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用经济学分析框架讲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关于国际收支，第二个案例是对产生民粹主义的机理做一个分析，第三个案例是如何用常识教育来提高社会公众的素质。

    首先讲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非常重要，简单地讲，国际收支是由一个国家的经常项和资本项作为主要部分，也可以有一个剩余项，也就是外汇储备的变化。国际收支的衡量是指一个国家的进口和出口，流入多少资金，付出多少资金。经常项是指它货物贸易的进口出口和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比如有法律服务，有旅游、出国、留学服务，这些都属于服务贸易。还有一些转移，比如我国公民在国外工作，往家里寄一些赡家款。经常项中肯定有中国付出去的，也有从国外流入中国的。经常项如果是顺差，说明流入的要大。除了经常项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资本和金融项，衡量我国的跨境资金流动。我们投资海外有多少，海外投资中国有多少，这里包括直接投资、私募股权、外债、银行金融交易等等。总之在资本和金融项下，有中国的资金流出中国，也有全世界的资金流入中国，资本项下对流入和流出都做记录，来衡量流入的多还是流出的多。在过去很多年，中国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经常项也是顺差，资本项也是顺差，整个中国的国际收支是顺差。流入的美元经常资本项加总以后大于流出的，所以流入的美元等于积累在中国了。由于它是美元，不可能积累在中国，所以大部分就变成外汇储备，变成外汇储备也就投资海外了。所以总体上看，国际收支是一个恒等式，它永远是平衡的。

    今天第一个案例，我讲一讲为什么国际收支平衡非常重要。社会上有很多人愿意看到顺差，觉得顺差就是好，逆差就是不好。其实从可持续和从最优化的角度，从国民福祉最大化的角度，应该说国民收支平衡才是最优的。这是我今天讲第一个案例的主要结论。

    国际收支是国家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一。宏观调控第一是GDP增长目标，第二是通货膨胀目标，第三是就业目标，第四就是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各国几百年以来都非常重视，亚当斯密最有名的《国富论》，李嘉图最有名的《税负论》，都是两百多年以前发表的著作，有人认为《国富论》奠定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基础，国富论的发表代表经济学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了。在此之前经济学可能是归在哲学里面，亚当斯密本身就是一个哲学教授。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里，都特别仔细的分析了在他们以前的所谓重商主义学派，他们认为顺差是一个国家积累财富的主要渠道。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分析了重商主义，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强调某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方面可能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另一个国家在另外方面也拥有自己的优势，李嘉图是从收支平衡的角度来论证这个道理。 李嘉图、亚当斯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通用的是金本位，国际收支在金本位上实际上是自动平衡的，因为有一个黄金的输入点和黄金的输出点。一个国家如果是贸易顺差，它出口的东西就比进口的多；如果出口和进口相等，相当于拿出口东西的换了进口的东西，价值上相等，也就没有顺差也没有逆差。顺差国出口多进口的少，在金本位下就要拿黄金付给我，黄金就流入了，黄金流入后，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国内的价格提高，意味着顺差国的竞争力就下降了。而逆差国要付给人家黄金去弥补自己的逆差，它的黄金存量减少，货币减少，价格就会下降，竞争力自动就提高了。金本位下有自动平衡国际收支的机制，它是通过顺差国和逆差国的价格水平调整来平衡的。逆差国的竞争力提高，明年就会多出口，顺差国竞争力下降，明年出口就会减少，这就是自动调整顺差和逆差的问题，所以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贸易体系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做出结论，他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的重要依据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经济的依据（当然还有垄断、政治寡头等因素，我今天只讲一个依据），他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是“两头在外”，一方面帝国主义有殖民地，能源的供应要依靠它的殖民地，另外一方面是它的生产线生产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其国内的市场非常有限，所以它的产成品主要依靠向国外出口。这种“两头在外”的大循环，一旦某一天它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中断的话，它的整个生产都会受影响，如果出口出不去了，市场出现问题，它就要遇到大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列宁管帝国主义叫寄生的资本主义，离了别人你活不了，因为你是寄生的，所以你是腐朽的，所以你很脆弱，如果殖民地独立了你就没戏了，所以又称它是垂死的。他说的一套背后就是这么一个经济学，你的原材料依靠海外，成产品市场也依靠海外，所以你是脆弱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的中国，现在和那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现在是全球一体化，我们要利用两种市场、两个资源，这是现代语言。而在一百多年以前，却是用那个时候的语言和那个时候的框架来是分析这个事的。

