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围绕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问题谈几点看法。第一个问题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现在达到了什么水平，它面临的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就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什么机会和挑战。第二个问题讲一下中国经济短期增长中出现的失衡，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产生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哪儿。第三个问题想讲一下为什么解决中国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根本在于体制改革，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年是第三十五年，我们现在能拿到的年度数据是前三十四年的数据。这三十四年来，中国经济济保持了平均每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的确创造了当代经济发展史上大国年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的奇迹，这使得我国经济规模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去年年末，我国GDP总量第一次突破50万亿，达到51.9万亿人民币。51.9万亿没有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差不多提高了24倍左右。中国人现在15天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一年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美金，51.9万亿人民币按最近三年的平均汇率换算是8万多亿美金，占全球GDP的比重10.4%，排在世界的第二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只有1%多一点，排在世界的第10位，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有了迅速超越，先是挤掉了像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挤进了前八名；然后又超越了法国、英国，挤进了前四名；再后来超过了德国，挤进了前三名。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按关汇折算超过了日本，进入了世界第二位。从总量上看，中国现在的确成了排在世界第二位令世界瞩目的国家。 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到去年年底按13.4亿人算，51.9万亿GDP总量，人均到4万块人民币，在三万九千块钱左右，中国34年来 GDP每年人均增长8.7%，这个速度也创造了世界人均GDP增长的记录。如果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人均GDP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提高了17倍，折算成美金不到6千美金。

    1998年，按当时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们实现了从低收入的穷国向下中等收入国家起点的转变。到2010年，实现了从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2012年6月世行公布的标准是，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如果达到12475美元以上，就叫高收入国家。在这个之下，但人均GDP在4055美金以上，叫上中等收入国家，截止去年年底全世界上一共有54个国家。如果是在4055美金以下，但是在1025美金以上，叫做下中等收入国家，到去年年底也是54个。在1025美金以下叫做当代低收入穷国，到去年年底是36个，加在一起这四组国家是一共是214个。中国从2010年开始，进入到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成为54个上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一员。按照去年人均5800美元和三年平均汇率折算，中国在214个国家里去年排在世界第114位。也就是说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跨越了贫困、穿越了温饱，进入到了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之后，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会面临什么样的历史性机遇和什么样的前景？全世界当代有70个达到人均12475美金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发生穿越的年代是不一样的，有的上个世纪实现了穿越成为高收入国家，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成为高收入国家。而且所谓的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它的绝对标准在不同年份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元的价格就不一样。我们刚才说的是2012年世行最新公布的标准，上世纪70年代的美元恐怕就不是这样的价值了。但是无论是哪一个自然年代，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国家相对来说是当时的世界高收入国家，总有一些国家是上中等的或者是下中等的或者是低收入国家。我们不管这70个高收入国家到底是在哪一个自然年份上实现的穿越，我们只看它在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再进入那个历史时期的高收入阶段究竟用了多少时间。这70个国家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年份不同，发生的各个年代不一样，但是实现穿越用的绝对时间平均是12年零4个月。在这70个高收入国家里头有20个人口大国（国际上所谓人口大国是指人口规模超过一千万人的国家），这些人口大国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穿越用的时间短一些，平均用11年零9个月，这意味着大国在经济起飞前的准备比较麻烦，需要积累条件，克服贫困的难度比较大，但是它一旦克服了贫困，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后期的时候，它的加速能量的冲击力度比小国要大。中国毫无疑问是最大的人口大国，按照这个历史逻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按当时标准，2010年正好实现从低收入向上中等收入的跨越，那么从2010年算起，假如给中国10年时间，中国能不能实现向当代世界高收入国家的穿越？我们现在就是想要讨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看得见的和可望可及的机会。

    我们怎么来把握这个机会呢？今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表述有几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大家耳熟能详，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前后，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节点是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前后，我们要建成民主富强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赶上当代一般的发达国家。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节点。我想把这两个重要的节点简单剖析一下。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内容有很多，我就讲经济的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

    数量主要讲GDP的水平，经济规模包括总量和人均。我们提了两个倍增计划，一个是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GDP总量比2010年增长一倍，翻一番。另一个是人均GDP的水平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到2020年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经济数量指标，很重要。我们简单分析一下，2010年我们的GDP的总量大概是45万亿，按不变价格翻一番是90万亿，90万亿按现在的汇率折算大概接近15万亿美金，是2010年之前美国的总量。2011年美国GDP总量第一次超越15万亿，达到了15.1万亿。在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过程中，它都保持在14万亿以上，但是没有突破15万亿。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增长目标， 2020年中国的GDP的总量要比2010年翻一番，意味着到我们总量要达到美国2010年之前的经济规模。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我们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7.2%左右，严格说是7.16%的速度。中国现阶段处在工业化在加速，城市化在加速的加速发展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应该在7-8%之间，所以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大。这个十年我们已经过去了三年，从实践上来看，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9.2%，2012年增长7.8%，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7.6%，预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长7.5%以上应该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从已经发生的这三年，我们实际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都高于要实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目标所要求的平均增长速度。所以，这个倍增计划应当说不出意外的话，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已经发生的实践上看都是有根据的。如果这个总量能实现翻一番，如果能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五左右（这几年基本上是千分之三），人均GDP水平相应的就能翻一番。

