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人心所向，但难度却在加大，不但不同领域的改革相互关联，而且面临着复杂利益关系的挑战。下一步如何“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深受社会各界的期盼。日前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再次聚焦改革主题，与会多名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张维迎、郑秉文、郑新立、曹远征等均提出应建立国家改革委员会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固有利益格局，实质性地加快改革。

　　建立一个高级别改革协调机构，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建议，最近几年已在改革研究者中初步形成共识。在2008年和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两次提交提案建议“尽快建立一个由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的、超脱部门利益的改革协调机构”。无独有偶，去年2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同样建议“在政府最高层成立一个高级别的改革委员会”；去年12月底，中国社科院受中央委托完成的经济体制改革报告同样呼吁“设立利益超脱的高层次改革推动机构”；此外，一批“老体改人”，如原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杨启先、邵秉仁都曾在多种场合提出同类建议。

　　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改革的统筹协调更加重要，完善体制协调机制更加迫切。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其指向都是顶层改革协调机制建设。过去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每当改革处在关键时期，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就愈发重要。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目前已经进入一个以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阶段，改革的迫切性进一步增强，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改革推进非常艰难。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尤其需要中央的协调，需要顶层推动，需要明确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否则改革很难顺利进行。

　　当前，中国改革之所以阻力重重，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其根本原因是许多所谓的“改革方案”受限于对本部门利益的维持和保护，无法突破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说到底，改革是利益关系的一次重新调整和分配，从根本上必须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现阶段，一些过去的改革者和改革部门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让既得利益者主动打破既得利益的改革不太现实，“自我革命”的勇气可嘉，但“自我革命”的阻力太大。另一方面，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单兵突进式”改革，往往更多是向自身利益倾斜的，甚至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反改革的勾当”，久而久之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超脱部门利益的改革协调机构，否则在各个部门完成改革设计、形成利益格局以后，再进行改革协调就更加困难了。

　　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需要成立中央层面、直接对中央负责的改革领导机构，其目的就是确保这样一个机构真正做到“利益超脱”，从而避免“自己改自己”而固化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无论取什么样的名字，这一机构最大的部门利益只能是“推进改革”，必须以协调推动改革为唯一目的，它不同于当前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它不掌握具体的项目审批权，并严格限制其培植部门利益。新机构不管发展，只管改革；不管短期，只管中长期；不管宏观调控，只管体制机制。只有利益超脱，作为改革协调部门，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从全局而不是从部门利益考虑改革的重大决策，尤其重要。

　　中国改革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时期迫切需要新的改革路线图，必须尽快建立超脱部门利益的中央层面改革协调机构，必须通过明确、统一、科学的顶层设计来集聚人心，这样才能牢牢把握改革主动权，真正实现“改革不停顿”，有效释放“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