    两次世界大战都跟贸易战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有关，都和战争赔款有关。一战以后让德国赔款赔的太多了，德国不堪重负，民众怨气很大，所以才选出一个希特勒。贸易战就是国与国之间没有办法解决贸易的争端，调整不了的只好打仗。1944年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希特勒德国和日本、意大利已经面临失败，盟国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先者们就开始讨论战后的经济秩序。我们特别熟悉的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和GATT这四个机制，都是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酝酿成立的。当时的中国政府作为战胜者或者是即将战胜者，参加了这一系列关于战后国际经济政治贸易秩序机制的安排和谈判。

    中国是联合国的缔约国，也是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在1945年，中国的国力与美国和苏联相比根本没法比，与英国和法国也没法比，但是国力如此之弱的中国能成为五常之一，这是非常了不得事情。当时中国也参加了世界银行、IMF和GATT的创始缔约谈判，并且在国际货币组织也就是很有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中也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关贸总协议都是为了对付贸易不平衡的，出现了贸易摩擦和矛盾，都要通过这些机构和组织来进行调解和处理。国际收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谈判和调解解决不了问题，就可能引发战争。中国现在是出口第一大国，我们有巨大的顺差，全世界贸易摩擦的反倾销、反补贴有很大一块儿是针对中国的，所以国际收支平衡对我国意义很重大。要平衡才能够可持续，如何维持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如何处理好贸易摩擦，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怎么才能平衡呢？在金本位下，有黄金的输入点和输出点可以平衡。在浮动汇率下，则有很多平衡的方法，比如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等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汇率的变化，汇率的变化反映了国与国进口与出口之间资源、能源、价格之间的比价关系。中国的汇率改革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在此之前人民币汇率是8.28元人民币等于一美元，维持了大概十年的时间。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到现在为止，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34%，现在是6.09的水平。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了2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8%，这就是说人民币从2005年以来对美元还是升值了。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多的议论，褒贬不一。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人民币升值和贬值。

    先说升值，从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从8.28元比1美元，上升到6.1元左右比1美元。到底是谁受益了呢？我们的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我们GDP现在排行世界第二，用现在的50多万亿人民币除以6.1，等于8万多亿美元。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得除以8.28了，比这个就小多了，从这一点看我们的国力受益了。我们是出口第一大国，是进口第二大国，我们每年进口很多的产品，包括几千万吨大豆和几百万吨豆油，还进口了很多的原油和天然气，这些产品都直接关系到民生。人民币升值使我们进口这些商品变得便宜了，比如汽油现在是将近8块钱一升，如果不升值的话可能要比这个还得高30%多。很多老百姓现在可以出国旅游或送子女出国留学，连中国游客出境购物也变成世界各国很抢手的了，从这一点看是老百姓也受益很多。但是为什么这些受益很少被提起呢？因为这些受益方是沉默的多数，比如说中石油和中石化是受益方，它肯定是受益的，而出口企业就受损了，原来出口一美元能换8块多，现在只能换6块多。由于我们的出口体系又有很大的就业压力，所以你会听到很多声音在说人民币升值不好，人群虽小但是声音很大。