    2010年我国人均GDP大概是34000元，按不变价格到2020年翻一番大概是68000元，按现在美元标价人均GDP将超过12000美元。我们刚才讲了，按世行2012年6月公布的标准，按现在的美元算，能达到12475美元以上的就属于高收入国家，也就是到2020年，从人均GDP的水平来说，中国用10年时间就可以实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70国家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穿越。这里讲的仅仅是GDP的数量，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简单的经济规模。所以，我们的全面小康社会除了讲GDP总量翻一番，人均GDP翻一番之外，还要讲结构变化。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是农业现代化，一个是新兴工业化，一个是城镇化，还有一个是信息化，我们要在这四个方面达到或者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的水平。农业现代化，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现在降到了15%以下，而当代高收入国家的70个国家平均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在10%。新兴工业化，国家统计局今年春天公布的中国工业化标准，我们的工业化已经走完三分之二历程，大概实现了60%多。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江苏的工业化已经完成，辽宁、山东、浙江、福建4个省大概是90%基本完成。东部这9个省、市按国际商标准工业化的结构水平基本上已经达到了。现在工业化水平低的主要是中部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因为东部占经济比重大，所以能把整体水平拉上来。因此国家统计局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实现了60%以上。城镇化问题不太大，去年公布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6%，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大体就是这个水平，我们已经进入到城市化30%-70%的加速期，预计到2020年接近70%的问题不大。

    除了经济规模，GDP的总量和人均GDP水平之外，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化，要看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工业化的实现程度、城镇化的实现程度和信息化的实现程度。中国正处在加速期，要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高度，从速度上看问题不太大，我们担心的是质量，就是实现的方式。比如实现工业化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会遇到多少社会麻烦，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你怎么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如果2020年中国进入当代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话，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基础就不一样了。有人做过一个测算，测算的结果比较乐观，估计到2023年，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中国GDP总量有可能超过当时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工业产值总量1894年超过了英国，排在世界第一，GDP的总量是从1913年开始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从1913年GDP的总量排到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了。美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最顶峰的一年是2001年，当年的GDP占全球GDP比重是32%以上，然后开始降低，2001年降到15.1万亿美金，占当年全球GDP的比重23%，还是排在第一位的。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下去，有可能最快到2023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即使慢的话，估计在2030年之前，中国的GDP总量也有望超过美国。

    到2050年就不再是总量问题了，而是人均水平，我们的人均GDP水平要赶上当代一般发达国家。所谓一般发达国家不是指最发达最富有的，比如挪威去年人均9万多美元，美国、德国应该都在5万美元上下，我们赶它们是赶不上的。中国有一个国情，就是人口众多，你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水平下来，你还是无法赶上水平最高的国家。但是人均GDP的水平，到2050年前后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比如葡萄牙、西班牙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们说从人均水平到本世纪中叶赶上一般的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国，无论总量还是人均水平，都要跻身于当代世界的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把这个叫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人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在近现代史上落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探讨了农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很多道路，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寻求富国强兵，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方式。过去我们总在讲，中国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到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几代人了，在座的都是年轻学生，估计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不出意外的话你活到2050年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你们这代人，就能看见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就是机遇，这个机遇给中国七、八年时间来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十七、八年时间，到2030年之前中国上升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在十八世纪，按照现在的统计方法算，中国GDP总量占全球高的时候达到40%多，在十九世纪初叶还占34%以上，比美国当代最高32%的年份还高。到了近代之后我们开始落伍了，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GDP只占全球GDP1%多一点，和我们这么大的人口大国很不相称。所以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发展，确确实实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基础。我们终于可能再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就会达到现代化。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它的实现应当能够震撼和改变世界格局和世界历史。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很多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你会面临新的阶段和新的挑战。我想这个挑战从发展经济来说有两个方面很突出的变化，一个方面是供给方面，一个方面是需求方面。供给方面的变化是核心竞争力变了。过去最主要的竞争力是成本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便宜，环境不用治理，污染没人管，它的主要增长方式就是动员大量低廉的要素投入去扩大经济规模，带动经济迅速增长。因为成本低，在国际市场上就有竞争力，能拿到订单，从来带动经济迅速扩张，带动就业，带动国民收入增长。但是，当你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决定核心竞争力的条件就有变化了，学经济学的都知道，到了这个阶段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些东西都出现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越来越大了。经济规模越扩大，对能源、原材料和环境包括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人们对环境治理的标准越来越高，越来越要求内在化，不能再做外在的东西，企业在这些方面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要素成本越来越提高，你的增长方式必须改变，不能再主要依靠要素的投入量来扩大和带动增长，要转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来带动增长，否则短期经济肯定是不均衡的，成本那么高，效率那么低，通货膨胀也消化不掉，结果就会掉进入高通胀。企业破产、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增加、成本推动物价上升，甚至出现严重的滞胀问题。所以一定要改变到主要依靠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带动增长。这是供给方面。

