融资贵的问题现在反而更加突出了。去年年末,我们商业银行的贷款是1978年的333倍,GDP是142倍,这说明贷款的增速快于GDP增速,说明我们资金从总量来说是不缺的,但是现有的金融体系满足不了现在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一些中小微企业来说钱非常紧,到处贷款贷不到。结果是地下金融非常活跃,各个地区都存在这样的现象。我觉得,部分缓解了融资难的问题,但是解决的方式是通过增加融资,增加整个融资链条来解决,而不是放开市场,促使竞争主体的增加,通过竞争提高服务质量。现在这条路子是通过担保,因为中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大银行不愿意贷款,而小银行风险比较大,于是就鼓励担保,担保公司一定是要收费的,担保费平均是贷款利率的一半,50%。竞争比较充分的地方略低一点,而竞争不充分的地方再高一点,一下子加三个百分点。因此在我们去调研时,很多担保机构说活不下去了,风险太高,银行100%的风险都由我们承担,我们只收3%的费用承担100%的风险。这说明银行很强势,为什么会强势,就是竞争不足嘛。如果经济主体充分的多,大家都在抢贷款、抢客户,银行就要考虑要降低条件,做好风控,可以和担保机构分担一部分风险。到国外调查,人家的担保机构没有百分之百承担风险,而在中国担保公司是百分之百承担风险,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是银行过强的一个表现。

    第二个从国际比较来看,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一定是有风险升水的,风险升水利率差是2-3个百分点,而且国外政策性融资基本上都是优惠利率,比商业利率低不少。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的风险升水,小贷公司20%几甚至30%的利率很常见,我们一年期的基准利率不到7%,可想而知这个利差有多大,中小微企业承担的融资成本有多大。我们的政策性融资,比如说政策性银行的一些信贷,基本和商业银行对大客户的贷款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明显的信贷成本方面的优惠。这说明我们的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不高,能力不够。还有是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在今年9月份已经超过107万亿,中国是世界上单位GDP产出耗费货币最多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包括日本相比,中国仍然偏高。我们总体的货币供给偏多,因此经常处于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的状态。我统计了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CPI超过2%的年份是22个,超过5%的年份是13个,有13年超过5%。2%是什么概念?欧洲控制通货膨胀率超过2%的标准,就要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边界。另一方面虽然货币供应很多,但是资本化程度又明显偏低,像土地、森林、知识产权、企业资产、股权、债权等等,要么完全没有资本化,要不然是资本化程度很低。资本化程度低,或者没有资本化意味着它不能流通,或者流通效率很低。资本一定要通过流通才能增值,不让它去流通是很难增值的,大量的存量不能对经济产生很高效率的贡献。

    第三个是我们的资产海外运用能力不足,外汇储备使用效率不高。今年9月份外汇储备3.66万亿,比1995年增加了2.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增长是热点话题,肯定是不需要这么多,但是没有办法,人民银行如果不去买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外汇储备过快增长,本身就证明中国经济对内、对外的结构是失衡的。在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和中国的金融机构拥有这么多外汇储备,应用的能力又偏低,2011年查上市四大家银行,除了建设银行以外,在海外的税前利润的占比只有3%到4%,和海外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是不相称的。中国银行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它主要是活跃在港澳地区,如果把港澳地区的贡献扣除掉以后,占全部利润的比重也不到5%,说明我们的海外经营的能力很弱。真正的跨国银行和跨国集团,海外市场上的比重怎么样也得在50%左右,我们连十分之一都不够,说明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境内家里面很厉害,迈出国门以后恐怕就有问题了。

    社会上经常在问我们为什么买美国国债?你不买美国国债买什么呢,美国国债是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债券市场。海外资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考虑它的流动性,当国内经济环境变化了,我要能把资产变现,现金才是最有利的支持。如果一个规模很小的市场,流动性很差,我们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不能变现怎么办?所以只好忍受美国人的很低的国债收益率,我们的这种投资应该说是亏损的。