    随着国际收支顺差的积累，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大量的增加，到今年为止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7万亿，居全世界第一位，是日本的三倍。我们积累外汇储备好不好？总体来说是好处多，比如中国的国力强，中国的汇率稳定，宏观经济稳定，人们对中国的预期稳定，投机者攻击中国的积极性或者动力比较小，因为我们有3.7万亿的外汇储备，他觉得跟我们打成功的把握不大。但是它也有成本，我们出口这么多，顺差这么大，它对资源和环境是有压力的，中央银行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是在市场上购买美元的过程，你吐出了基础货币，人民币的流动性加大了，中央银行就要对冲，对冲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包括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回购等等。这些操作都是要有成本的，你发行央票要付息的，你锁定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一是要付息，二，也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干预。准备金要低一点的话，商业银行发挥市场的作用可能会应用的更有效，也是有成本的。

    我认为现在继续积累外汇储备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受益了。学经济学人的都知道，边际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是一条上升的曲线，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收益是下降的。在图的左端，它的边际收益还大于它的边际成本，也就是说在一定的量以前，继续积累的外汇储备是划算的，但是超过一定量以后，它的边际成本已经大于它的边际收益了，你再增加外汇储备就不合算了。任何事都有一个度，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外汇储备是好还是不好，外汇储备很好，但是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它的边际成本就大了，这时就要靠国际收支平衡来解决这个问题了。经常项如果要是顺差的话，资本项是逆差，这两个相互抵消，这是一个成本和效益的分析。

    这些年来我们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现在已经超过3.7万亿美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是经常项的顺差，红色的是资本项的顺差。2012年资本项略有逆差，说明我们在资本向下有点流出。今年的头九个月，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格局，经常项也是顺差，资本项也是顺差，这是我刚才说的经常项资本项。

    还有一个指标也比较重要，就是经常项占GDP的比例可以有顺差，但不能占比重太大。你说一千亿美元算大还是算小，说不清楚，这要看这个国家GDP的大小。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就是经常项顺差和GDP的比重，或者经常项的逆差跟GDP的比重都不宜太大。我们经常项顺差占GDP的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接近10%，绝对是不可持续了。这几年经常项顺差占GDP比重2%多一点，比2007年低了很多，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我们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是有顺差。去年我们外汇净流入的量比较少，最近的压力又有所反弹。今年前三季度货物贸易顺差1600多亿美元，前10个月货物贸易顺差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这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

大家可以看看这几年资本和金融项的顺差和逆差情况。（图）

    红色线是美国的失业率，蓝色线是美国的核心价格指数。可以看出美国的失业率现在还是比较高，价格指数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可能支持美国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将要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是一个鸽派的代表，在听证会上他表示会继续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失业率确有下降才会考虑退出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也在收敛，这个收敛的一个测量就是看边缘国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的国债，相当于德国国债的价差。因为美国要退出，巴西、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还包括印度，在前一段有大量资金的流出，新兴市场的货币前一段时间也在贬值，最近才稍微有所回转，资本流出的压力稍微有所缓解。由于现任的和明年一月要继任的美联储主席都说还要视美国经济情况，暂时先不退出QE，也给市场一些安慰，所以现在新兴国家也会稍微好一点。

    国际市场形势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要继续坚持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方针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我的观点是，国际收支接近平衡，汇率接近平衡，是中国人福祉最大化的区域，顺差太大了不可持续，长期的离开均衡点不可持续而且也是在积累风险。大家可以想一想积累的是什么风险，如果你听懂了我今天讲的这一套，你就能想出好几个风险来。以上我花了45分钟讲了第一个案例，就是用经济学的框架分析国际收支是平衡好，还是顺差好。有些数据和有个框架就能对此有所分析并得出一个结论。