    另一个方面的是需求发生了变化。过去穷的时候，投资需求非常强劲和旺盛，消费饥渴，甚至短缺经济。所以那时候的企业家非常幸福，他们不愁销路。发达国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觉得在他们那里人们等着排队买东西。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就不一样了，需求从前一个时期的强劲饥渴到经常出现疲软，投资和消费都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按说比过去有钱，银行储蓄应该增加，投资贷款能力应该增加，投资增长应该提高，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过去穷国的投资增长快，主要是因为你的成本低，发达国家转移资本、转移技术和转移项目到你这儿来生产。当你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你的成本提高了，人家就不往你这里转移了。这时虽然你的国民收入提高了，存款也增加了，但是你的投资需求能不能增长，主要取决于你的国家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如果你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够，你就会遇到很尴尬的局面，钱越来越多却找不到投资机会，因为没有新产品开发出来，没有产业升值的空间，而发达国家已经不往你这儿转移新产品和新项目，你自己又研发不出来，你拿着钱投不出去，你非要投的话，往往是低水平的重复，导致产能过剩，导致泡沫。

    消费需求也是这样。到了这个阶段，它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考验这个社会，这就是国民收入高速增长的时候，国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级分化，这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会降低，大量的钱给了少数有钱人，但越是有钱人，占的消费比重越低，而大部分人即使想消费没有有效的支付能力。人们越没有钱就会对未来越没有信心，于是就会增大储蓄，不敢消费，因为储蓄是未来的消费。这就很糟糕。别看你的经济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总体平均水平上去了，但是如果你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够，你有钱却投资上不去，如果你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你有钱消费却上不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对经济带来主要危险就是需求疲软。如果有出口支持还能弥补缓解，但是如果卷入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危机，国家经济就会出现严重问题。从经济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以上讲的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发生了变化，看你能不能适应。

    过去我们的宏观调控对短缺经济有经验，企业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怎么管理也有经验，但是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宏观怎么调控，微观企业怎么管理，怎么生存都是新的考验。这些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出现的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挑战和问题，有人把它概括为中等收入陷阱。2006年世界银行搞的一份研究报告，对于这个经济现象做了一个概括，主要是指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这些国家，供给发生了变化，需求发生了变化，要看你的增长方式以及微观、宏观调控方式和经营方式能不能相应的变化，如果变化不过去，就掉进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一些国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的几个国家，就到了当时的上中等收入阶段，但是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世纪还是停在那儿，没能进入高收入阶段，停在中等收入阶段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这次西亚、北非动荡一些国家，前几年在政治上比周边国家稳定，经济增长也是强劲的，但是它到了上等收入阶段，同样不能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所以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由于抗打击能力不够，陷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同时经济冲突、文化冲突、政治冲突都汇集在一起。这次北非的问题给人感觉像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50个基督教国家打一个伊斯兰国家，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简单的文明价值的冲突，首先是它的经济发生了深刻危机，它在这个阶段不适应，所以才演变成综合的所谓中东北非危机。所以拉美漩涡也好，东亚泡沫也好，中东北非危机也好，说到底就是它们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适应不了新条件的变化，尤其前面提到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发展方式没有相应的调整，因此出了问题。

    我国已经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性机会，另一个是面临着一个深刻的挑战。构成上等收入陷阱威胁的所有变化和因素现在都存在。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讲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的失衡和风险，以及产生这种失衡矛盾风险的主要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失衡，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大概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8年这二十年，除了极个别的事情和个别年份之外，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失衡就是短缺，或者说是需求大于供给（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需求大于供给带来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中国发生过三次大的抢购和通胀，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1994年。这三次都发生在1998年之前，每次的具体原因不一样。1984年那一次，是因为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重大的决定，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居民担心物价上涨去抢购，一直到1985年春节前才平息下来，时间不长但震动非常大。过去我们是计划价格，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资本主义强就是没有通货膨胀。结果我们这搞出来了通货膨胀，给大家带来的震动还是很大的。第二次是1988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价格改革，老百姓又担心物价上涨去抢购，1988年我们的通货膨胀达到18.1%。1994因为1992年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中国形成一个非常大的投资浪潮，有了巨大的需求，推动物价上涨，1994年物价上涨率达到了24.1%。虽然每一次具体原因不同，但是根本原因都是一个，就是那个年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是一个需求大于供给的年代，整个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值非常强烈，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可能就去抢购，就形成通胀。

