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呼吁，中央尽快建立改革研究班子，多名经济学家呼吁成立改革委，突破固有利益格局。经济之声评论：改革难就难在打破利益格局。

    中广网北京2月18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新春伊始，国内的经济学家们就把关注点放在了改革上。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改革的重点任务和路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吴敬琏在论坛上表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突破体制性障碍，尽快制定总体改革方案。他呼吁中央尽快建立改革研究班子，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各子系统之间的配套关系和合理顺序，把今后若干年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若干阶段，形成各阶段改革的“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总体方案。

    吴敬琏举例说出了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说如果土地产权问题不解决，各级政府会继续用旧有的办法来支撑城镇化，最后还是摊铺子、摊大饼，演变为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此外在这次论坛上，还有曹远征、郑新立、张维迎等多名经济学家呼吁专门成立改革委，以突破固有利益格局。

    《央广财经评论》本期嘉宾：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制定“顶层设计” 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

    吴敬琏详细阐述了他对于改革的设想，呼吁中央尽快建立改革研究班子，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推进改革。他认为中央政府应该主抓顶层设计，否则在原有利益格局得到进一步强化之后再动，就更加困难了。一直以来，吴敬琏先生在很多场合都强调"顶层设计"，认为这是推动改革的关键，您对"顶层设计"是怎么理解的？

    向松祚：吴敬琏先生所谈的"顶层设计"，我在很多场所也亲自听他讲过他的构想。事实上，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里面，以前中央是有个国家体改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实际上当年是研究整体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当时有一个体改委做的"顶层设计"。后来体改委没有了，现在为什么大家又重提"顶层设计"，我想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明显感觉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遇到了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个转变为什么推行不下去？都知道是一种体制性的障碍，是一种制度性的障碍。所谓体制性的障碍、制度性的障碍，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甚至是断然的否定。

    实际上哪些需要改革，比如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如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改？老百姓也好，整个社会其实是有共识的，但是为什么改不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改不下去到底谁在阻挠这个改革，谁不愿意改革，其实主要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一些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包括一些政府部门，还有其他一些秘密集团。

    需要从上面，从中央来引导这个改革，中央有权威性才能推动这个改革。中央必须设计一个整体的规划，到底往哪个方向改，怎么改，最终改革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总体方案有了之后，再有一个路线图有一个时间表。

    我想吴敬琏先生讲的“顶层设计”核心的就是改革总体的目标，整体的规划。路线图和时间表必须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由各个部门具体拿这个时间表，因为各个部门自身有一些部门不愿意改革，会触及到自身的利益。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如果中央没有一个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规划，统一的决策，没有中央自上而下的决心，我们现在所讲的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跟不下去的。很多改革我们已经谈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了，到今天为止仍然止步不前，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大的难题。

    吴敬琏先生呼吁尽快建立改革的研究班子，这些研究班子该由哪些成员组成呢？

    向松祚：研究班子最主要的要有超出利益集团的学者来参与，当然也要吸收一些在地方改革方面探索比较多的专业人士的参与。过去我们在很多的改革方面是有一些成功经验的。当年的国家体改委在很多的改革方面，比如价格改革、资源改革、外汇体制改革等是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大家对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其实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有一个超脱各个利益集团的人士组成一个研究班子设计出“顶层设计”。但是这个只是问题的第一步。

    其实最核心的是，中央最高层面必须拿出一个明确的决心，什么时间我们要完成这项改革，而不是一拖再拖，要尽快的决策。

    比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据说现在有好几个方案，不同的部门都拿了自己的方案，但是这些不同部门的方案始终协调不起来，很麻烦。三年协调不起来五年协调不起来，可能一直拖下去，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永远推进不了。比如说产权制度的完善，比如说农村土地到底怎么去扭转，有没有去扭转，产权的改革和完善也需要很多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定论。这也需要最高层拿一个决心到底应不应该扭转，怎么扭转。其实这个方案有很多学者都已经做过很仔细的研究，这些研究为什么最后形成不了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基本的方针，原因就是很多部门之间协调不起来。再比如说我们资源价格的改革，说电力、煤炭或者其他的稀有资源的价格体制的改革牵扯到很多部门的利益和大企业的利益。

   为什么需要最高领导人来挂帅，实际上要加强权威性，让各个部门不能违背这个改革的总体方案和总体设计。选什么人进入这个班子，其实并不是太重要，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认识，但是就是形成不了强有力的决策执行下来，这是他们呼吁要建立最高层领导人负责改革班子的最核心的意图。

    自下而上的改革也是我们改革非常重要的补充

    伍皓认为，改革要从基层做起，他认为如果没有基层的行动和实践，顶层设计得再好也等于零。这样的观点似乎又有一定道理？

    向松祚：我们如果深刻总结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始终是自下而上，或者是自上而下，这两个渠道是相配合的。

    比如说中国过去启动中国改革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如说城市的工业企业改革，比如说也是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最早都是由基层的企业创造的。这些经验经过中央决策，在全国进行推广，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些年其实基层有许许多多成功的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包括民营企业的改革，包括科技的创新，包括金融的改革和发展，这些经验是需要大家来吸收起来进入到中央最高的决策，所以我同意自下而上的改革也是我们改革非常重要的补充。

    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强调自上而下。前面强调，中国的很多的问题，包括财税体制的改革、金融的改革、垄断企业的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等等，这些改革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基层也有很多的经验，民营企业也有很多的呼吁。民营企业的呼吁其实已经说明这个改革的方向该往哪里走，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顶层上面要有总体的规划，要有巨大的决心，来落实这些改革的方案。

    建立改革班子，在各方面探索比较成功的人士可以吸引到班子里去，同时我们也要吸收一些民营企业比较成功的企业家，而不完全仅仅是学者和官员，这个里面需要综合的考量。班子人员需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也体现了中央在党的报告里面讲的，改革需要凝聚共识、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和集思广益就是要全面的人士来参与，也包括基层的人士来参与到这个班子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