    今天讲的第二个案例，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民粹主义的土壤和陷阱。这里也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来分析一下民粹主义产生的土壤。举一个例子，电视台在街头采访，问你幸福吗？其中一次街头采访，问你今年最大的期待是什么？第一个被采访人回答，我期待交通顺畅，汽车不限号，这两个期待都不错。第二个被采访人说我希望收入高些，房价低些，这个也好，谁都希望收入高。至于房价低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现在的舆论环境是，虽然是房价高对很多人来说是好，但是谁也不敢说他支持房价高，除了任志强等少数“人民公敌”和少数大V以外，一般人都不敢说房价高好。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为什么人们都说房价低好？在北京有户藉的老百姓90%以上拥有自己的住房，住房是他最大的财产，这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拥有的住房率都高得多，世界平均拥有住房率可能是50%几，美国接近60%也就到头了，很大一个比例都是租房住的。但是中国的城市居民拥有住房率90%以上，很多城市在95%以上。中国农村有宅基地，每家农户都有自己的房子。北京人要有两套房子，随便卖出去一套就成了百万富翁。现在中国人最大的财富就是房子这个不动产，银行的存款排在第二。你想想高房价给多少人带来了财富，你说房价到底是高好还是低好？但是讲政治的话肯定要说房价低好，如果高了谁也不买起。第三个被访者说我希望使上便宜的天然气，因为是这是清洁能源啊，谁都愿意少烧点煤多烧点天然气。我们现在的天然气需求量非常大，但是你知道天然气多少钱一立方吗？2元2角5分钱。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到新疆口岸的气价大概是2元3角到2块4角钱，变动的平均价格在2元4角钱左右，这还是低于国际气价的。从新疆几千公里输送到北京，一方天然气运费最少1元多。在北京烧天气然，一立方米你只付了2元2角块5分钱，所以按成本最起码一方米天然气需要补贴1元钱。价格便宜老百姓用的就多，价格贵点可能就用的少，现在一方面是气价这么便宜，一方面是气价补贴这么多，这能持续吗？还有一个老百姓说我要住进安居房，为什么别人能住进去我住不进去啊？电视上播出的有些人是高兴了，但是不高兴的更多，因为没有住进安居房的人多。再采访的一位说，我希望不断提高最低工资。这些期望一点都没错，无可非议，老百姓都希望过上幸福的日子，但是我们一定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它得有所分析。为什么会有民粹主义呢，就是政治家要迎合公众的需求。如果是在一个选举政策下，政治家就得拉选票，不断放出承诺，于是就产生民粹主义了。在座的各位通过学习经济学专题这门课，能不能用一个经济学的框架，找出老百姓朴素的需求或者是期待在逻辑上的矛盾，然后再对这些逻辑上的矛盾进行分析，进行成本和效益的比较。比如说我划的一条边际成本曲线，一条编辑收益曲线，两者之间要有一个权衡。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任何事都有利有弊，你要得到什么必须要付出成本。人们的欲望和期待是无可厚非的，都是对的，经济学家要研究如何将有效的稀缺的资源通过市场的方式配置，然后使得人们的欲望在给定约束下得到最大满足，关键问题是要在给定的约束之下。国家有财政的约束，企业有预算的约束和利润的约束，家庭有收入的约束，你要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满足的最大化。如果你长期突破约束条件，你就不可持续，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欧洲实行的是高福利，它对劳动力市场限制太多，雇主都不敢雇劳动力。我在法国到巴黎一个餐馆，虽然这家餐馆菜做的很好，但是从头牌到主餐然后到甜食，每道菜隔了半个小时也上不来，因为餐馆里只有一个服务员，客人一多根本就忙不过来。我问老板，你怎么不多雇一个服务员，两个就好多了嘛。老板讲我不能多雇，因为雇了以后我就不能解雇他，所有这些管制的法规都是保护和有利于劳动力的。但是政府出于好心，制定了这么多有利于劳动力的法规，但是最后你是害了劳动力，因为这些雇主不敢雇劳动力了，怕和他打官司。这就是我们经济学要分析的，明明是为了劳动力好，结果适得其反。福利也好，医疗也好，带薪休假也好，这种竞争力就没法发生危机，首先是企业过度负债，然后是金融业过度负债，发生危机政府就去救助，最后是政府也过度负债，危机就爆发了。欧洲人非常聪明，欧洲又是文明的发祥地，难道他们看不出这些问题来？当然都能看出来，但是改不了。它一想改，首先媒体冲出来批评，然后就会反映在老百姓的选票上。要改革的政治家只能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向民粹主义低头，迎合选票，给选民承诺，明年福利还要提高。另一个就是选择说实话，结果你肯定要失去选票而败选。面临这种压力，政治家能够大刀阔斧地去解决一些问题吗？欧洲一流的经济学家有的是，入木三分呐，但是面临民粹主义问题就是改不了，要丢选票。这个问题非常深刻，是个深层次的问题，不是说你学了经济学你就能改变现实。但是我们掌握了经济学来进行分析，你就会看明白许多，你会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怎么才能改，只是看你有没有办法想出政治经济学可行的方法，来推动这个改革。