    从1978年到1998年，除了个别时期之外，我们的宏观政策长时期采取了适度紧缩。一直到第九个五年计划，当时还叫适度紧缩，这是党的代表大会所作的十五大的报告里明确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紧缩。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年底，这12年间同样除了个别年份，宏观经济失衡是反过来的，不是需求大于供给，特别是内需相对疲软。1997年下半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上半年冲击到中国来，加上中国本身内需不足，结构调整比较大，国有企业改革矛盾也比较纠结，所以我们当时官方公布的三千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三分之一乡镇企业差不多倒闭了，大量的进城民工提前返乡，意味着经济增长出现问题，失业压力大了。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更大。从2008第一季度开始到2009年第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连续五个季度、十五个月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很高，13%，2008年第一季度掉到了10.6%，一下掉了2.4个百分点，当时大家很惊讶。2008年第二季度接着掉，掉到了10.1%，第三季度掉到9%，第四季度跌破7%，到了6.8%，一直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2%。连续五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这种情况迫使我们采取措施，2008年下半年特别是第三季度开始，我们开始采取全面反危机的举措，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一直刺激到2010年的10月才开始宣布择机退出。

    在这个阶段，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主要问题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增加乏力，因此宏观政策的方向主要是采取了扩张性的保增长，刺激需求带领经济增长。从2010年年底到现在3年了，现阶段宏观经济的失衡或者主要的风险用一句话表述，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增长，我们用了一个词，叫做“下行”。我挺佩服这些写文件的人，确实很有智慧，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没落，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滞胀，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往“滞胀”上面乱套，不用这个词用什么呢？我们有办法，一方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一方面有经济下滑的严峻危险，于是我们叫做“双重风险并存”。中国宏观经济大的失衡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主要是通胀问题，从1998年到2010年主要是增长乏力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出现过，但是是分别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所以我们的政策方向比较好明确。如果是通胀我就全面紧缩，如果是经济增长乏力我们就全面扩张。现在是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同时出现，而解决这两个问题所要求的宏观政策方向是相反的。你要控制通胀，原则上就要采取紧缩性的宏观政策，但是如果采取紧缩性的宏观政策，经济衰退经济下行这个问题就要恶化。如果其它条件不变，需求一旦扩张之后，通货膨胀会加剧。西方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过这个滞胀问题，到现在它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从理论上和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下来，很大程度上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人为了解决滞胀，它的宏观政策宏观调控方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带来的新问题，累积成了这次所谓的战后最深刻的一次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当前主要的风险所在。这个风险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先看看通胀。从数据上看，我们现在的物价水平并不高，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9.2%，通货膨胀率是5.4%，这个应该是很温和的，不算什么。2011年有人说中国通胀高了，是指2011年春天全国“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时锁定的目标是控制在3%左右。 2011年的经济增长了9.2%，通胀是5.4%，如果其它条件不变，你的增长速度越快相应的通胀水平相对也越高，完全符合正常的经济增长的逻辑，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是正常的。到2012年通胀率就更低了，在3%以下。到去年9月、10月通胀率已经低于2%，而前年是2.6%。考虑到统计误差，一个国家的物价上涨率如果低于2%的话，主要就不是通胀问题了，要防止出现通缩，不能等物价指数是负的再反通缩。今年上半年的通胀率在2.7%左右，也是在3%以下。今年9月份第一次突破3%，达到3.1%，全年在3%以下，这是很低的。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很低的，但是政府和居民为什么对通货膨胀这么担心？央行对两万户居民加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8%的居民嫌物价上涨的压力太大，对物价很担心。这是什么问题？有人说是不是统计数据出问题了，统计数据有可能有问题，但问题不应该很大。我们的物价CPI把人们的社会消费从吃穿用住行各种服务分了八大类，每一类里面选择了若干的食品和服务，一共选了261项，把价格统计上来和前一时期或者和同期比，或者和上个月环比，再公布出来所见到的CPI，统计方法应该是很严格的。但是，数据进了这261项的商品和服务，可能你没有买多少，你花钱比较多的也方可能没有被纳入所统计的261项来。所以按照261项商品的价格变化算出来的CPI指数，和消费者在市场上实际感受到的价格变化会出现扭曲。261项商品本身的统计应该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况且假如它就是失真，甚至有人说是有意造假，但是造假的方式如果是一贯的，这个数据就有统计意义。比如261项偏离了你的选择，长期稳定就是261项，观察这261项的数据动态也能说明问题的。问题的要害恐怕不是简单的数据统计失真和扭曲，客观深刻地认识这次通胀背后原因的复杂性，从而引发了人们对通胀预期值的上升和担忧。1998年之前三次大通胀的原因就是需求拉上，短缺经济。而这次通胀的原因和过去不一样，有需求拉上，这个需求拉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前一个时期反危机的举措买单。

