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没有滑出“下限”

　　记者：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高于中央政府提出的7.5%的预期目标，但悲观和担心日渐增多，您认为现在的经济增速是否处在合理区间？

　　王一鸣：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长7.6%，高于年初7.5%的全年预期目标，经济增速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更重要的是，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指标，比如，城镇新增就业保持稳定增长，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700万人，完成全年900万人就业目标80%左右。物价保持稳定，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2.4%，涨幅与一季度持平，比上年同期增速回落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转型升级稳中有进，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幅比第二产业高0.7个百分点，能源消耗强度下降幅度较大，单位GDP能耗下降3.4个百分点。总体上看，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没有滑出“下限”，物价涨幅没有超出“上限”。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仍是最高的。

　　我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换挡阶段，上半年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复杂因素，也是我国潜在增长水平下降的客观反映。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观察，从2007年三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就开始了，这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但当时增速回调是主动调整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增大，中央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遏制经济增速下滑，实现了经济回升。但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调整转型深化，从2011年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速又连续出现7个季度回落，在采取了稳增长的措施后，去年四季度经济出现回稳态势，增速达到7.9%，但今年一、二季度增速又有放缓。这个变化过程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开始由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7%—8%的潜在增长区间。这种变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都会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者调整的过程。国内外多数机构的研究表明，我国潜在增长率正下移至7%—8%的区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仍处在这个区间。

　　虽然经济增速已经换挡，但换挡过程中不能失速。当前，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仍十分重要。没有一定的速度，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民生就没有物质基础，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也无从谈起。有人认为，经济减速有利于倒逼结构调整，但速度不是越低越好。经济一旦失速，进入惯性下滑轨道，信心缺失与经济下滑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结构调整难以有效推进，而且经济基本面还会受到巨大伤害，重启的难度和成本也会大大增加。因此，我们既不能不顾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盲目刺激经济增长，也不能放任经济减速跌出合理区间。

　　经济增速放缓，矛盾和问题“水落石出”

　　记者：观察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看效益，现在财政收入、企业收入都不乐观，您怎样分析这个问题？您认为其中潜在的风险是否很大？

　　王一鸣：我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仍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潜能正在释放，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和市政设施的投资空间仍然较大，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住行、教育、旅游和信息服务加快成长，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人力资本条件不断改善，企业创新活力增强，加之中西部地区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后发优势逐步显现，沿海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竞争能力不断增强，这些都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经济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隐忧，特别是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后“水落石出”，对此要引起高度重视。比如，经济增速放缓带来财政收入大幅回落，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同比仅增长1.5%，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增速也明显回落。除了营改增、进口货物增值税和关税减收等因素外，经济增速放缓也是重要因素。随着财政收入和土地收益增长明显放缓，加之地方债务进入偿债高峰，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有可能增大。再有，受到市场需求收缩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双重影响，企业盈利空间也受到明显挤压。一方面，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原有的市场份额还面临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挤压，国内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不仅钢铁、水泥、石化、有色等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领域也面临较大过剩压力，压缩了市场需求空间；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上升较快，土地、矿产等要素成本也持续上升，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减弱，一些靠高投资、高负债急剧扩大产能规模的行业，在经济增速放缓和企业利润下降的背景下，财务状况有可能恶化，也会增大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还不稳固，应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累积的风险，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推动转型升级，根本出路在深化改革

　　记者：人们对增速放缓有点担心，可能也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渴望，各方寄予厚望的城镇化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怎样才能迅速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推动力？

　　王一鸣：我国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表明依靠投资和扩大产能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趋于减弱，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核心就是要适应国际环境深刻调整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使中国经济转向有更高质量、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根本出路在深化改革。这就要求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取消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规定，清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让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释放改革红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经济发展潜能进一步释放出来。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挖掘新型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就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通过对包括户籍、土地、财税在内的制度改革，以及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经济转型升级，关键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要求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企业竞争力。通过改革构建创新生态，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体制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培育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培育新的发展动力是一项长期任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向这个方向迈进，把打造升级版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和政策举措。

　　托市调控政策，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记者：每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总有人希望政府能出台救市或托市的调控政策，您认为政府现在应该出手吗？请您分析宏观政策的走向。

　　王一鸣：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再像过去那样出台救市或托市的调控政策，不仅难以完全奏效，而且还会延缓调结构、转方式的进程，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面对当前形势，要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结合起来。一方面，要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采取一些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政策措施，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的起落。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保持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加大对企业设备更新、研发等活动的支持力度，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作用，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和创新组合，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合理增长，着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加大对实体经济、“三农”领域、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另一方面，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放松管制，放宽准入，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市场功能，强化市场竞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提高市场效率和弹性，在市场竞争中创造新的需求，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动力。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重要引擎，份额还将提升

　　记者：每当中国经济速度放缓，国际上就会出现唱衰中国的声音，您怎样观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

　　王一鸣：从目前形势看，美国经济弱势复苏，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日本经济内生动力不强，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全球经济依然呈现复苏乏力的态势。7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调整为3.1%和3.8%，分别较4月份预测调低0.2个百分点。加之近期市场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强化，欧元区债务危机出现局部反复，加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如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我国经济增速也出现放缓态势，但放缓幅度也明显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大国。比如，印度今年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4.8%，为10年来最低，俄罗斯今年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1.6%，为2009年以来最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仍是最高的。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还将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还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问题，是可持续增长问题。