    民粹主义最典型的是拉美。拉美的自然资源禀赋非常好，矿藏、森林、空气、水源都好的不得了，是块新大陆。半个世纪以前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发达程度都远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之上，比我们更是强多了，但是后来的发展拉美落后非常明显。它为什么落后呢？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拉美的经济学家，都把拉美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失败和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落伍，都归结在一个主要原因，它就是民粹主义。比如阿根廷的庇隆总统，在他执政时期短时间内让全国劳工工资涨了40%，虽然看起来这有利于劳动，有利于工人，但是资本跑了，外资撤了，导致老百姓大量失业，可是福利又不能降低，于是政府就多印钞票，大量借外债。二战以前阿根廷在全世界的生活水平排行中列第六位，到现在跌到七十几位。但是庇隆总统确实非常受欢迎，他后来被军事强人赶下台去，回来以后又当了总统。他去世以后，庇隆夫人也当上了总统，因为老百姓欢迎她，有一首歌就是歌颂和怀念庇隆夫人的，歌词写的很漂亮。民粹主义深扎于这个土壤中，这是和我们的直觉、民意和经济学的不一致。我们受过一点经济学训练的人要能看出来这其中的不一致，要能分析出来这个政策的矛盾，这样就能学而致用了，就能把你学的经济学运用到现实当中了。我们国内有没有这种案例呢？当然有。中国的大跃进时代，谁都想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搞大食堂敞开吃，开始是面条包子饺子，后来是稀粥，再后来连野菜都没有了，树根都刨完了，饿死了不少人，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也想让老百姓吃饱吃好，这是多好的理想多好的梦想，但是你真的搞人民公社大食堂不要钱随便吃，吃不了几天你就彻底跨掉了。

    老百姓希望交通畅通，开车不限号。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堵车的地方之一，不仅仅是超大城市堵，省会城市也堵，我们的雾霾的天数越来越多。香港、新加坡、伦敦汽车的普及率比我们早好几十年，但是现在这些城市的交通比我们要好得多，为什么？你要知道它的汽车进口税是多少，通行费是多少，征收的拥堵费是多少。现在一说收费舆论就骂声一片，但是你能设计出一个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吗？北京现在如果要搞车牌拍卖的话也晚了，因为我们已经有500多万辆汽车了。拍车牌可以是一个选项，上海就是一直拍，拍的挺好，拍一个车牌要7万多块钱。如果拍车牌都能够公开透明按季度公布，款项全部用于公共交通的话，老百姓受多大益啊。这就是城市管理的水平和远见。远见就是在这事还没发生的时候我就能看到，而且我还会制定一个政策跟上。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就是有远见的。个人所得税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甚至更早就开始征收，当时月均收入800块钱以上的才收个人所得税，年轻学徒16块钱一个月，一年也收入不了一百块钱，二级工月收入才30几块钱不到40块钱，所以没人反对。现在你想想如果当时中国个人所得税没有征收，现在再要征收困难会有多大，这就是远见。上海拍车牌也是远见，那时候上海有几十万辆车，它开始拍卖车牌。每一件对的政策后面当然都是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但是你仔细的去查一查，它的背后都可能有一两个明白人在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正是吸收了这一两个明白人的建议，但是基本上公众没有人会记得这些明白人。周其仁教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做对了》，中国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从一个贫穷国家一下成为全世界GDP第二，肯定中国是做对了一些事。这些对的政策是党和国家英明领导的结果，但是他们背后那些设计者呢？这些对的政策的建议人呢？写那些好的文件的人呢？我们的公众却把他们忘了。