    从2008年特别第三季度开始，我们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赤字是9500亿元，差不多占GDP5.8%，已经踩着欧美3%标准的红线了。2009年我们GDP增长在8%点几，货币供给增速是27%以上，接近28%，再加上信贷，这些因素下来，我们现在的M2存量很大，到去年年底达到103万亿。今年刚刚公布数据有所降低，上半年流通货币量大概是92万多亿。GDP去年是51.9万亿，已经远远超出了通胀所说的GDP和流通中货币存量的正常比了，也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太多了。有人会有疑问，票子这么多为什么今年6月份会出现钱荒。其实是这样，流动性不等于货币，凯恩斯当年讲资产流动性，微观上讲是资产变成货币的能力，宏观上讲是流动当中对货币的需求量问题。货币的需求量不等于货币的存量，不等于货币的供应量。真正的宏观流动性，缺钱不缺钱取决于货币供应量乘货币的流通速度。我们现在流通当中的货币量很大，已经远远超过GDP的应有比例，但是货币流通速度低，高度套牢了，卖不出去货，消费者不消费，投资者不投资，生产的产品卖不动，存货增大，所以钱出去之后套在那个地方，需要支付现金的时候支付不出来，所以它的流动性弱。流动性和货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不是一个概念。流通中存在着大量的货币，货币流通速度上不去，市场不景气，流动性仍然短缺，到时候拿不出钱就出现钱荒。中国目前承受的通胀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反危机的政策买单，反危机放出去那么多钱，形成通货膨胀是有滞后期的。在正常情况下，欧美国家过去的数据显示是一年半左右，我们国家对2005、2006年的数据做过测算，大概是两年左右，比它们时间晚一点，这可能和我们的市场机制不如它润滑流畅有关系。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需求疲软，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钱出去之后形成有效购买的传导过程会拉长。不管怎么样，90多万亿的钱在外面，早晚有一天会冲出来，冲出来就拉动了你的物价。对这次需求拉动，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做过测算，我问过他们做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跟我说了一个数，不到51%。中国现在物价的上涨压力来自需求拉上，那么多票子在外面，还有将近50%是成本推动。中国现在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各种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也非常大，差不多一半对一半，所以中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问题在于，我们这个国家对付需求拉上的通胀有办法，就是往回收票子，因为我们的银行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和完全自由化市场当中的商业银行不太一样，政府对国有银行的行为有深刻的影响，不仅可以往回收，甚至连文件都不用发，直接打电话让它下额度、下时间表，这个和西方商业体制是不一样的。我们治理需求拉上的通胀控制有制度优势，也有经验。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1%，我们在那回收票子。1995年一下给它压到12%，1996年一下压到8%，1997年压到3%。1997年经济增长率是8.8%，算是高增长，所以当时对外宣布中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为特点的经济软着陆。现在就比较麻烦，现在我们有需求拉上，前几年票子出去了，同时还有成本推动。用传统紧缩银根的办法对付需求拉上的通胀或许能有作用，但是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不仅没有积极的作用，反而有副作用。收紧银根等于资本和货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减少市场利率肯定上升，利率上升等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了，融资成本是进入企业的财务费用的，财务费用是进入产品成本的。本来这次物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成本推动的，采取遏止物价的办法，反而抬高了企业的成本，你不是在加剧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吗？所以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用传统紧缩银根的办法不仅不起作用，搞不好还是副作用。新的办法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的问题，还要全面地努力地降低企业成本。这就不是宏观调控可以解决的，而是微观问题。这是这次通胀的重要特点。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有一些国际开放性的因素，一个是贸易因素一个是国际收支。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们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同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毫无争议的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市场大，需要的量大，基本上是我们买什么什么就涨价。比如铁矿砂，中国买进的铁矿砂相当于国际市场上60-70%，这几年价格一直在涨，大前年一下涨了100%-200%。现在中国每年石油进口依赖度差不多已经超过55%，而且每年至少以8%的速度在递增，国际原油价格涨的就非常猛。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很强，结构上还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大豆基本上靠进口，中国的食用油压榨行业基本上是三资企业，主要用进口转基因大豆，它的品质含油量和其它的指标上会更有效，这就使得中国大豆市场对国际依赖度特别大，因此国际市场大豆涨价也很猛。2011年11月份曾经做过一个测算，中国国内市场大豆和国际市场大豆的相关关系是，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涨1块钱，国内市场大豆价格平均涨8角3分钱。CPI消费价格里面有一项叫肉禽蛋，中国国内市场大豆如果涨1块钱，这组商品平均就要涨6角2分钱。中国通货膨胀有70%以上来自农产品，农产品涨价构成中国CPI上涨的大头。而农产品涨价首当其冲的是肉禽蛋，肉禽蛋价格涨得高是因为饲料涨得快，饲料涨得快是因为大豆价格涨得快，原因就是因为国际市场上大豆价格涨得快。国际贸易因素进入到国民经济成本当中来，就会推动我们的物价，这是我说的国际开放性的因素。