    第四个是银行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利益,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这也是最近讨论的热点,社会普遍批评上市银行,我们有两千家上市公司,其中有十六家上市银行,但是上市银行的利润却占到全部上市公司的一半以上。有银行的经济学家解释,这样的比较是不对的,因为上市银行在银行资产中的占比是66%,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只有22%上市,单拿银行的利润和上市企业的利润相比是不科学的。也有一种估计,商业银行利润占全社会企业的利润的10%,上市银行的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0%,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不能简单的拿上市银行的利润和上市公司的利润相比。但是尽管如此,我们银行的收益率仍然是很高的。中国银行的利差大体上是在3%左右,净息差少一点,2%左右。当时社会上也有过热烈的讨论,批评中国利差太高了,因为银行存在垄断,金融业准入被严格控制的。还有一派是以银行家为代表的,就说我们银行率不高,国外花旗银行、富国银行、汇丰银行的利差比我们还高。当时我们中心的主任就把这个问题批给我,问到底是高还是不高?我找了一些数据,做了国际比较。当时争论的很激烈,我们站起来和几大行对着干不太合适,现在可以讲了。根据国际咨询机构拿出的数据,2010年净利差大概是在2.3%,再去测算一些国家银行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差别不大,巴西是3.8%,印度是1.9%,澳大利亚是1.7%,除了巴西以外,净息差都比中国低。中国的利差偏大是一个确定的事情。我到台湾,台湾的银行说我们的利差才是1%左右,么时候能到大陆去?我们对台湾开放银行,提出了对等的原则,你放我一家银行,我放你一家银行,台湾银行界不干,说我们的规模很小,台湾所有银行加起来可能才是交通银行的一半多一点,你进来一个银行就把台湾的银行业冲跨了。他们愿意按照资本比例来放许可证。台湾人想过来,就是因为它的利差低,如果说大陆利差很低的话,台湾银行肯定不会跑到这里来,这个事实是不容回避的。和几大国际跨国金融银行相比,除了德意志银行以外,净利差都高于中国的前四大银行。只说净息差高不能说明问题,要说它为什么高,高在哪里。中国的银行和国外几大银行有比较大的差别,一个是业务结构的差别。汇丰、花旗和美国银行有比较大的消费者信贷业务,它的收益率在国外是高于企业贷款的。中国前几年正好相反,中国的房地产贷款的收益率低于企业贷款,因为有一些房地产的贷款优惠政策,放贷业务基本上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它的息差比较低。这是业务结构上面是有比较大的差别。如果用美国银行平均融资成本来计算净息差,比消费者的信贷业务净息差低很多。第二个差别是资产结构的差别。汇丰银行里面垫款的占比比较高,达到63%。中资银行有限制,这一块贷款不可能像国外银行那么高。中资银行的贷款和垫款比重基本上是在50%以下,贷款收益率肯定比存放中央银行准备金的收益率要高很多。第三个差别是业务地域分布的差异。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国际收入一般占到总收入的50%以上,这些金融机构一定是到有钱赚的地方,比如说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通常是利息差比较高的国家,因为它的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竞争不充分。由于海外业务的占比很高,所以海外利润的贡献率很大,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深入分析下来,由于业务结构、资产结构和业务地域分布的差异,使得汇丰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的息差比中资银行要高。中资银行的高不是管制造成的,而是业务结构差别造成的,这不能证明中国银行偏高的利息差是合理的。

    第五个问题是影子银行的问题。最近影子银行问题也是一个比较热的话题,这里我不展开讲。影子银行是中国金融结构扭曲突出的表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影子银行出来,就是因为中国存在着很严重的金融管制,存在着很大的金融结构的扭曲,迫使一些正规的金融机构千方百计的通过各种拐弯渠道,为自己增加利润增加收入。

