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1月8日在第十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年至2017年。他估计增速下降的幅度约在30%，如由10%降到7%左右，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有关课题研究。课题组通过对先后踏入工业化征程的五类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研究，其增长回落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发生的增速回落。拉美国家出现在4000—6000国际元，前苏东国家出现在5000—7000国际元；另一种增长回落出现在“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典型的有德国、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出现在11000国际元左右。

　　分析其区别和原因认为，前者是在高增长潜力犹存条件下出现“失速”；后者则是在这种增长潜力和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发生的。

　　观察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不论拉美国家还是前苏东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体制、战略和政策上，都存在某些重大缺陷，如拉美国家封闭性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前苏东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便存在这些缺陷，注定了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不具有可持续性。而那些“成功追赶者”之所以成功，也正是由于避开了上述缺陷。

　　我国目前处在哪一个阶段？据统计，中国2010年人均收入已经接近8000国际元。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年—2017年。增速下降的幅度大约为30%，如由10%降低到7%左右。

　　有观点认为，拉美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均收入也已达到这个水平，所以进入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但刘世锦认为，这种比较方法过于直接和简单，且容易引起误解。由于对人均收入水平估算不同，对问题的判断也就产生了差异。

　　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国家人均GDP 4000国际元和苏东国家人均GDP 6000国际元的水平。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我国落入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刘世锦表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翻越“高收入之墙”。他指出，我国翻越“高墙”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能否在增速下台阶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企业能否适应较低的增长速度环境，逐步改变“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能否随着增速回落而相应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能否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竞争基础上产生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出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能否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宽垄断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准入限制，为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和动力；能否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加快进城农民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的进程，促进农民承包土地在保障权益的前提下优化配置；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形成适应创新型社会建设需要的大学和科研体系；能否通过促进就业、创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能否建成适应新阶段发展和创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政府能否由增长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转变。

　　在跨入高收入门槛时，能否化解前一阶段高速增长时期累积的风险，并形成创新和服务业驱动为主的接续增长动力。中国要翻越“高收入之墙”，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着力解决好防控风险和增长动力转弱两方面的问题。

　　刘世锦所说的防控风险主要包括高速增长期隐含的风险；增长速度短期内大幅下滑而引出的风险；高速增长后期不确定性加大而引起的投资失误风险。他还指出，近期应重点防控如下风险：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还本付息期的风险；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增长放缓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出现大面积亏损的风险，近期钢铁等行业的情况值得关注；已经露出苗头的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国际经济再次下滑对我国经济冲击的风险，9月份出口较大幅度回落后的态势需要继续观察。

　　另外，我国还面临转换动力的问题，由低成本要素为主转向创新和产业升级为主，最重要的是打破两大威胁：一是资产泡沫的诱惑；二是以政府为背景的大企业垄断。刘世锦建议，应该重点解决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国有垄断性大企业与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关系，重视德国低房价、制造业优先等发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