    中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的特点是收大于支，对国内经济的均衡影响越来越大，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每个月差不多都得增加几百个亿。上个月公布的最新数据已经到了36600多亿美金。外汇储备是企业和居民提供的产品卖给国际市场，从国外赚回来的钱，赚回来的钱是企业和居民的，这叫做国民的外汇存款。外币不能在国内流通，外汇存款是要定期结汇的，要把它换成人民币投资和消费。结汇的时候如果汇率不变，结汇量越大付出的人民币越多。结汇就是国民在你这存了外汇，我卖给你外币，你给我人民币，就两清了。用人民币把外汇买进来外汇是国家的了，入到国库以后叫国家的外汇储备。汇率如果不变，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越多，就说明它的结汇量越大，它买进的外汇越多，付出的本利就越多，这就叫外汇长跨。这个外汇帐款投到流通去了。外汇储备越多，结汇量越大，外汇帐款越多，意味着从结汇这个通道投入到流通中的货币量越大。流通中货币量越大，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压力越大。我们现在流通当中92万多亿的M2，排在第一位的因素就是结汇。我们现在也很麻烦，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储备增长太快，我想让它放慢，怎么放慢，打击出口商？这恐怕不行。金融危机内需疲软，各国都在保护自己出口商的利益，自己打自己是自寻死路。怎么办呢，你出口挣的钱最好别把钱拿回来，拿回来我还得给你结汇，结汇还得给你人民币，结果就加剧了通胀的压力。你能不能不拿钱回来，而是直接用外币买东西背回来，这也很麻烦，因为人家想卖的我们不想买，我们想买人家不卖，真正高科技的东西我们买不回来，矿山油田这些资源性的东西你想买也很难得逞，所以中国现在的通货压力和过去很不一样了。   

    1989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是27亿美金，现在是36600多亿美金，前后相差了多少倍。我们过去的失衡是收大于支，但是量很小，对国内的均衡影响不大。现在中国开放度提高了，收支失衡的量很大，对国内经济均衡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这是新阶段我国经济发生的一种新变化。现在不仅是需求拉上，同时有成本推动；不仅有国内因素同时又有国际性开放的因素，包括国际收支失衡和贸易进出口带来的结构性冲击，这样解决起来就非常麻烦。

    还有经济下行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经济增长乏力。下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内需不足，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中国投资需求增长的速度并不低，从2008年金融危机一直到2012年5年时间，我们名义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都在20%以上。问题是我们投资需求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而市场力量也就是企业投资的信心不足。政府作为主体投资不可持续，中央财政再怎么投也要有个财政赤字上限，因为财政赤字有多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有多大，所以政府不可能无限制的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投资，否则将来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地方政府不能印钞票，要想投资就搞融资平台，然后用地方预算外的财政专项收入去做担保，从银行往外套钱。前几年对地方债务曾经做过一次审计，当时是10.7万亿，最近对六个省市的预审，结果审出来3万多亿。如果全面审计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做审计是要满足审计条件的，票据要全，凭证要全，所以我们审出来的这些数据应该是满足审计条件的，有凭证的。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活动过程中，没有严格的会计凭证，你也无法审计，所以实际地方债务恐怕比审计出来的要大。因此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被高度关注了，不敢说能出现多么严重的危机，但是态势一定要控制，否则肯定会隐含比较深刻的危机。

    中国投资需求增速并不低，但是企业的动力不足，信心不足。中国的大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国有大企业，他们不缺钱，或者说他们的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是通畅的，问题是缺少创新能力。虽然有钱，但结构升不了级，没有新的投资机会，在原有基础上投资往往会形成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民营企业在与占支配地位的金融体系对接的时候，制度上很难为它提供公正有效的融资服务，所以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求助于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当高。最近的数据显示，综合贷款利率已经超过15%了，就意味着做实业基本上无利可图。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很难发展，国有大企业有钱却找不到投资机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政府被高度套牢，政府必须带头投。从2010年10月开始，政府择机退出，2011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我们连续7个季度21个月增长速度直线下降，比2008年金融危机那一次还长，2008年是5个季度15个月。2011年GDP增长听起来是9.2%，但是是在逐渐收窄，一直到2012年的7.6%、7.4%、7.2%，去年到第三季度过后实际上我们又放松了一点，往经济里面又注了一点水，要不然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回不来，最后拉回到7.9%，遏制住了下降的趋势。假如持续两年的连续下滑是很可怕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退出了，企业市场力量没有跟上，导致增长速度开始出现下滑。

    再来谈谈消费需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还可以，这些年平均在14%左右，增速不算低。我们主要担心的是国民收入分配扭曲的问题，短期内恐怕比较难以解决。中国国民收入的扭曲分了几个层面。