    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的金融不转型,不仅不能支持经济转型,反而会拖累经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讲讲金融转型问题。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来说,自身转型的方向、重点是和经济转型的方向、重点是相对应的,所以未来需要做几个重点的转换。第一个转换,要将重点为工业企业、大客户提供服务的偏好转向合理产业分布、均衡大中小客户。第二个转换,是更有效地发挥金融支持科技成果产业化、支持中小产业自主创新方面的作用。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融资体系恐怕很难具有这样的功能。因为大银行无法应对分散客户尤其是高风险的创新活动。第三个转换,要求金融机构拓展视野,快速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我们过去专注于为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未来不仅要为企业还要为消费者提供融资服务,而且要提供一种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我认为,尤其是现在对消费者来说,很难有一类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比如我只找一家银行,能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做不到,因为现在大家还是按照业务划线分行业经营,银行搞点理财,吸收点存款;证券公司管你的股票投资;保险公司负责保险的业务。而国外金融机构基本上是瞄准了企业全方位和整个流程的,你需要什么就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对消费者也是一样,消费者有什么金融需求,就给你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现在只有高净值的客户,恐怕才能在银行得到一对一的比较细致的财富管理服务。我认为这是未来金融机构转型需要着力进行的一个工作。

    关于海外资产的配置问题,利用外汇储备二次创造财富的能力需要提高,金融转型需要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我们现在很多是自己的左手和右手玩,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好像是产生了效益,其实对实体经济一点帮助没有,并不能真正的创造价值。我们的金融机构要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效率和效益,而且要由同质化的竞争转向差异化的竞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所有的银行都是做一样的事情,没有差异化的服务,连利差也是政府规定的,将来肯定不一样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随着市场主体的迅速增加,同质化竞争一定会有分化,要不然你就活不下去。要从传统的、单一的信用中介转向信用、资产管理、融资顾问等综合性中介,提供全方位的融资服务。

    第二个是金融体系由严格分业经营、单层次的、机构型的封闭式体系,转向混业经营、多层次的、市场型的开放式体系。融资结构由过度依赖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市场共同配合、共同发展。金融监管要由高成本低效率的行政性管制,转向更加注重效率的市场化的监管。要从分业的机构的监管和注重事前的监管,转向统一的注重功能的和事后的监管,这些都是金融转型的重点和方向。

    下面讲一讲金融转型为金融创新创造出很大的空间,但是也要注意在转型过程中产生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更多是由于转型过程中一些政策的措施、体制性的因素和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所造成的。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跟不上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比如前一阶段发生的理财风波,特别是在上海有人假冒金融机构的名义做属于欺诈性的交易行为,虽然是交易人员违法违规的活动,但是我认为金融机构也有责任,至少没有察觉,好几亿的钱都出去了一点都不知道,这是有问题的。也有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像今年6月份流动性急剧收缩,给整个银行体系带来一次比较大的震荡。其中的原因,应该说还是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流动性管理能力和资产负债匹配能力跟不上的问题。虽然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转型,但是同质化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有些银行已经开始寻求差异化经营,寻求新的经营方向,寻求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过去几十年形成同质化的经营格局,短期之内不会很快的解决掉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就很容易波及到其它的金融机构。中国现在的金融结构比较特殊,国有控股超大型的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内起主导地位,这种结构会加剧风险。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的问题没有解决,它的公司治理还存在很大的漏洞,因此控制风险的机制不可能非常有效率。这种超大型的金融机构规模很大,不可能总部一下子管到营业网点,从总行、分行到地区的中心支行,再到支行、营业所,这么多层级的机构,一定会使总部的风险控制机制层层弱化,到基层营业网点上有可能风控机制部分的失效。所以当遇到风险问题的时候,中国的这种金融机构恐怕会放大原有的风险。

    二是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体系的变化。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用老办法解决新产生的风险,实际上是控制不住的。目前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都在参与资产管理业务,叫大资产管理,银行体系外的资产急剧的膨胀。银行代换占全社会融资前几年是80%,十年前是90%,比重是很高的,现在已经降到50%,说明大量的资金已经离开银行体系在社会上流转。还有互联网金融以及个人对个人的融资,这样的活动最近一两年发展的非常迅速。现有的金融监管,无论是从法律、监管理念,还是监管的方式、工具、手段来看,都跟不上金融体系内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现在仍然主要靠资本约束,加上行政管控的方式来防范风险。