    下面我再讲一下第三个案例，启蒙教育以回归常识。

    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但是我们目前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不如人意。我们现在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很多的渠道，花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一些非常高的标准和一些假大空的道德标准教育公众，结果效果并不好，一些丑恶的现象、造假的现象、食品安全的现象比比皆是。假如我们来进行经济学分析，如何才能以最小的成本和最有效方法提高国民素质呢？我的第三个案例的结论，就是用常识来启蒙，讲话要让人听得懂。我今天在这里讲课，我要让你听得懂，你听得懂才能知道我讲的对还是错，才能形成印象。懂和不懂完全不同，也许你今天听不懂我的话，你却以为听得懂了，那么十年以后如果你还记得我的话，也许和今天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懂和不懂的深度和差异是很大的，但是起码我讲话要让你们听懂，我讲的话要符合常识，我讲的话是实话是真话。我们现在总是用一些很高调的道德标准教育公众，听得受众云里雾里。他听不懂就不明是非，搞不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丑。其实，也不是现在我们才把这个标准一下拔的那么高，历史上我们也有一些案例和故事。

    我先讲一个禅宗的故事。南北朝的时候，佛教禅宗传到了弘忍大师。他的手下有弟子五百余人，其中翘楚者当属大弟子神秀大师，神秀也是公认的禅宗衣钵继承人。弘忍大师渐渐老去，他要在弟子中寻找一个继承人。他对徒弟们说，咱们修行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大家都做一首诗，谁做得好就传衣钵给谁。这时候神秀就写了一首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修行了这么多年，他写出来谁都能听懂。据说弘忍大师看了这首诗以后并不满意。这时候有个慧能，交上来一首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据说慧能是一个在厨房里做饭的厨子，还不识字，他的诗还是请师兄师弟给代笔写的，但是他的悟性和对佛教的理解在弘忍大师看来要高的多。弘忍大师一看慧能这首诗以后，二话没说，只在慧能的头上拍了三下，就走了。慧能领会了意思，夜里三更的时候去弘忍大师的房间，弘忍大师就把真经传给慧能，然后还告诉慧能，因为这边有神秀，你不安全了得赶紧走，于是慧能就连夜跑了。据说这个慧能成了南宗的创始人，而神秀则是北宗的大师。我说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跟语言体系和要求有关。大多数人能听懂神秀的境界，要约束我自己，不要惹尘埃，但只有少数人能达到慧能这个高度。启蒙教育对大众要用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否则只是少数人能做到，而大多数人是听不明白的。

    比如说亚当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利的，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你要想对自己有利，必须要生产出社会需要的物质或者是精神产品，你才能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从而造福整个社会。如果按照亚当斯密描述的这个境界，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下，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收入、利润和创业的权利，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收入，获得利润，你必须要生产出社会效用最高的、价值最高的产品，然后再通过跟社会的平等交换，从而得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我们说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这只看不见的手把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劳动创造精神，汇集到你必须要创造出对社会有用的物质或者精神产品上来，那么你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也是社会利益和人民福祉最大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就统一了。不但对你自己好，对社会、对国家都会好。我们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工作是谋生的手段无可非议，但是你要生产出货真价实的产品来。为什么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如此伟大，被公认为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一个基础，就是因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从英国到欧洲再后来到北美，一直到中国过去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历程，都证明了他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讲说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要让资本、劳动、管理、技术让所有的创作源泉都迸发涌流，这就是要把人们追求幸福的过程和创业劳动的过程，和我们社会利益最大化，和国家的利益最大化结合起来。亚当斯密的理论屡屡被证明是正确，所以它伟大，《国富论》伟大。