    一是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人中间分，政府是财政收入，企业是资本赢余，居民是居民收入。多年来增长最快的是财政收入，34年平均增长18%以上，按当年价格统计，财政收入的增长高于GDP增长。GDP年增长9%是按照固定价格统计，如果要和财政收入增速做成口径一致可比较，需要把GDP增速还原成当年价格，而不是按固定价格。这样一来，中国34年来GDP年均增速是14%，财政收入按当年价格是18.8%。居民收入是最慢的，一般比GDP慢三分之一，以至于“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做到居民收入和GDP增长同步。最近10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差不多下降了10个百分点，大概一年下降一个点。问题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增长长和西方比较有个大的不同，世界一般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有7个点是消费，3个点是投资，而我们反过来，接近7个点靠投资拉动。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三个人拿到钱，主要用于消费的当然是居民，但是他的收费增长慢，占的比例下降。政府和企业拿到钱主要不是消费而是搞公共财政、公共投入和再生产，这就是导致中国经济长期靠投资拉动的一个症结所在。要改变这种分配格局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想增加居民收入，你能动谁的奶酪？都不太好动。这涉及到很深层次的改革，否则动不了。这是宏观层面。

    二是结构层面，或者微观层面。比如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别很大，一个城市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和一个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相比，平均相差了3.3倍。2010年城市居民的税后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000多块钱，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5900块钱，差了3倍多。再比如产业间的收入差别。农产业去年劳动力就业比重为36%，农产业当中的GDP是9.8%。意味着在国民经济的生产领域初次分配时，36%的农业劳动就业者分了9.8%的GDP，差距一下子就形成了。如果再分配的时候能对农民更多的倾斜，可能会缩小差距，但是我们通过财政进行再分配调整的时候，显然还是对城市居民倾斜更大，再分配领域过程进一步放大了产业间形成的差距。此外，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样，这些都是属于结构性的。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一个结果，收入差距越大，意味着整个社会消费倾向会降低。消费分配两级分化不仅影响到公平，同时影响到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它的可持续性。因此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所谓平等的问题，它同时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效率问题，所以必须要高度关注。但是，这个问题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所在，短期里解决起来恐怕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我们能不担心经济增长乏力吗？这就是现在中国出现双重风险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问题我简单讲一个结论。这些问题做出分析之后，解决之道首先需要一个比较有分寸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现在提出的宏观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这两者只是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的政策。我的理解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首要目标就是保增长，要遏制经济下行。根据1998年以来我们的提法，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从紧的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当然是反通胀。财政政策的目标重点主要放在增长上，货币政策重点放在反通胀上，因此它们各自的重点是不太一样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是从紧的，而财政政策的方向带有一定的扩张性，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是一种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方式。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由于政府的宏观政策给经济带来的干预性。一个国家除非失衡的力度、方向判断的非常明确，政策才能统一到一个方向上去。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一些判断不清或判断不好的复杂变化局面，你把宏观财政和货币这两个体系搞成方向一致，把目标单一或统一化，可能会给大起大落的经济问题推波助澜，更加剧经济的波动性。反过来，如果采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政策，经济的波动性不至于因为政府的宏观政策引入而过于强烈。但是，它的问题是政策效果究竟怎么样？可能是相互抵消。财政要扩张，要保增长，但是银行不放款，货币要反膨胀，要遏制货币供给的速度，政策效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抵消的情况。我们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国债占GDP比重只有20%左右，但是中国政府干的事比西方政府干的事还要多，国债比例那么小，你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西方政府融资渠道主要是靠举债，我们也可以举债，但是并没有通过政府直接举国债去做，主要是绑架银行，实际上就是银行财政化。在中国目前这个体制下，财政和银行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但是当两个政策的方向不一致的时候，政策效果的抵消作用就会更大。如果两家政策联系并不密切，各自有各自的独立性，互相之间没有更密切的关系，如果出现了政策的不一致，影响就不会那么强烈。

    实际上，我们在宏观政策的风险和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二者之间，首先偏向于降低宏观调控的风险。为了降低宏观调控的风险，我们不惜牺牲一部分宏观政策的有效性，我们把它概括成一句话叫“稳中求进”。首先是稳，把风险控制住。这两个政策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我们很难把它简单地统一到一个方向和一个目标上来，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存在利益博弈。既有通胀又有经济下行，中央宏观调控部门首先治理哪个？通常会先选择反通胀，因为通胀要起来的话，责任肯定在央行，因为谁能印钱谁就能制造通胀。所以如果你让央行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来选择，它肯定要选择承担最主要责任的，跟它关系最大的来下手。现在中国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风险，叫双重风险，地方政府和企业首先要解决哪个？肯定是要保增长，因为经济衰退首先企业日子不好过，地方政府也跟着不好过，于是跟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益关系最大的就是保增长。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中央从宏观角度更多地反通胀，地方和企业从微观角度更多地保增长，导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当各方面的利益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你要想把政策目标统一起来不现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采取一段时间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段时间稳健的货币政策。