    我曾多次讲过,中国的银行家一定是离不开银监会的,证券和保险都一样。有一次我到一个地级市,跟一位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沟通,他说我经常到北京去,平均一两个星期就要去一次,他要跟银监会的人沟通,经常和他们打交道,一年至少二十多次要到银监会去沟通。有一次我到日本去,我就问,你们保险公司的老总一年要到金融厅去几次?他说我们不去,除非有一些专题问题讨论召集会议,一年也就是两三次。这两个例子很细微,但是却反映出大问题,中国还是靠行政力量在管控金融体系。银行家,证券公司的老总,保险公司的老总,都要把监管部门的要求放在第一位。有个玩笑说,国外的银行家上班第一天是看看变化的情况,我们的银行家上班第一件事是看看有什么文件,监管部门有什么新的指示。而且我们是用行政手段化解风险,是靠资本金来承担风险的间接融资体系。

    我们将来的方向很清楚,就是要发展直接融资。我们需要创新创业,而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经营的三要素是安全、流动性和利润,安全第一,利润是排在最后的。因此我们要靠资本市场的资本去做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来支持创新。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不是靠资本金承担风险,而是靠市场价格波动来化解风险。资本市场需要“三公”,即公开、公正、公平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有效的监管制度,目前我们这一块做的还是相当的弱。还有一个问题是货币调控未来也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金融机构的收益和它所承担的风险不对称。市场经济的法则是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是我们现在金融机构收益相对比较高,承担的风险实际上却很小,因为政府和国家信誉在为它兜底。我们的政府不愿意看到金融机构出现破产倒闭。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破产倒闭处置了数量很少的几家金融机构。如果说国家信用成为稳定金融市场唯一的保证的话,道德风险一定是盛行的,大家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做高风险的业务,投资人也可以毫无顾及的去买高风险的产品。这个市场就失掉了市场的自我约束的体制。

    加快金融转型需要通过改革来推动。有一些问题光靠金融机构自我转型、业务转型、多样化经营和强化风险管控机制还是不行,需要通过金融转型来推动。我们的金融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固化的,如果不对原有形成的利益格局进行一些突破性改变的话,金融很难转过去,大家仍然愿意在原来的经营方式之下吃安稳饭。金融改革的重点我想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要提高金融运作的市场化程度,使金融机构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要自己承担风险,能够完全的有自主运营的权力。现在很多的金融机构称不上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只是部分自主的市场主体。在这种情况之下,市场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提高金融运作的市场化程度,首先要做的事情是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和进一步的改进。我们现在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国有持股比重相对来说比较高。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并不是都是国有银行的就一定会怎么样,这里面最大问题是政府在控制金融机构的整个运作机制,包括它的高官任命,包括经营方针。比如在2008年放出4万亿的时候,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投放贷款,人民银行银监会不能说是直接下命令,至少有一定的窗口指导。为什么几大银行的贷款规模会迅速的增加,这里面是肯定是有行政因素和政治因素在里面。

    第二点是改进高官选拔和绩效考核方式。在这就不展开了。

    第三个是加快推进金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利率市场化的问题,利率市场化是金融运作市场化的一个前提条件,连价格都不能由市场来决定,更谈不上金融机构行为的市场化。当然利率市场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国外的利率市场化经验来看,通常是通过十几年的时间。利率市场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不仅仅影响一个银行,会影响整个金融市场,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它对证券业,对保险业,对其它的金融子行业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还有费率市场化,今年保监会放开了寿险的汇率,我们过去一直在批评这件事情,我称它为铁板鱼块,十多年维持在2.5%,所以保险产品不好卖。我曾经买过保险产品,买完之后发现绝对是吃亏的,它是2.5%的利率,一年期存款都三点多了,费率一放开现在基本上都到4了。价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需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费率市场化的改革。二是重点要建设和完善多品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个问题也说了至少有七、八年,里面的道理都很明白,但是操作起来有难度,最大的难度还是在于我们的监管部门垄断了金融市场资源。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的债权市场是被严重分割的市场,我们的发改委批企业债,人民银行批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证交所批上市公司可转债,还有中小企业的有点像垃圾债的债券。这个发行市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审批单位,产品的审核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在流通市场上,有证交所的市场和交易商协会的市场,证交所市场是证监会管的,交易商协会的市场是人民银行管的。两个市场要是打通,不同的市场有竞争,可以交易同样的商品,就能比较出来哪个市场效率高,哪个市场的流动性好。但是我们不同市场交易的商品基本上是分割的,这个市场交易创造出来的金融商品和那个市场交易创造出来的金融产品不构成竞争,市场机制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再从债券市场的交易清算体系看,我们有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有证券登记清算有限公司,还有上海清算所,这三家机构所属的监管部门不同。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属于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共管,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归证监会管,上海清算所是人民银行设立的,这就是部门垄断,市场分割,这种状况如果不解决,我们的债券市场效率怎么能提高。一个完整的债券市场,从发行到流通到清算,被割裂成零零碎碎的市场。市场不统一,交易量怎么能够上得去,流动性怎么能提高。所以我觉得最根本还是要解决政府的问题。