    假如，我们说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听起来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当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话也不错，但是你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所有的人就有问题了。我们批评个人追求幸福不对，追求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不对，有的时候往往适得其反，因为真正做到毫不利己的人有，但是极少。所以你必须用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用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标准来进行启蒙和教育。我们要找到的应该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是符合人性的东西。

    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框架来做一个考量。是不是经济学就不讲道德情操呢，是不是经济学就是只顾追求利润而不讲道德呢？其实不是。亚当斯密另外一部伟大的著作就是关于道德情操的，他本身就是一位哲学家，更擅长哲学。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明，也形成了可以说是文明程度非常高深的道德情操。比如说我们讲五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要忠于国家，要尽孝父母，兄弟手足要至亲，夫妻之间应该诚实挚爱，同时还用到一个忍字，我觉得也是非常精辟独到的。朋友之间要讲诚信，所以是善。我们传统文化的五伦做的非常好，但是有人说中国人的私德很好，但是超出五伦的，比如说对自己不认识的人，也应该尊重，那属于公共空间的道德。我们中国的传统，都知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从自我做起，从小到大。你不要一上来就教育人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放眼世界，要解放全人类。对于没有文明知识的人，你一下子要求他做那么多，他是搞不明白的。对公众进行启蒙教育，一定要从小到大，首先你要正心，然后你要修身，修身的过程就是去除杂念，去除很多不符合规范或者是不符合礼仪的想法的过程，要一天反省三次。修身之后就要齐家，古时候中国人的家庭很大，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叔、大伯都在一起，要齐家也是不容易的，所有治国中的问题，在齐家过程中都能遇到，所以先要正身、修身、齐家，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教育人热爱也很简单，一个人理先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小村子，然后再热爱自己的县城，热爱自己的省，再后来热爱自己的国家，甚至再大也可以，那也得一点点来。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理念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我们仔细琢磨琢磨，这个道理有多深刻啊。实际上，在联合国里讨论并能够产生共识的准则是不多的，其中一条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面对很多的困惑，比如现在最缺少的一个是诚信，一个是公共意识。遵纪守法，遵守公共道德，你可以说很多，但是最当务之急的是诚信问题。各种造假、以次充好的问题太严重。我们应当承认必须要大力度进行公共意识教育。所谓公共意识是公民自觉遵守的在公共领域的行为规范和意识，公共意识是相对于私密意识而言的。我们过去长时间对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力，大众公私不分，普遍缺乏公共意识。我们要学会区分个人行为在家里还是在公共领域，你的行为应该是不同的，要求每个公民都能自觉遵守公共领域的行为准则。许多人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从车里随便往窗外丢垃圾，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我去国家大剧院看节目，每次都痛苦不堪，有抱小孩的，有玩手机的，还有打电话的，有的的不打电话，就用手机来拍照。在机场大声喧哗的，围在一起打牌的，如入无人之境，所有外国人非常奇怪的在看中国人在干什么。

    一个文明的人是强壮的，一个文明的团体也是安定的。文明的人第一懂法律，第二懂科技，懂法律意味着他明白个人的财产和行为受到法律保护，所以他也是平静的安详的和淡定的。愚昧的一群人能干出很丑恶的事来，因为他们没有法律概念，觉得人多势众，觉得干什么事是合法的。而文明的群体受到再大的压力也是淡定的，他们坚信正义坚信法律可以处理得当，文明人势力再大，也知道是自己受到法律约束的，而不去干丑恶的事。今天是在清华大学，我希望你们听了我的课有一个印象，希望你们几百个人能够成为公共意识和诚信的传播者加提倡者，也成为一个自觉的遵守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对今天讲的课就非常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