    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调整政策组合方式，这种政策关注的都是短期的，解决的问题也是短期的，是想缓解一时的失衡，不要让失衡过于严重。它解决不了根本，也解决不了长期，真正解决根本和长期的问题要靠发展方式的转变。党的“十八大”报告讲的很清楚，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要解决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生产方面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投入产出结构，也包括消费分配方面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投资和消费支出结构等等。还包括要素成本结构，国民经济要素成本的组合。另外还有国际收支进出口结构的方方面面的均衡。中国短期经济失衡总量失衡问题的存在，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失衡。投资疲软是因为产业结构升不了级；消费需求疲软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物价上涨通胀压力大，是因为要素成本变了；你的国际收支结构失衡、贸易结构失衡，形成通货膨胀巨大的压力。所以中国现在通货膨胀压力大，不是简单的需求拉上，而是一系列结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下行不是简单的没有钱，不是国民收入没有增长，而是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后面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结构问题。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问题，就要在结构上有战略性的挑战，实现结构的升级。

    推动结构升级，我们寄希望于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就不多说了。我们学经济经常提到制度重于技术，没有一个有竞争活力和公平秩序的制度安排，要想把人的聪明才智激发出来，形成强大的技术创新的动力是不现实的。今年1月10号《光明日报》刊登了很长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一个数字，在十六世纪以前，人类围绕农耕经济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有300项左右，其中有175项是中国人的贡献，这表明中国人在人类农耕文明时代技术创新能力非常强，对文明的贡献非常大。但到了十六世纪以后，进入近代工商革命时代，人类的重大技术贡献层出不穷，却基本上找不到中国人的贡献。我看了这个数字之后就想到了“李约瑟之迷”。李约瑟是自然科学史学家，他在编自然科学史书时提了一个问题，他问为什么农耕时代中国人对文明的贡献那么大，而工商时代基本上找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他提的这个问题，在后来的科学发展史上被大家称之为“李约瑟之迷”。我还专门找到写这篇文章的记者，问他讲的这个数字是从哪出来的，能对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有一个统计数据的诠释。近代史上，中国人的技术创新和对文明的贡献不如西方人，是我们的学习能力、创造力、想象力和聪明才华不如他们吗？如果我们不如他们，为什么我们的祖宗比他们的祖宗聪明啊，按道理应该是有遗传学的嘛。的确不是那样，中世纪的中国农耕文明，当时的制度比较有活力。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我们建立的土地制度叫做地主土地私有制，皇帝是最大的地主，民间有一堆大大小小的地主，还有自耕农，土地也是他自己的。后来搞一些公田，但是没有占主流，影响不大。在这种制度下，因为产权私有，土地可以买卖。土地自由买卖带来的问题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你得善待土地，克勤克俭，爱护土地，不断施肥，不断耕作，要想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就要提高耕种技术，否则遇到天灾人祸你可能破产，你的土地就会被别人兼并掉。农耕社会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到后来土地基本上兼并的差不多了，就形成了大地主，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遇到天灾人祸就形成了大流民，就搞大起义。大起义的目标就是均田亩。所以土地自由买卖给中国历史上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农耕时代的效率非常高，它有竞争，你要不断改善耕种技术，否则你可能破产。二是带来了负面问题，出现社会周期性的动荡。欧洲中世纪农耕时代，是封建庄园领主经济。国王根据臣属关系，对他的臣民封一个官，给一个爵位，再根据官爵的大小分你一块领地。大的封建地主可以在上面造城堡和居住等等，但有一条你不能随便买卖，因为土地所有权不是你的，是国王分给你用的。如果国王把你这个官罢免了，土地就收回了。小封建地主的土地来自于大封建地主多余的土地，所以更不能买卖。土地不能买卖，一是他没有破产之忧，只要保住这个官，他的土地就不会失掉，这个社会就超级稳定。欧洲中世纪的地主阶级主要的任务，是怎么想办法把土地生长的农作物吃掉，是消费的阶级，因为没有市场，不吃掉也卖不掉，还得去保管，只能想办法把它消费掉。虽然这种土地制度没有活力没有创造性，但是却超级稳定。谁听说过欧洲中世纪有什么农民起义？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多了去了。动辄上百万人，规模浩大，破坏力极强。欧洲当时虽然没有活力但超级稳定，我们称它为昏暗的中世纪，一千多年来在生产力上它基本上没有任何进步。十六世纪以后欧洲进入工商革命时代，先是商业革命后是产业革命，商业革命构件了市场，在市场的活力下激发了产业革命。而中国十六世纪以后进入长时期封建末期的没落，近现代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战乱，我们在制度上落伍了，我们的聪明才智当然就受到了严重的窒息。

    今天要解决中国的技术创新问题，还是一句话，就是要靠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不是封建时代私有制的建立，而是叫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体制面临新的发展阶段下的新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靠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要靠制度创新来保证。要实现制度创新，就对现在的改革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寄予这么高的期待，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到现在，人们对于制度创新、制度改革的迫切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已经有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