    要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一是要解决金融资产定价机制问题。要实现利率市场化、费率市场化,还有IPO。股票的IPO的定价机构是扭曲的,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解决。还有市场进退的问题,大家对上海自贸区期望值非常高,说自贸区就要看金融有什么突破。上星期天我参加上海自贸区的讨论,实际上能有多少突破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据说有的监管部门还在想办法控制民营银行的金融权限,比如说限定民营银行只能在某个区域经营,或者是不是要限制民营银行吸收存款的门坎。中国加入WTO十多年了,我们限制外资银行只能吸收一百亿以上的人民币存款,结果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基本上打不开。市场份额只有2%。如果我们限制民营银行只能吸收50万以上的人民币存款,很有可能把95%-98%的客户从民营银行剔除出去了。如果这么做的话,我觉得这个金融改革就比较有问题了。市场进的问题没有解决,市场退的问题也没有解决,金融机构能不能按照市场的机制退出是很重要的问题。经营失败了就要追究高管的责任,企业将要破产就要被监管,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嘛。我们现在不出局,或者出局不按市场机制来出局,而是由政府几个部门在一起决定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的未来,这是不行的。还有消费者的保护问题,这是中国金融领域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相信在座各位在消费金融商品的时候,一定没有自己是一个上帝的感觉,你们在强势的银行面前,在证券市场里一定感觉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无能为力。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很弱的。大概在2007、2008年,日本出台了一个金融商品销售法,把所有金融商品全部纳入到这个法律中去,对销售行为和违规金融交易行为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我们的法规界、金融界也在呼吁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出台。最近我听说全国人大要修订消费者保护法,但是仅靠消费者保护法,不足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因为它不可能对金融消费做出非常详尽的法律规定。现在有很多国家已经专门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来设定法律了,我们还是落在后面。

    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要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政府是非常强势的。如果政府不能够非常果敢的,非常无私的出让它所持有的权力,市场化还是很难推进。政府究竟应该在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能,大的方向是清楚的,但是具体的操作细节上还是不够清楚。政府要管它应该管的事情,不要去管它不应该管的事情,这句话谁都会说,但是落实到金融市场发展每一项具体事情上其实还是不清楚。第二个关系是要处理好中央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我们的政府部门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利益主体。我听说过一个传闻,曾经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很多年前就想搞一个私募基金管理法,但一直没有出台,原因就是当时朱镕基总理说了,私募的东西你管它干什么,多此一举,所以一直在国务院的会议上没有通过。但是这个宏观管理部门总是不甘心,说不搞这个法我们管什么。政府部门非要管点什么事就麻烦了,许多事情就不好办甚至办不成了。第三个关系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监管职能的问题。我一直在考虑,一定要把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方面的职能搞清楚。我们金融研究所今年设了一个课题,就是地方金融监管研究,但是由于最近在忙着别的比较重要的课题一直没有完成,等有时间了还是要做一些调研。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金融机构数量也非常多,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非常大,怎么可能把全部的金融机构都由中央来做监管呢?我们的垂直性监管方式通常是一刀切,不一刀切就会有人找它,会说为什么允许他做不允许我做,他有特殊情况我也有特殊情况,这样的事很常见。对大银行和小银行,对银行和非银行,对金融机构和类似金融机构的,也不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监管。应该实行分层监管,中央监管部门管全国性的大银行、大机构和影响公众利益的金融交易机构。地方可以管一些区域性的小的金融机构,这样我们的监管效率就会提高,金融市场也会有更多创新的空间。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在这次三中全会之后,中央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垂直性监管成本高,效率低。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金融改革面临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